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爱极为稀缺

儿时，父母无数次宽宥我们的过失，我们成人之后，却不愿意谅解父母所犯下的哪怕是一次错误。 身为儿女，掌握着天下最幸福的一种权利，叫作“犯错权”，也就是愚蠢的权利、冒失的权利、冲动的权利和无知的权利。     

清代公私观念中的权利意识

清代是传统社会顺着自身轨道发展的最后时期,在这一时期,儒学的一些基本观念发生变化。在对欲的承认的基础上,纯属个人利益的私与侵犯他人利益的私得以区分,不仅人们对欲望和利益的追求具有了正当性基础,而且对他人同样的利益和欲望予以承认,因而具有一定的权利意识。但是由于缺少一定的制度安排,也就无法产生制度基础上的权利要求,现代权利所要求的实体和程序问题都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当借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我国的权利发展时,必须注意两者的相同与不同,必须在特定的历史和传统内研究权利的发展。     

镇江剪子巷清真寺开放指日可待

镇江剪子巷清真寺开放指日可待穆良江苏省镇江市剪子巷清真寺，原名古润礼拜寺，始建于唐贞观二年（公元６２８年），坐落在仁安坊阜民街。明万历三十年（公元１６０２年）移建于剪子巷，改名＂清真寺＂，建筑面积１０８６．８１平方米。原寺大殿系明代风格的宫殿式建筑，...     

权利、义务与尊纪守法

中国发展的近20年，我国基督教向世人展现了空前繁荣发展的美好景象，信教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广大基督徒爱国爱教，回报社会“作光作盐”，一片爱心。这得益于党和政府对信教公民的关心、爱护，也是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坚定不移地走三自爱国道路所取得的辉煌成果。     

物种之本质与其道德地位的关联研究

物种是否具有道德地位以及具有什么样的道德地位与物种是否具有本质以及具有什么样的本质有关。"物种个体论"是不成立的,由此,物种不具有如生物个体那样的道德地位。"物种多元论"否认物种具有"自然类"的本质,因此,物种也就不具有"类"意义上的道德地位。"关系本质主义"不是真正的本质主义,由此也不能给物种道德地位的确立以确实支持。只有"内在生物本质主义"之"理想的‘DNA条形码’",才能作为物种的"真实本质",由此也才能使得物种具有内在的、天赋的价值,并据此拥有道德地位。维护物种的道德地位,就是维护这样的本质。鉴于物种的其他概念而伦理地对待物种,不是基于物种自身拥有相应的道德地位,而是基于物种之成员及其环境所拥有的相应的道德地位。     

职场排斥对员工家庭的溢出效应：归属需求和工作家庭区隔偏好的作用

以往研究证实了职场排斥会对员工组织内诸多方面产生危害, 然而关于职场排斥向组织外部特别是家庭领域的溢出效应还知之甚少。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探讨职场排斥对员工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溢出效应和具体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1)职场排斥对员工家庭贬损有显著正向作用, 对家庭满意度有显著负向作用; (2)工作压力中介了职场排斥与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关系; (3)员工归属需求调节了职场排斥对工作压力的影响, 同时调节了工作压力在职场排斥与家庭贬损、家庭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 (4)员工工作家庭区隔偏好调节了工作压力对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作用, 并且调节了职场排斥通过工作压力对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中介效应。     

"自由至上主义"如何为国家辩护--以诺齐克国家观为例

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认为,国家是个人自然权利在道德边际约束作用下、在利益目标最大化或损害最小化的市场中逐步产生的,所以,国家对任何个人保持中立.与此相对照,功利主义与契约论的国家观实现的只是"仅仅以人为工具";无政府主义则把"以人为目的"虚拟化.然而,依据诺齐克自由至上主义国家观的逻辑,其"最小国家"应弱化为"非模式化国家"更为合理.     

"经济人"与制度安排

"经济人"利己性并非理论假定,而是一个简单的事实;"经济人"利益最大化不是追求物质、金钱的最大化,是包括名誉、地位、良心以及长远利益的最大化;"经济人"涵盖十分广泛,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还涉及政府官员在内的所有劳动者;"经济人"出现利他行为时也不能排除其出于利已的动机;"经济人"的利己属性是人的基本权利,无善恶之分.对"经济人"必须设计和构建严格的制度,使正当的个人利益得到激励和保护,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得到抑制和禁止.制度安排必须遵循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平等性、自主性、互利性原则,强化对权力约束原则,实现个人利益、他人利益、社会利益趋于一致.     

透视医疗纠纷——辨析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发生医疗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医患双方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产生的争端。由于我国卫生法制的滞后,患者被作为消费者伸张权利逐步成为趋势。但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的性质决定患者不能与消费者等同。医患双方应在更好的游戏规则下协调关系,减少纠纷。     

政治哲学视阈中的“脏手”问题研究述评

"脏手"(dirty hands)问题的理论源头可追溯至马基雅维里的政治主张,甚或更早地体现于柏拉图的"高贵谎言"(noble lie),但政治"脏手"概念的提出及问题的集中研究肇始于当代。目前,西方学界对政治"脏手"现象予以高度重视,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已成立了专门的研究中心。相比之下,国内学界对政治"脏手"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文献非常少,且个别学者对该问题存在误解。而厘清这一问题不仅在理论上有助于人们反思政治的道德维度和政治伦理的建构方向,而且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