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构建的政治符号之维——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

20世纪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转向为政治学的发展带来了重要启发。在符号属性与政治属性同为人类基本设定的前提下,我们发现符号现象与合法性生成存在内在关联,二者经由政治符号所形成的合法化过程,建立起囊括各种话语、行为、仪式、象征、神话、制度、政策等在内的庞大的"象征之林",从而将政治统治过程推进延伸为一个文化的象征系统的维持过程。借助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我们将这一合法化过程解释为政治符号结构(认知、规范与信仰)在合法性环境(价值、法理与民意)的输入要求下形成的政治功能(认同、稳定与服从)输出。我们应该站在范式转换的高度来对待"象征的合法性"问题,即政治符号与合法性互为表里,应该重视从符号象征、合法化策略的角度去观察理解各种政治现象。     

秦汉之际皇权合法性理论的探寻与建构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皇权是与大一统专制集权政治一起诞生的。但是,为皇权寻找"合法"存在的理论依据,却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从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称始皇帝,到汉高祖刘邦建立大汉王朝,再到汉武帝确立"君权神授"思想,最终使皇权的合法性理论得到完成。     

儒学的现代危机:启蒙话语与创生范型

回溯历史,儒学的每一次重大转型与发展都与其遭遇的困境以及所处的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五四"时期儒学批判话语的历史情境下,"儒学与现代性"关系问题逐步凸显出来,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正视和需要认真回答的历史性课题。一、"五四"运动下的儒学危机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日加剧以及中国自身政治统治的没落,传统儒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传统士大夫们所尊奉的孔门圣教在西学的逼近之下也呈现出持久的紧张与冲     

绩效约束、制度弹性与有效治理的结构转型——以基础性权力为视角

非对称性的权威资源与权力结构始终存在张力,导致社会治理中的合法性诉求、绩效约束与制度弹性共同作用于科层体制,并消解了其所构筑的制度化与规范化的权力分配与治理模式,从而导致了非制度化治理趋于常态化。诸多文献探讨了绩效与成本约束下社会治理的衍生形态,以及政体类型与治理质量的关系,但在揭示非制度化治理是如何偏离并制约正式制度的各个层面、探求非制度化治理的关键要素以及治理转型的内生机制等方面却远未充分。因此,本文将探讨非对称状态下的权威和权力关系如何影响社会治理的组织结构与制度运作,尝试引入"基础性权力"的概念来研究治理的内生性变迁机制,分析技术化的治理手段如何借助基础性权力的制度化与渗透网络实现从"权力"到"渗透"的转变,进而助推社会治理走向"责任-回应"的互赖结构。     

契约观念与正当性——一个政治哲学史的视角政治与伦理

作为政治学的重要范畴,契约观念与政治生活中的正当性问题紧紧交织在一起。这一范畴有特定的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背景,并在不同时代语境之中有其不同的内涵和特质。在西方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契约观念分别与政治服从的必要性、政治权威合法性和政府行为的范围与限度等问题密切相关。契约政治观念体现了人类实现自我治理的理想。     

法先王:儒家王道政治合法性伦理

"先王"是儒家塑造的王道政治伦理典范。儒家提供的统治合法性政治伦理包含在"法先王"的命题之中。这个命题有两大尴尬和弊端:一是"圣王"理想蜕化为"王圣"现实;二是"圣王"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政、执法者。不过,儒家的王道政治伦理为救济这些弊端准备了资源,在现代宪政条件下仍然有着革新的内在空间。     

民初政治权威的危机与孙中山"党治"思想的形成

以辛亥革命的爆发和中华民国的成立为标志 ,中国开始了政治权威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民国初年 ,虽然建立了中央政权 ,但没有真正建立起中央政治权威。相反 ,由于权威合法性延续的中断导致政治权威的断裂与危机 ,社会走向严重的失序状态 ,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试图用不同的方式重建政治权威 ,其中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强人政治”和以宋教仁为代表的民主政治两种途径较为典型。在袁、宋所主张的方式均遭失败的情况下 ,孙中山提出了“以党治国”的第三种权威模式。作为一种替代性和过渡性模式 ,孙中山探索的“党治”模式回应了社会政治心理需求 ,为解决迷失已久的社会政治权威提供了一种现实的选择     

教区司铎的服从：共同的使命

在所有领洗者的认真基督使徒生活(Serious Christuan discipleship)中,服从是另一个福音命令。教区司锋有他自己独特的方式活出这种福音命令,本章将要着重讨论这一点。我的中心观点是,教区司铎听命与团体和传教(mission)有着根本的联系,如果去除这些基本的关系,那么教区司铎的服从就会涉及到严重的误解。     

不同年龄儿童对权威认知水平的研究

文章采用两难故事法对儿童(7～17岁)在与权威(父母、教师与社会上的成人)发生矛盾冲突时所处的认知水平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儿童对有关权威的规则与命令并不是一种盲目的服从与不服从,而是依据自己对权威的一种认知而行动的,儿童对权威的认知处于一种发展过程中,不同年龄儿童对权威的认知水平不同且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和对象差异。     

浅论近代佛教寺院组织治理的合法性危机

近代中国社会剧烈转型中的佛教寺院，在组织内外两个方向上均有治理方式的变革。不过，代表寺院外部治理的各种佛教组织，和代表寺院内部治理的各种改革，都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在于寺院内外组织治理方面遇到的合法性危机，即，一方面，官方管理机构的退出而给僧团以自治的空间，但佛教组织建设方面的合法性危机使其最终走向失败；另一方面，有关寺院僧众教育等寺院内部治理的改革，也因合法性认同的危机而未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