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决定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

本文是胡克所著《历史中的英雄》一书中比较重要的一章;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曾吹嘘说他在这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系统的批判。在本文中,胡克以实用主义的多元论历史观、历史无定论、英雄崇拜论等思想垃圾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围绕着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进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展开无耻的捏造和恶毒的攻击。全文的主要论点可以归结为三条:一、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诋毁为“形而上学”、“神秘的先验主义”,捏造说这种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历史决定论是同承认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承认历史上偶然事件的作用“互相抵触”的。二、用生物学的人性观为武器,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伟大人物的出现是社会需要的产物的原理;他以伟大人物所具有的伟大的特性禀受于其父母为前提,责问马克思主义道:“究竟是什么特殊的因果联系引导到他的〔父母双方〕的精虫和卵子结合在一起呢?”“恩格斯一方面说:经济矛盾的解决,那是历史上的必然,而另一方面又说:精虫和卵子的结合,那是历史上的偶然。那么,历史上的必然又怎样把它自己变成生物学领域内的必然呢”?三、用爬行经验主义为武器,反对把历史人物的特性和其它偶然性在历史上的作用,最终归结于社会物质生产状况和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根源性,说这是把“一个事变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说成是“这一事变本身的原因”,其谬误在于:“把最多只能看作这一事变的必要条件解释成这一事变的充分原因”;混淆了不同的因果系列;以及“把正在研究当中的主题加以偷换”。通过这些,胡克把历史中的偶然和必然、历史人物的活动和社会发展规律绝对地对立起来和机械地割裂开来,夸大前者而否定、抹煞后者。     

对立面及其斗争

这是一篇彻头彻尾的反共主义文章。作者用反动资产阶级哲学家惯用的手法,任意曲解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原理进行无耻的诽谤和攻击。作者根本否认予盾、对立的客观存在,认为黑与白、冷与热、软与硬等等只是“理智抽象活动的结果,其中没有哪一种能叫做对立面”。他诽谤说: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把来自主观经验而非来自自然界的范畴加以实体化了”,“陷落到把词当作实体这种古老谬误里去了”,于是这不仅“倒退到中世纪的唯实论”,而且“倒退到柏拉图主义上去了”。     

现代伦理学对传统伦理规范的挑战

现代伦理学原理已向传统伦理规范的理论提出挑战;毫无疑问,这一挑战已使根基牢固的伦理理论发生急剧变化。古老的信仰和风俗习惯已被打翻在地,人的行为已在变革之中。可是这种挑战在人类社会的现行制度面前,能否证明其合理还是个尚待解决的问题。这种对人的价值和道德规范的重新评价和证明,目前仍陷于混乱之中。从根本上说来,这种重新评价是和道德规范的相对性问题有密切联系的。     

《人的概念》一书的序言

在人道的社会里是没有成文宪法的;它所依据的是“共同的理想”,个人的自由和尊严,法治精神,一切公民在经济上都有机会,以及对于和平的热爱。个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基本原则,对于一切宗教信仰来说都是共同的。马克思尽管否定上帝,那也是由于他相信人的潜在神性。耆那教的思想家主张人类能够得到神性,而上帝是潜存于人的灵魂里面的一切力量的最崇高、最尊贵和最充分的唯一表现。在叙事诗《摩呵婆罗多》(Mahābhārata)里有以下这样的诗句,它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东西比     

近代和当代的社会学

作者在本文中首先简述了社会学在近代和现代的发展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然后他分做六部分加以叙述:一、地理社会学,二、生物社会学,三、机械论学派,四、心理学派,五、纯社会学派或社会文化学派,六、各种专业社会学。     

给一位苏联哲学家的信

本文作者于一九六一年访问苏联,与苏联哲学研究所穆施文尼拉茲教授作了会说,双方约定以公开信的形式陈述各自的观点,达里译出的是作者写给穆施文尼拉茲的公开信。作者否认存在和意识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甚至认为“不该把它看作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普通语义学的根本问题牵涉到精神健全的性质,它指示出在创立一门关于人的科学以及在促进健全思想方面必须遵循的方向。作者佯称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乃是普通语义学的基础,但又否认这个承认构成了“哲学根本问题的一个解决”。他把这种承认简单地看作是一个公理,一种约定,一个方便的起点,或者是为了使哲学讨论能够平静地进行而大家同意保持的一个契约。     

符号和行为

本文是从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的《符号、語言和行为》(Signs, Language and Behavior)书中第一章的第二、三、六、七、八各节选譯出来的。莫里斯(1901—)生于美国的科罗拉多州但維尔市,早年肄业于威斯康星等大学,研究生物学和心理学,1925年成为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是乔治·米德(G. H. Mead)的弟子。以后在該大学任教授多年,一直到1958年以后,才轉到佛罗里达大学任教。这本书出版于1946年。1938年以前,他还出版了一本有关符号学的著作,叫做《符号理論的基础》。莫里斯的所謂符号学(Semiotic),代表資产阶級哲学中近代經驗主义的两个主流——邏輯經驗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同流合污。他的这本《符号、語言和行为》就是实用主义一行为主义的思維观和卡尔納普語义学的一种混血儿(这是莫里斯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明白承认的)。他企图在这个拼凑的基础上,把查尔斯·皮尔士(Charles Peirce)早年已經拟了一个草图的符号学的概念发揮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包括一切語言的和非語言的符号)“符号科学”的体系。这本书共分八章,即:(1)符号和行为,(2)語言和社会行为,(3)表意方式,(4)符号的妥当性、真理性和可靠性,(5)論域类型,(6)形式符号和形式的論域,(7)符号对于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8)符号学的范围和旨趣。此外还有分章注解和附录。莫里斯挖空心思地发明了一整套离奇古怪的专門术語,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区別四种“表意方式”,即:指示的、評价的、规定的和形成的,以及四种“基本的符号用法”,即:报道的、評价的、激励的和系統的。最后,他以前者为緯,后者为經,纵横交錯地构造出十六种主要的論域型式的一个图表来,即:科学的、小說的、法律的、宇宙論的、神話的、詩的、道德的、批評的、技术的、政治的、宗教的、宣传的、邏輯—数理的、修辞的、文法的和形而上学的。哲学則完全沒有列入图表,因为莫里斯已經替它在图表之外保留一个“光荣的”地位:“哲学語言是由符号系統的使用所最广泛地支配着的那些論域型式而形成的”,“哲学家是一部符号綜合的机器。”康福斯在《保卫哲学》一书中說:“企图发展一个理論,依照这个理論:一切符号,从召喚供实驗的狗来吃食的信号,直到科学家和哲学家們的說話,只是由于它們起着組織行为的作用而得到它們的意义;而且依照这个理論,全部认識过程在于建立有效的符号系統。”莫里斯爱用狗的实驗做分析,在他这本书中处处拿狗来跟人相提并論,似乎人和狗沒有什么显著的区別可言。这种无視社会发展规律和思維发展规律,建立在庸俗进化論的基础之上的、主观主义的伪科学,只能起着“现代哲学舞台上的某种滑稽場面”(康福斯語)的作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莫里斯的那本《符号理論的基础》一书中,即已大談特談符号和宗教的关系,而到了近年,他更把他的兴趣轉移到人生哲学和宗教方面来,企图开倒車地把几种“传統的人生理想”加以綜合,使之适合于现代环境。他的另一本較近的著作《人生之路:世界宗教緒言》(1942),誠如书名所揭示的那样,則更加公开、积极地在为僧侣主义辯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