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王阳明论万物一体的两种方式——以《易传》《礼记》中的“天地之心”为基础

朱熹与王阳明基于对天地之心的不同理解,呈现了论万物一体的两种方式。在宇宙宏观视角下,朱熹承《易传》而以“生物”为天地之心,以“天地之生生”为人性之仁的价值来源,经由“仁性爱情”的体用关系,最终达至博爱万物的一体境界。对他而言,万物一体是在人的天地生物之心最广泛的发用,其虽有本体宇宙论基础,但本身并非本体宇宙论问题,而是价值论问题。从人的主体视角出发,阳明借《礼记》而以“人”为天地之心,以“人心之感通”为仁民爱物的价值依据,重视对万物的真切恻隐,而在本然与应然两个层面指点痛痒相关的与物同体。在他眼中,万物一体也以价值论为主要论域,凸显了人这一天地之心的感通能力对于同感万物苦乐、通达万物价值的必要性。朱熹和王阳明论万物一体时的诸种异见,可归为视角差异。二者视角虽殊,但同样强调人对万物的道德情感和人与万物的价值关联。其间异同启示今人,生态伦理学中“人类中心”与“非人类中心”的区分,或可通过“是否以人类为视域中心”来获得新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