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人生的鄙夷与不屑

我参加中考，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记得，那天，我带了一支铅笔，一把直尺，一个圆规，一块橡皮，三支圆珠笔，总之，该带的，不该带的，全带上了，攥在手里，满满的一大把。     

父亲的朋友

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一个春天,体弱的母亲没有抵抗住料峭的春寒,住进了公社卫生院。父亲在医院里陪伴母亲,我们兄妹5个则由年仅13岁的大姐来照料。     

站出来的总统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个早春二月，在当时苏联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里，出生了一个男孩。这是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所以，男孩一出生，他艰辛的童年就开始了。男孩的家里有6口人，他们全家挤在一起，住在一间破旧的小屋子里，男孩的家里除了农庄里分的一头奶牛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值钱的东西了。     

西安广仁寺敖包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一首蒙古族民歌《敖包相会》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在新时代,敖包不仅承载了蒙古族的传统文化,而且其象征意义犹如石榴籽、格桑花一样,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一个标志性符号。一、敖包与祭敖包敖包,是蒙古族语的音译,亦写作“鄂博”“脑包”“鼓包”等。     

论科技发达的今天宗教热何以可能

一、宗教热的表现现代宗教热是指始于20世纪7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的一场全球性的宗教信仰狂潮。它主要表现     

来稿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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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边发出的光

百花村教会座落在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周围重峦叠嶂,岩陡林密,交通非常不便,常年很少有外人到这里来。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基督教就传入到此地,从此福音便在这里扎下了根。许多代过去了,目前,全村共300口人,全是傈僳族人,基本上都是基督徒。 由于地处边陲,自然条件恶劣,村民生活仍很艰难,教育水平也较低,小学毕业生在寨子里便可算是秀才了。     

历史、意象与身体--城市美学的三个维度

“城市美学”，迄今没有准确而权威的定义。这个学科是近年来随着城市研究的兴起，学者把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流行一时的“美学”与城市研究相结合而出现的。如果说传统美学由于从西方舶来，还保留着相对清晰的学科边界的话，那么“城市美学”由于城市研究本身学科交叉、范畴庞杂的特性，难以界定它的界限。于是，似乎人人都可以来谈论城市美学。官员们手握重权指点江山，以城市美学的名义拆掉旧城街区和历史建筑，建起高耸、单调的现代住宅，或者破坏原有生态系统的水体和植被，建起无人踏足的城市绿化带。开发商们也以城市美学的名义争相建造千奇百怪的奇葩建筑。许多不严谨的学者，把原本属于规划学、建筑学、社会学、经济学的学科内容东拼西凑弄到一起，冠以城市美学的名号。如果城市美学还想成为一门严谨的不可替代的学科的话，它必须有自己稳固的学科基础，聚焦于学科的核心问题，即城市的美学问题。城市美学不能包罗万象，否则“美”字大可以去掉，那样城市美学就失去了自身的立足点。     

克利福德·格尔茨与伊斯兰CSSCISSCI

在《巴别塔之后》中,乔治·斯坦纳（1975,24）评论道,“文本内嵌于特定的历史事件”,所以,全面阅读一个文本,就涉及“尽可能地恢复价值与意图的直接性一一言语,实际上是在这样的直接性中发生的”。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恢复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伊斯兰研究一开始阅读和听闻克利福德·格尔茨的方式,并指出它在当代,对理解今天的伊斯兰的意义。     

谈谈赞美诗的中国化(下)

三、八九十年代中国化赞美诗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各地教会恢复聚会,基督徒的创造力也进发出来,出现了许多带有中国特色甚至地方风味的赞美诗。在河南,特别是南阳地区,一些信徒自觉与不自觉地把基督教信仰与当地文化资源自然地进行了结合,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