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评《嵇康美学思想述评》

长期以来,魏晋风度都是知识分子"人生艺术化"追求的理想状态.在那样一个文的自觉和人的自觉的时代,社会动乱和礼乐崩坏反倒将人生推向了巅峰状态——审美的境界.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16世纪的‘文艺复兴’.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的精神内蕴与美学内涵

《世说新语》记载了魏晋士大夫的言行轶事,反映了魏晋士人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追求,描绘了"魏晋风度"的生动画面。魏晋风度具有丰富的精神内蕴和深刻的美学内涵,魏晋风度具有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审美发现,其表达的对人格美的追求和超越世俗的叛逆精神等精神意蕴,对中国美学和中国人文精神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重估魏晋思潮的时代主题与文化精神——读《魏晋三大思潮论稿》

魏晋思潮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据特殊的地位。它不只进一步向前发展了先秦道家的宇宙本体论思想,而且冲破了两汉儒家经学烦琐支离的沉闷气氛,形成了一次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无论在理论思维的水平上抑或对于人生的理解上,都远远地超过了两汉时代。但是,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人们对魏晋思潮的时代主题与文化精神“见仁见智”的不同理解,因此对这一时     

千秋过客，孤世人心

“世说新语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苦痛的时代,也是美的成就权高的时代,而在这种层次背后,却有着魏晋人士所独有的心理建构,即在言行、才性、雅俗、狂慎等不同心理层面的深层构建,展示魏晋名十的心理建构及其悲剧冲突,在伦理观念上,要张扬个性要“宁作我”,而礼法名教的层层束缚,导致了循礼与违礼,崇教与悖教的心灵冲突,归结为人生理想,则是一往情深的主体,     

从“芙蓉出水”释《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品藻美

"芙蓉出水"美感的源头可上溯至先秦儒家的情性说,而在魏晋时期得到了强调与高扬。《世说新语》中对人的审美的基本评判标准与"芙蓉出水"的"自然"密不可分,展现出的人物品评标准可以分为人生艺术化与艺术人生化。人生艺术化强调人物品藻中将人的审美要求与对自然的认知融合起来,以达到人生艺术化的效果。而艺术人生化则是《世说新语》一书中出现的部分道具怎样外化人之情感,与人生相谐的。     

“儒玄双修”的开启及其经学意义

东晋南朝儒玄双修的社会政治思潮①,启动并兴起于东晋建国前后的东晋中兴名臣及其周围的文人与中下层士大夫。前者为行为主体,后者则是这一思潮的理论论证者与推广者。其主要内容有二:士风上,个人修为及其人生实践上的礼玄双修、情礼兼顾;学风上,东晋南朝的儒林、文士都是儒家经典与魏晋三玄并重。两晋之际开启、兴起的这一东晋南朝社会政治新思潮,在文化上尤其是东晋南朝的儒家经传诠释上,具有回归儒家原典、消减魏晋经学过度玄学化的重大意义。     

道教试炼观初探

正道教经文和仙传中关于"试"的记载从来没有间断,可以说是一条贯穿始终的脉。络道教将修道人生与炼丹过程类比的思想中蕴含着神正论的色。彩试与免试的对、立仙真品阶与免试资格的关,联又使得道教的试炼思的担负起一定想判教功能。道教的试炼道教的试炼观念与魏晋时期道教的兴起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我们在刘向的《列仙传》中尚     

坐看云起时

非常喜欢王维的那两句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水穷处,没有水的地方,也就是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的绝境。魏晋时的阮籍率意驾车,至无路处,恸哭而还。大概他想到的是人生的穷途末路吧,王勃对此有自己的看法:“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魏晋玄学言、意之辨与文学创作

“言不尽意”为玄学基本命题。王弼站在道家立场解《易》,将言、象说成是得意的工具,认为固守言、象则得不到意,只有忘言才可得象,忘象才可得意,“得意忘言”是得道的途径。正始之后,“言不尽意”成为士族观察宇宙人生的重要方法和理论。文学理论也受其影响,以“言不尽意”为探讨文学创作规律的思想方法。文学家视道为最高精神境界,在创作实践中,注重言外之意。玄学的“得意忘言”、“言不尽意”是对理性能动性的极度夸张,它将理性能动性归结为“神理”、“神思”,对魏晋以后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影响很大。     

原始道家道论的展开--道家形而上的梦论与生死论

本文以庄子、《列子》为核心,从形而上的角度对魏晋以前道家学派的梦论与生死论展开研究。作者认为梦论、生死论是构成原始道家根本道论的两大基石。通过从哲学的高度沉思梦、生死两种基本的生命现象,原始道家思想家将其玄冥难测、不可言谈的道贯通于现实的人生界。这就使得道家的道论拥有一种人文关怀。作者还以为从形而上的视角对梦进行沉思、述说并将其与道论、生死论贯通,乃系道家学派的首创,由此梦的研究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论柏拉图审美视野与魏晋文学范式的相通性

柏拉图"理念"说与老庄关于"道"的观点虽然起源于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但作为美学衍生的母体和审美评价标准,都是对世界本源进行叩问与探究的结果,在美学态度和文学价值上有着惊人的相似取向。而魏晋文学极大地继承了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道家哲学,其崇尚自然的价值指向和寻求人格自由的内在精神,是中国文学实现美感自觉开拓的源动力。在对老庄思想的继承和改良中,魏晋文学形成了独特的审美范式:淡化了文学创作的功利目的性,体现了创作者对人生的感悟与鲜明的时代特征,强化了文本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     

玄学:人生价值准则的重新确立

从形式上说,魏晋玄学是汉末清议的延续,这一点已得到学界大部分人的肯定。我以为,汉末清议与魏晋玄学之间不仅存在形式上的联系,而且有实质上的关联。汉代的清议和魏晋玄学实质都是士大夫阶层在感到人生价值失落情况下对人生价值的重新确立,二者的区别在于清议是以一种新的尚未提到哲学高度的人生价值准则去评议具体人物,而魏晋的百谈则力图从抽象的哲学层面确立一种新的人生价值准则。一、魏晋之前中国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准则基本上是由儒家确立的。儒家认为,人生的理想境界就是心与道为一。孔子所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指的就…     

论中国古代人物画的“形神”之变

以魏晋作为一个大的分水岭,人物画的形神之变可分为魏晋之前、魏晋、魏晋以后三个大的阶段。魏晋人物画家在观念上的转变,是古代人物画形神之变的重要起点,其突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西晋的卫协解决了画艺精微的问题,使得人物画在"形"的认识和应用上有了根本的变化;二是顾恺之解决了画人物"传神"的手段问题,并首先提出有关形神的问题,完成了古代人物画由不自觉的感性认识进入到自觉的理性认识的阶段。顾恺之"以形写神"的观点与汉画的遗形取神恰好形成反拨,开始了中国古代人物画真正关注"形神"的新阶段。     

寒食散的“医道”思想刍议

寒食散是秦汉时期方仙道的产物。寒食散大略经历了先秦秦汉之初的“成仙”、东汉之“疗疾”、魏晋之“兴奋”、魏晋之后之“服毒”四个功能的演变。寒食散在魏晋时期，被玄学“物化”。它的“医道”思想，主要体现于方仙道与魏晋玄学。     

读宗炳《画山水序》偶感——才性胜于节操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既然是变化时期，不仅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亦会涉及到文艺思想领域。那末，我们怎么去看这魏晋风度的产生呢？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标志着魏晋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在经历了秦汉的辉煌帝国中国封建政治已经初步稳固和发展，到了魏晋，疆土的分裂又是如何影响艺术创作的。道儒两家对中国绘画的影响也是从魏晋时期开始博弈，最终，道家的“出世”思想浸入中国画坛。文人士阀无不归隐山林。作画自娱。以山水画的创作理论作支撑，说明宗炳《画山水序》对山水画创作观念的影响和启示至关重要。     

汉末魏晋绘画功能论的演变

汉末魏晋时期,绘画功能论发生了由重视绘画的“教化”功能向重视其“畅神”功能的演变,这一演变与汉末魏晋时期的政治、文化、哲学思想息息相关。分析汉末魏晋时期哲学思想的演变,并探讨绘画功能论的演变对中国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创作、对中国画美学思想和哲学内涵产生的影响。     

浅谈《世说新语》清谈品藻之廖——以河东裴氏人物为例

《世说新语》是一部志人小说,广泛记录了魏晋间名士的逸闻轶事,为我们研究魏晋清谈及人物品藻提供了很多材料。魏晋时期,河东装氏是与琅蚜王氏齐名的世家大族,时人以“八裴方八王”。从《世谢新语》中对裴氏人物的记录,我们能够看出魏晋清谈品藻之风的盛行。     

王铎《草书临王献之省前书帖轴》与原帖之比较

魏晋时期,二王可谓今体草书之滥觞,尤其是王献之开创"一笔书",对后世草书的发展影响深远,经唐、宋、元直至晚明时期的"高堂大轴",草书达到了另一极致——将魏晋、唐、宋、元时期于手中把玩之精致小字,发展成悬挂于厅堂之内的大字草书,最为突出的便是王铎,特别是其临摹的数件《阁帖》作品,与原作认真比对后,受益匪浅。     

儒道边界的内在性与流动性——魏晋时期“经玄”关系之辨证性研究

玄学究竟为附着于经学抑或与其对立,是魏晋经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在魏晋时期,经学与玄学之间的边界是"内在性"的而非"外在性"的,其界限是"流动"的而非"停滞"的,显现儒道两家在思想上具有"相互否定""相互依存""相互融合"之特点,两者的差异性最后统一在广义的"经学"中,因此,玄学是经学发展到魏晋时期的一个环节和阶段。儒道两家在魏晋时期的"对立"和"界限"本身就是内在于经学之中的,两者的人为隔离在此时被打破,并重新被融合与汇通。     

戒律、僧制、法令——魏晋时期的汉传佛教寺院内部制度

学术界对魏晋时期汉地僧团的管理模式,主要依据道安的《僧尼轨范》展开研究,实际在当时,包括慧远在内的一些僧人,都创制过僧团的内部管理制度。塚本善隆先生抄录的《敦煌写本某地方佛教教团规制》,为我们研究魏晋时期僧团的内部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此类文献,我们能了知魏晋时期的佛教内部管理,是建立在戒律基础上,汇通了中国固有的礼制要求和政府需求的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