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strap区间估计在认知诊断模型误设中的应用

认知诊断模型选择是认知诊断评估中重要研究问题之一。在实际应用中实践者并不知道真正拟合数据的模型，通常会用模型拟合指标检验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从测量结果质量来看，除保证模型与数据拟合之外，还需要重点评价模型诊断结果的信度和效度等。考虑到以往研究大都采用基于信息量的拟合指标去判定模型与数据的匹配性，本研究提出综合考虑模型拟合指标与信度指标用于模型选择或评价模型误设。考虑实验因素为真实模型或分析模型（DINA模型、G-DINA模型、R-RUM模型）、样本量、题量和属性个数，在五因素（3×3×2×2×2）实验设计条件下，比较Bootstrap区间估计的属性分类一致性信度平均数与标准误和常用的拟合统计量-2LL、AIC、BIC对正确模型的选择率。结果表明：-2LL在题目数量多的情况下表现较好，而AIC、BIC在被试量较大的情况下表现较好，在不同的研究条件下，-2LL、AIC、BIC的模型选择率很不稳定，而用Bootstrap法估计的属性分类一致性信度平均数和标准误在不同研究条件的模型选择率较稳定，总体表现较好。     

《祀三公山碑》对于现当代书法创作的影响和启示

《祀三公山碑》碑文字体于篆隶之间,方圆结合。其笔力遒劲,书风古茂,清代书家多有临摹,艺术价值颇高。以齐白石的书法、篆刻作品为例,分析结体的篆隶结合与"竖有行横无列"的章法布局展现此碑对其艺术风格的影响之深。通古思今,《祀三公山碑》对于当代书法创作自内而外、由形及神地在书法意识形态和书法创作意识觉醒两方面产生影响,扎实的传统功力与抒情性、视觉效果并重,才是符合时代主题与文化的。     

多级评分聚类诊断法的影响因素

从测验和被试两个层面探讨了属性数目、属性层级关系、被试知识状态分布、属性层级误设和Q矩阵误设等因素对GRCDM的影响, 以进一步考察GRCDM的特性。研究发现：(1)GRCDM对属性数目无依赖, 随属性数目的增多判准率反而增高; (2)被试知识状态分布对GRCDM判准率高低无影响; (3)属性层级误设对GRCDM的影响与属性层级类型有关, 当属性层级为无结构型和发散型时, “属性层级关系错乱”的判准率降幅最大; (4)Q矩阵误设对GRCDM的影响因层级关系而异, 收敛型和发散型受影响较小, 无结构型和线型的判准率在属性既冗余又缺失时降幅最大。     

《周易》与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

《易经》经由孔门儒家到《易传》的发展,是一个"经典周易"的思想系列,其遵循"推天道以明人事"的路径,依据"顺天而应人"的思维方式,实现人文意识、人道精神的价值建构。"经典周易"的这种人文思考,凝成为中华文化后来发展的一种基因性因素,长久地影响和制约着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和思想特质。     

朱熹“《易》本是卜筮之书”疏论

朱熹通过对历史文献和《周易》经传的考察,主张《易》本是卜筮之书,虽然是古调重弹,但其中又别具新思。朱熹此举并非止于揭示一个历史事实,一方面认为圣人作《易》教民卜筮,乃是传授给民众一个开物成务、为善去恶的实践方法;另一方面则由卜筮之特点而进入到《易》文本的意义表达方式之中,提出《易》是个空底物事的精妙论断,深入发掘《易》的象语言之特质,并在卜筮的语境中昭示出象数与义理的原发性关系。更为深刻的是,朱熹论证指出,作为卜筮之书《易》的终极意义来源和价值根基乃是作为宇宙本体的自然之理。     

《心理科学》第六次主编扩大会议暨2014-2017届编委会第二次会议会议纪要

<正>2015年4月25日,《心理科学》第六次主编扩大会议暨2014—2017届编委会第二次会议在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启夏苑多功能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心理科学》编委会主办,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承办。《心理科学》主编李其维,中国心理学会现任理事长沈模卫,中国心理学会前任理事长、《心理科学》第一副主编莫雷,中国心理学会前任理事长、《心理科学》副主编乐国安,中国心理学会前任理事长杨玉芳,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中国心理学会侯任理事长游旭群,《心理科学》常     

青少年田径运动员的自我设阻倾向及其与运动绩效的关系

研究探讨了青少年田径运动员的自我设阻倾向与运动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自我设阻影响着运动员的赛前焦虑情绪和运动绩效;情境性自我设阻在特质性自我设阻和运动员赛前焦虑、运动绩效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研究最后分析了自我设阻作用于青少年田径运动员运动绩效的可能心理机制,并提出了自我设阻在体育运动领域的可能研究方向.     

康德、牟宗三对自由意志的解读歧异及中西人性论比较的伪公度性

康德以自由意志作为比性善/性恶论更本质的属性展开其全部道德哲学的论述,自由意志的不可知是康德的道德哲学的基本坚持。牟宗三、康德自由意志说的最大歧异是“呈现”和“悬设”之别。牟宗三先生是要以传统儒学“圣贤人格”的道德生命来消解康德学的现象界/本体界的两相悬隔。但是,牟极力与康德的呈现说对扬的不过是“道德原型”的概念,而该概念在康德是属于经验世界的消极的、负面的概念,因此,儒家的“理想人格”(“道德原型”)与先验哲学的实践理性法则是互相排斥的,牟先生的呈现说实际上意味着自由的自我取消。牟先生以“天人合一”的预设作为儒家道德形而上学之呈现的自由意志说的唯一理解规则,说明他无意疏通一条儒学与康德学之间可以互容共通的方法管道,而是设置了一条仅供接受心性儒学的观念图式的人通行的“单行道”,这与他借康德学的主体性构架来阐发传统心性儒学普世的思想性和时代感的普遍性致思是相悖的。     

从“智的直觉”论牟宗三对康德批判哲学的批判

康德因为不承认人可有"智的直觉",从而造成此岸现象世界和彼岸物自体世界的截然两分和不可通约,其追求的"道德律"也不得不以"意志自由"、"灵魂不朽"和"上帝存有"这"三大悬设"为依据,而这反过来却进一步使之沦为空虚。牟宗三在深刻理解康德哲学人学意义的基础上,从"智的直觉"入手对康德批判哲学进行了批判,并由此证实由"本心仁体"发出的"智的直觉"具有贯通经验世界和道德本体世界的能动性和实在性,以建立实在的"践仁尽性"的道德形上学体系。     

朱子设教思想在士庶中的一贯性——以义利之辨为角度

朱子认为利有好坏，但都要严辨义利。对不好的利当然要与义严格分别，极端即为舍生取义，这对士庶来说皆然，因为这关系到人禽之辨，有民之秉彝好德为基础。而考虑到位分、责任不同，对士庶的要求则有轻重、缓急之异，理学家并非苛刻无情者；对好的利仍要严义利之辨，是避免人为利而行义以至于终不免为利而行不义，朱子因此极推重董子“正谊明道”及张南轩“无所为而为”之说。但此时严辨义利并不意味着讳言利，“利者，义之和”既为自然之理，朱子对此平正说之，以礼乐政刑之惩恶扬善与以鬼神之福善祸淫来施教、劝谕皆正大光明，而并非就是以利害动人；朱子认为根本的是先要明理，义理明则利害自明。否则用心专主于功效利害上，设教即成设伪教，劝善即不免为劝恶，而士庶并受其诬。只有在上者既明义利之辨而为之倡率，其作为为政主体的地位才能凸显，政治才成就为德化政治而免于功利主义。且安顿好鬼神之福善祸淫对时政的辅助地位，神道设教的正大、充分含义亦得以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