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全称肯定判断的直接推理能力

本研究通过测定不同年龄的学前儿童对全称肯定判断进行直接推理的能力,发现:大多数三岁半幼儿在具体情景下,已开始出现借助表象对全称肯定判断进行直接推理的能力。一半以上的三岁半幼儿根据判断变形和作为前提的全称肯定判断实真时,根据对当关系进行直接推理的能力已经开始出现;而在整个学前期,作为前提的全称肯定判断实假时,儿童还不具备根据对当关系进行直接推理的能力。     

作为社会文化运动的生命伦理学——新西兰生命伦理学的历史与社会学研究之一

新西兰人(常自称“Ki wis”)包括土著毛利人和从欧洲、太平洋诸岛、亚洲及世界其他地方来的移民。就自然环境的优美绝伦、广大民众的安居乐业而言,这块长云掩映的土地正如古代中国诗人所向往的世外桃源。但是,地理位置上的孤立不能免除新西兰人经受人类的永恒难题———疾病、伤痛、死亡———的困扰,也同样不能免除由于医学技术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所带来的新的伦理挑战。一般而言,新西兰人一直对与流产、安乐死、卫生资源分配、医患关系、生物技术进展等相关的伦理问题十分敏感。就像在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新西兰的生命伦理学探索着健康和疾病…     

PTSD与PTG的关系：来自教师群体的追踪研究证据

采用追踪研究的方式,在汶川地震后一年和一年半两个时间点,对极重灾区的116名中小学教师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建立交叉滞后模型,探讨其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创伤后成长（PTG）在时间进程中的相互关系。结果显示：（1）震后一年和一年半的教师,其PTSD水平较低,PTG水平中等,两者具有一定稳定性;（2）在同一个时间点上,PTSD和PTG的相关不显著;（3）震后一年的PTG能显著负向预测震后一年半的PTSD,而震后一年的PTSD不能显著预测震后一年半的PTG。成长对于长期的创伤后负性应激降低有积极作用,可采用积极的视角来进行心理重建。     

推理能力、认知方式和启发量对顿悟问题解决不同阶段的影响*

从《科学发明创造实验问题材料库》中选取实验材料,采用“学习多个原型-测试多个问题”的两阶段实验范式,探究推理能力、认知方式和启发量对顿悟问题解决中原型激活与关键启发信息提取这两个阶段的影响。结果发现:(1)高推理能力被试比低推理能力被试的顿悟问题解决水平更高,且高推理能力被试在原型激活和关键启发信息提取上都显著优于低推理能力被试;(2)认知方式对原型激活和关键启发信息提取均没有影响;(3)启发量对原型激活没有影响,但对关键启发信息的提取有影响,并且高启发量的原型比低启发量的原型更能促进关键启发信息的提取。     

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中国伦理学会第12届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4年10月19～24日,由中国伦理学会、江西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等单位主办的"中国伦理学会第12届学术研讨会"在江西省南昌市和井冈山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7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110多篇.会议围绕"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人的探讨.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民族精神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对民族的每个成员的成长和进步,具有十分重要和深刻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形势下,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更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试论环境道德教育的本质特征

环境道德教育是培养解决环境问题应具备的价值观和态度的教育,是环境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一种素质教育、人格教育;是一种社会教育、大众教育;是一种全面的、持续的终身教育。它拓展了现代教育的空域时序人种囿见,最有可能成为跨越各种差异的国际性教育。     

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环境正义

科学发展观认为 ,环境正义是历史的、社会的、具体的。它追求的是“合理的发展”,关注的是发展的意义 ,即“为了什么发展”和“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一发展的核心问题。科学发展观强调 ,要实现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就要同时处理和调节多重层面的正义问题 ,那种笼统的环境主张只能带来美好而不切实际的想象 ,恰当的环境理念才是人们保护环境的现实动力和精神支柱。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第二届中国公民道德论坛综述

为隆重纪念《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印发四周年暨迎接第三个公民道德宣传日的到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局、中国伦理学会、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中共南昌市委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公民道德论坛,于2005年9月20日至21日在江西南昌举行。与会代表围绕“公民道德建设与构建和谐社     

证有有形无形、客观主观之分

证的概念包括证据与诊断两方面的含义,诊断是证据在头脑中的意识反应,两者不能割舍.用有形无形、客观主观来统一证的理论内涵,认为无形之证是有形之证的意识概括,两者总是在不同层次、不同角度达到统一.     

器官移植道德反思——兼评器官商品化

自从器官移植技术出现以来,器官移植供体的缺乏就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问题,而脑死亡临床诊断标准的出台为解决这个问题指明了方向。如何为脑死亡立法和器官移植立法寻求合理的道德支持是立足点,也是现代生命伦理学的热点与难点之一。以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短缺为切入点,提出了解决有关立法和寻求新的道德资源支持的一些思路与方向,坚决反对通过器官商品化来解决移植供体短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