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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与伯林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歧见是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理论视角与现实关怀.基于对自身文化的坚持,伯林认为,马克思之所以不重视民族主义运动是因为他不接受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但实际上,这是因为马克思把犹太人问题视为当时社会的根本问题--工业时代所带来的极度分配不公所致.尽管伯林理解马克思是因为重视大工业对人与历史的影响而不强调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性,但因为关注20世纪犹太人的生存现状及其问题,伯林并没有把这一洞见运用到对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理解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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