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pretation:对“诠释”的诠释

哲学本质上就是诠释学。对概念的理解与解释,构成了哲学工作的核心。作为一个哲学概念,"interpretation"通常与诠释学关联在一起,有时甚至就被看作"诠释学"的同义词。然而,在哲学文献中,这个词往往是不同语词的翻译,比如"hermeneutics"、"Interpretation"、"Auffassung"或"Auslegung"。虽然作为翻译的结果,这些词都有一个统一的形式"interpretation",但其意义或用法不尽相同,甚至完全对立。从诠释学的视角对"interpretation"这一术语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维特根斯坦意义理论的呼应和补充:语词的意义不仅在于其用法,也在于对其用法的理解与解释。     

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与特点刍议

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哲学诠释的传统有密切关系,王弼和郭象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时期,自此以后,以较完整的经典注释的方式阐发思想家的哲学体系就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朱熹、王夫之是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高峰,牟宗三则是这一传统的现代代表.本文认为,西方诠释学从原则上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体系重构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和论证,但西方诠释学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国哲学的诠释传统,中国的哲学诠释传统的典型形式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进行哲学体系的建构或重构,打破了西方诠释学理论所说的"诠释的循环",从而构成了对西方诠释学的一种挑战,回答这种挑战就可以丰富和发展诠释学理论,并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适合于理解和说明中国哲学传统的诠释学.     

论贝蒂诠释学的“自主性原则”

贝蒂关于诠释学方法论的"自主性原则",是其四项诠释原则的理论起点,也是其诠释学的前提和基础。本文以"自主性原则"为切入口,对贝蒂的诠释学方法论进行厘析考辨,着重讨论自主性原则所涵摄的两方面内容——诠释对象的独立自主性和诠释标准的内在固有性,由此透视贝蒂诠释学体系的基本思想、方法和立场,继而昭明其方法论诠释学的意义和价值。     

关于Hermeneutik的三个译名:诠释学、解释学与阐释学

本文首先从西方概念史的角度介绍了古希腊词hermeneutike(德文Hermeneutik,诠释学)与Interpretation(解释)的同义关系,进而又从Interpretation(解释)在西方近代时期所发展出来的两种涵义,即Erkl?rung(说明)和Auslegung(阐释)中简洁地指出了近代诠释学与当代诠释学的本质差异,从而详尽辨析了Auslegung(阐释)这一狄尔泰、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关于Hermeneutik(诠释学)的最关键概念是当代哲学诠释学的本质和功能意义。     

唯物史观的政治哲学阐释:视域和限度

唯物史观的政治哲学阐释是在与实证化、决定论解释的争论中形成的。虽然这种阐释路向对于克服第二国际以来出现的经济决定论的解释路向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着越界阐释的倾向。为此,我们有必要从唯物史观所实现的双重转变中找到政治哲学阐释的合理限度。从历史的认识模式来看,唯物史观实现了由自然主义认识模式向历史主义认识模式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深刻揭示了政治哲学中规范性概念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而且有利于冲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迷雾,为政治哲学的阐释限定了理论视域。从历史的研究方法来看,唯物史观实现了从思辨方法到"自然科学的精确性研究"的转变。这一转变明确了自然科学的精确性研究方法和总体性的历史解释原则之间的理论关联,为政治哲学的阐释划清了理论限度。     

超越理解:社会科学的当代哲学诠释学进路解析

哲学诠释学社会科学研究进路是一种与分析哲学相对立的社会科学分析进路。20世纪80年代随着哲学诠释学的兴起,围绕"社会科学何以可能"、"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社会科学认知与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形成了实用主义"新诠释学"、先验诠释学、系谱学诠释学、激进诠释学、弱化诠释学等多种哲学诠释学社会科学研究进路,它们的发展将决定哲学诠释学社会科学研究进路能否成为不同于分析哲学进路的新的研究范式。     

文本解读中的限制与自由——论赫施对方法论诠释学的重构

美国诠释学家、文艺理论批评家赫施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重要的批评者之一。与伽达默尔把理解和解释的正确性闲置一旁,专注于阐明理解和解释如何发生的本体论诠释学取向的不同,赫施力图捍卫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立场,主张理解和解释是有限制的,其目标在于揭示和阐述文本的含义（以语言符号表达的作者意图）,但他同时主张一种自由的批评,以沟通文本含义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并彰显文本的意义。在赫施对方法论诠释学的重构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试图超越诠释学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作者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二元对立的努力。     

政治诠释学:义界、特征与相关性

政治诠释学是一个新课题。诠释学作为政治诠释学的基础决定了它的本质属性、理论视野、认识结构、基本方法和具体内容。特别是在政治哲学与诠释学在交叉过程中,政治诠释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基本义界。它是诠释学观点普遍性的自然延伸和自觉应用,是在政治领域内对理解方式的共同性的承认,也是一种具体的诠释学经验。总体上看,政治诠释学具有整体性、对谈性、劝导性、反思性等四大基本特征。这些特性使之与哲学诠释学、政治的诠释理论(解释的政治学)、法学诠释学和"诠释学的伦理学"相区别,成为一个具体、历史和实践的当代诠释学范型。     

“阐”“诠”辨——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

汉语言文字造字之法,呈现出重直观、重开放、重共享之特点。公共性乃阐释的本质特征,此为重要根据之一。"阐释"之"阐"与"诠释"之"诠",各有极为深厚的哲学和历史渊源。"阐"之公开性、公共性,其向外、向显、向明,坚持对话、协商之基本诉求,闪耀着当代阐释学前沿之光。"诠"之实、"诠"之细、"诠"之全与证,其面向事物本身,坚守由训而义与意,散发着民族求实精神之光。中国古代的阐释路线,一条重训诂之"诠",一条重意旨之"阐"。两者各有其长,互容互合。以中国话语为主干,以古典阐释学为资源,以当代西方阐释学为借鉴,假以对照、选择、确义,由概念起,而范畴、而命题、而图式,以至体系,最终实现传统阐释学观点、学说之现代转义,可建立彰显中国概念、中国思维、中国理论的当代中国阐释学。     

中医经典文献研究的诠释学向度

中医经典文献的解释可分为语言文字、概念术语、思想文化观念三个层面,历代医家对其作了大量的注解,这与西方诠释学传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历代医家的注解尚存不足,而诠释学则能为我们提供富于启发性的见解与思路.通过"是动、所生"诠释历史的回顾,认为经典中医文献研究具有强烈的诠释学向度.     

道论诠释学的基本构成与理论特征——以林安梧先生诠释学的存在论为中心

作为当代儒学理论建构系统的典范之一,道论诠释学以"道"为核心,在创造性地综合儒道佛的基础上以"存在三态论"重构了中国哲学的古典存在论,阐明了与这样一种"道"之存在论密切相关、相互支援并且具有一定方法论特征的道之"诠释学"。这种道论诠释学蕴含着诸多富有独特意味和创造精神的理论特征与思想价值:以"诠释学"这一理论框架重新整合、安置了中国哲学的存在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以"存在三态论"这一思想建构有机地综合了中国哲学与文化领域儒道佛三大思想系统,厘清了它们之间的互动可能与相应关系;高度重视社会历史生活总体视域下的意义诠释与生存实践活动,具有明确的实践哲学特征;适当地提升了语言在中国哲学中的存在论地位。     

从哲学诠释学到批判诠释学

在哈贝马斯看来,哲学诠释学对理解何以可能的解决,意在建立理解与同意的统一.而社会批判理论更关心如何有效消除宰制社会的因素,实现理解与批判的统一.因此,批判理论必须纠正哲学诠释学对待理解条件的非反思性态度,通过将18世纪德国观念论的批判精神与哲学诠释学相嫁接,为批判理论开放出可运用于社会批判,且能够在社会理论与历史哲学层面体现出主体间性效应的理性反思的诠释学视域,将诠释学从一种解释人类经验的理解模式发展为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反思模式.     

道·言·智·境:中国哲学诠释学传统及其问题

哲学诠释学面对的基本问题是语言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对这个基本问题的看法上,中国哲学发展了不同于西方哲学诠释学的传统,即突出了人的主体性问题。西方哲学诠释学关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道与言,而中国哲学诠释学关注的问题则有四个：道、言、智、境。中国哲学诠释学具有逻辑的自足性与自洽性,它在历史的展开过程中呈现为思想理论的圆环。     

中国古典阐释学的“河图洛书”模式

在《"阐""诠"辨》一文中,张江提出建设当代中国阐释学的构想,这使中国传统有无自身阐释体系成为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本文认为,中国古典阐释学虽然涉及古代经典的方方面面,但以儒家经学为主导。自西汉以降,《易经》被推为群经之首,相应也使河图洛书成为阐释原型。从中国文明史看,河图洛书作为一种诠释模式,既解释历史也被历史解释,具有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中国文明进程则表现为向这一述史模式不断回溯又不断放大其解释边界的过程。据此,抓住了河图洛书,也就抓住了中国古典阐释学体系的关键,同时也可以借此为中国人文科学的整体进展理出一条纵贯的轴线。     

《易经》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刍论——以王弼《明象》与“存有三态论”为中心

本文旨在经由中西哲学的对比,阐明《易经》所隐含的现象学思维,并由此衍申讨论与其相关的"道论诠释学"。首先,揭示《易经》思想为一象征之逻辑,不同于一般的理性逻辑。其次,以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篇》为示例,阐明其现象学思路,指出"道、意、象、言"与"道论诠释学"密切关联。再者,经由"存有三态论"的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之结构的深层论述,对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做一总体探源,跨越实然、应然,回归本然,指出"存在、价值、实践、知识"和合为一。最后,总结"归返自身,由在而显"为《易经》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之极成。     

巴迪欧的“形式”哲学

"形式"在巴迪欧那里是一个支柱性观念,也是其理论阐释的基本原则。巴迪欧对"形式"进行了创造性改变,建构宏阔。"形式"是理解巴迪欧的数学本体论的关键。同时,"形式"在哲学史上也是一个重要而含混的观念,这种含混性又与本体论难题紧密交织。本文通过阐释巴迪欧的"形式"哲学,试图对其数学本体论和哲学立场作出一种理解。     

“阐释何以可能”的历史唯物主义追问

现代社会以主体性原则为精神向导,自始就面临着自我理解的实际要求与压力,阐释和解释活动正是这种要求的反映与实行,承载着不可失却的时代责任。现代生活运动构成的社会存在,为阐释和解释活动提供了实体性的内容。理解和阐释活动在个体层面上的合理有效开展,就是要穿透物化社会关系的复杂性,破解"原子式个人"的迷思、感觉的贫困化、"坏的主观性"等困境,揭示现实生活中影响人们实践活动的现实关系。只有遵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立场,解释学才能洞穿现代社会的存在状况,在直面生活世界历史中切中现代社会现实。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追问直接相关于理解和阐释活动的合法性,属于解释学自身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易、庄哲学中“通”的观念及其当代启示

"通"是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中的重要语词之一,也是重要的思想与哲学的概念和观念之一。《周易》哲学中的"穷变通久"观念,庄子哲学中的"道通为一"的观念,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对"通"所作出的智慧性的哲学思考。就学术史而言,章学诚《释通》一文则比较全面地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通"的观念,以及"通"与"专"的辩证关系。本文则在传统哲学思想的基础之上,提出了"通性"的哲学思考,希望能以"通"为核心观念建立当代中国哲学的"通"论。     

“创造的诠释学”与未来中国哲学的创造

创造的诠释学是傅伟勋创立的中国哲学诠释学奠基理论。作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该理论包括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或曰创谓)等五个层次,分别涉及原思想家或原典的文献考证、语言分析、注疏历史、批判继承、创造发展等渐次升高的内容;五层次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依文解义、依义解文以及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双轨辩证程序"加以理解。接着创造的诠释学讲,须继承其辩证开放的学术视野,发展其继往开来的学术态度,解决其缺失经学主体内容、未能确立文本的核心地位等学理问题,以期通过范式转换,建立起融贯古今中西学术、兼具中国效度与哲学效度的学理合法的中国哲学。     

“素王”:对“哲人王”的一种可能解释

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指出,城邦正义的实现有赖于"哲人王"的出现,但无论在现实还是在理论中,政治和哲学的对立都使得"哲人王"成为不可能。施特劳斯认为哲学家回到洞穴中参与政治生活只能是"外在的强迫",而安德鲁则认为这是出于对哲学"内在的爱",但由于他们共享了关于"政治"的狭义理解,政治和哲学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在两种解释中都更为凸显。笔者认为,如果援引《高尔吉亚篇》中对宽泛的"政治"的论述,强调政治包括政治治理和人文教化两个方面,将"哲人王"限定在教化意义上的"素王",则"哲人王"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