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稿启事

《天风》自复刊以来一直有个栏目叫“云彩见证”（或“见证如云”）,它是属于所有信徒的栏目,欢迎所有主内弟兄姐妹投稿：     

船山于杨时、程朱体用视域下《西铭》主旨争讼之辨正

学界关于《西铭》主旨的探讨争讼已久,以"理一分殊"说为主流观点."理一分殊"首现于杨时、程颐关于《西铭》主旨之争辩中,学界对此更多赞扬程颐而批评杨时未真正理解《西铭》意旨,对杨时真正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切缺乏深入考察与同情之理解.杨时与程朱关于《西铭》主旨之分歧主要表现在:杨时侧重于道德践履和工夫论层面考察分殊之维;程朱...     

基于"道德个人主义"之上的人文关怀——再论《论语》、《礼记》中的"元典道德"

在儒家学说上升为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后,基于生产上的原创性、涵盖面的广阔性以及思考的深邃性,《论语》和《礼记》成为中华民族元典的代表,蕴涵着丰厚的人文精神,其对于主体与客体隔阂消解的要义基于元典道德中的核心命题--"道德个人主义".对于作为中国传统文明精髓的人文精神,在当下的继承、吸取过程中,应该追本溯源,进一步深化对"道德个人主义"价值的体认,加大对"个体人"的观照.     

晚清传教士如何翻译和理解《神仙通鉴》及其中的耶稣传

1818年《印中搜闻》上刊载了一封读者来信,称其发现清初《神仙通鉴》一书中有一篇耶稣传。该文虽是介绍,但引起在华外国人和欧美汉学家的密切关注。1839年郭实腊写了一篇全面评价《神仙通鉴》的书评,在该文中他强烈地批判中国宗教。同时郭氏还借助线性时间观念来重新排列和理解《神仙通鉴》中的故事,其阐释的背后有千禧年主义作为理论支撑。1849年斯皮尔则以学术论证的方式探寻早期基督教在东亚乃至在中国传播的痕迹,颇有牵强附会之处。这三个个案解释了1860年前传教士对中国宗教信仰和外来宗教本地化的看法,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中外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论康有为、谭嗣同的《论语》观

近代哲学家对《论语》倍加关注,康有为、谭嗣同也不例外。近代哲学家对《论语》的审视和解读既围绕着中国近代社会的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展开,因而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又受制于各自的哲学观、国学观和文化观,因而呈现出差异性。一方面,作为《论语》的近代视界,康有为、谭嗣同的《论语》观带有与生俱来的时代性和一致性。另一方面,两人对《论语》与孔子、曾子关系的认识呈现出明显分歧,对《论语》在孔学中地位的认定和对《论语》的评价相去甚远。康有为、谭嗣同秉持不同的范式解读《论语》,建构了不同形态的《论语》观。     

孟子升格运动与《孟子注疏》的编纂、刊刻与流传

旧题孙奭《孟子注疏》自北宋起即疑窦丛生,至清遂定为伪撰。其实,撰疏者虽未必是孙奭,却也并未作伪。作伪者,刊刻之书商也。《孟子注疏》是孟子升格运动背景下的产物,它的产生,应在宋神宗熙宁四年《孟子》与《论语》定为兼经之后,宋哲宗元祐之前。其单疏本的出现至迟在宋高宗绍兴中期,注疏合刊本则在宋宁宗嘉泰、开禧年间。《孟子注疏》之进入官方的经学体系,坊间书商与浙东茶盐司功不可没,同时也反映了儒家思想不断下渗的趋向。     

熊十力《新唯识论》的易学渊源与理论创新

研究《周易》生命哲学,单向度地从宇宙论演绎太极阴阳变化,或从心性论凸显易道生命实践的主体能动性,都无法实证宇宙大生命一体贯通的诚明合一之境。在熊十力哲学多元文化渊源和思想元素中,《周易》无疑是其哲学创新的最深邃的理论源泉和精神根基。宇宙本体与生命主体圆融为一,以生生之道涵化主体心灵,用主体心灵担当天地之情,成为熊十力《新唯识论》生命哲学理论突破的关键所在。     

《周易》卦序二题

卦序问题是《周易》象数学的主要问题之一。孔颖达明确提出《周易》经文六十四卦次序以“二二相耦,非覆即变”为基本原则。这一原则直接推动了《周易》上下经卦数不均问题和“观象系辞”问题的研究。上下经互变之卦的数量不均,是导致上下经总卦数不等的直接原因,而之所以如此安排又有其特殊之用意。诸卦“非覆即变”之象是作《易》者名卦和系辞的重要原则,因而较之于马王堆帛书《周易》卦序,传世本《周易》卦序应当是更为原始的卦序。《周易》经文卦序从整体架构到具体组合排布都有一定规则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