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为什么出入“佛老”——兼论儒学在现代开展的途径

宋明儒家为什么出入佛老 ?2 0世纪学人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被其吸取西学以重建中学的现代性“前见”主导着。本文通过对于陈寅恪儒佛关系论的分析 ,揭示了这一点。接着 ,本文探讨了宋明时代儒家出入佛老的真正意图 ,并以此为起点 ,探讨了儒学在“佛老”大行其道的情势下开展自身的方式。最后 ,通过贺麟中西文化观的解读 ,对于儒学在现代的开展途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正义”之下的契约

晚明汉语西学文本《修身西学》的第十卷第四章《论义德功务》脱胎于17世纪耶稣会神学家莱修斯的《论正义》一书。中西融合之后的义德,一方面体现在契约双方应遵守自愿、公平的原则,另一方面肯定并保障契约双方的合宜之利。而"义德"在儒学体系中,除道义之外,常被用于警惕和对抗"利"的存在。在晚明民间契约已形成常例的状况下,未见儒学之"义"对契约进行系统规范的阐释。儒学在以道德指导经济活动这一现实层面的缺席,为西方契约论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空间。同时,西方伦理学中的"正义"东渐也更新了儒学之"义"。     

19世纪传教士中文报刊的历史演变及其近代化进程

19世纪上半叶,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将西方近代报刊的概念与形式介绍到中国,揭开了中国近代报刊的序幕.19世纪下半叶,近代报刊逐渐走向成熟.伴随着报刊的近代化进程,这些传教士报刊还经历了从传播宗教到传播西学的转变,它们又是促使中国人自办近代化报刊的催化剂.     

天主教与明末士大夫(二)

论到中西融合,明末士大夫需要面临一个关键问题,即中学西学,孰先孰后？比较有代表性的主张为西学中源说。     

文化转型期刘师培的经学研究

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转型期,刘师培从思想自由的角度批判了传统经学作为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的控制,又从字义考证入手彻底解构和颠覆了经学作为价值准则的合法性地位,同时借助于西学对传统经学进行新的阐释,为现代新文化的构建提供资源,从而开启了经学研究的近代之路。     

论孙诒让的礼学研究与中西政治文化观

孙诒让(1848—1908年)作为著名的朴学殿军和教育家而享誉晚清学界,后人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术与教育思想方面,而对其政治思想尚未见深入系统之研究。但我们若将《周礼正义》、《周礼政要》和他的一些杂著、演讲结合在一起研究,则大致可以看出孙诒让政治思想之梗概。晚年孙诒让曾说:"余所亟愿了解者,近代西洋政治学术沿革经过"。(转引自陈守庸,第1-2页)由此可见其关切政治之一斑。在晚清变法浪潮和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双重刺激之下,孙诒让开始从纯粹地     

太虚大师与祗洹精舍

1898年“戊戌变法”前夕,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著《劝学篇》上奏朝廷,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提议为推进初等教育,解决教育经费之不足．将全国佛教寺院与道观的大部分改为学堂。此即著名的“庙产兴学”运动。“庙产兴学”的政策,对外是为了对付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压力,以图挽回江河日下的政局;对内是为了调和新旧思想,改造旧有的教育体系,     

西学与清初思想的变迁

从晚明的王学到清初的考据学,中国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理解这种巨大的思想变化学术界多有议论。文章从西学与清初的科学思潮,西学与清初考据派,西学与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三个方面深入地分析了从晚明到清初思想变迁的实际历史过程。说明了西学作为一种外来思想,所以被接受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中国思想文化有了这种内在需要,传教士所介绍的学术和思想只是作为外部原因才发挥了作用。     

利玛窦向中国文人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意义

利玛窦是接受过16世纪正宗西方教育,然后来到中国与中国学者进行了近30年学术交流的最早的西方人。他非常熟悉当时西学的特点,而且向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介绍了不同于中国"天圆地方"的西方宇宙观,以及中国所没有的西方的演绎式推理法。然而,与利玛窦所想到的不同,原来中国并不是没有和实用性无关的数理逻辑,研究二进制的莱布尼茨就惊叹邵雍《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中卦序之精妙。不过必须指出,利玛窦的西学输入之后,为17世纪以来东亚文人的学术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意义。     

论晚清中国士人的基督教源于墨学说

在晚清中国士人中曾广泛流行基督教起源于墨学的说法,取代了此前将佛学看作基督教源起的观念。这是当时西学中源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中国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在晚清墨学复兴、墨学地位提高的背景下,这一认识有助于士人对基督教采取较为宽容的文化态度,促进了他们对基督教文化的进一步了解,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