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转换:明代佛教寺院僧众心中的民间信仰——以明代佛教方志为中心

明代佛教方志是研究民间信仰佛教化的一个重要资料宝库。本文通过大量明代佛教方志的记载,探讨了明代寺院供奉民间俗神的种类、空间分布,分析了明代佛教寺院僧众从内心上接受民间俗神的真正原因。明代是民间信仰与中国佛教完全融合的一个重要时段,对清代、民国以至现当代民间信仰与佛教寺院的关系都有深远的影响。     

明代佛教陶瓷雕塑的美学特色

正在中华文化史上,儒释道融合在北宋时期大致成型,而到了明代以后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对于佛教而言,则表现为与世俗生活结合得更为紧密,这当然会改变对于佛教造像的审美意识。明代佛教陶瓷雕塑所呈现的美学特色就生动地反映了时代影响,表现出这种审美意识的变化。陶瓷雕塑是我国最早的传统工艺之一。据考古发现,陶瓷雕塑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出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制作技术不断完善,陶瓷雕塑的审美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到明代,     

清代佛教的衰落与居士佛教的兴起

清代佛教是从清顺治元年(1644)至宣统三年(1911)共268年间清朝一代的佛教。清朝的佛教政策基本上延续明代,佛教宗派继承着明末的遗绪,净土成为各宗共修,念佛净土在社会上更加普及,间或有禅宗的显发。清代后期,国势衰落,在内忧外患之下,传统佛教日渐衰微。居士佛教的兴起则为积弊已久的     

一部明代佛教史研究的力作——读陈玉女先生的《明代的佛教与社会》

明代由于对佛教采取严格控制的政策,致使佛教的发展大为衰退,特别是佛教义学,基本没有多大的发展。由此,学者们对明代佛教的研究,涉猎较少。最近,台湾学者陈玉女先生的《明代的佛教与社会》的出版(北     

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寺院壁画艺术特色之比较——以瞿昙寺壁画为例

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以及南传佛教并称为佛教的三大体系,其中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为佛教中重要的两大派系,但是由于时间、地点以及传入方式的不同也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教义上讲,汉传佛教为大乘显教,而藏传佛教为显教和密教合而为一的教派。明代瞿昙寺壁画将藏传佛教绘画与汉传佛教绘画艺术巧妙融合,是汉藏文化交流大环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十分有利于我们对于同时间、同地域的汉、藏两种佛教寺院壁画风格进行比较分析。     

精致的明铸铜佛

和尚出身的朱元璋对佛教有着天然的宗教情感,他深知推崇佛教的利弊,所以他既有著名的“洪武清教”手段,又有大举法会、讲经刻经的动作。1934年在四川省崇庆县上古寺发现的《洪武南藏》,就是始刻于洪武五年(1372)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完成的。朱元璋之后,除嘉靖帝信道排佛之外,其它各帝大多信佛奉法。如明成祖朱棣曾编撰了九卷《神僧传》,汇集了中国佛教史中所载记的“神僧”的资料,并下令保护游方僧人。而武宗朱厚照曾在一天之内度僧道4万。由于明代皇室对佛教的扶植与整顿,使明代佛教呈现出一时的繁盛。成化年间(1465—1488)全国僧尼有50多…     

德清及其佛学

德清(1546——1623),字澄印,号憨山,与云栖祩宏、紫柏真可、灵峰智旭共称明代佛教四大家。德清一生弘法,曾二上五台山,其人“不但于此山有大关系,实于佛法世道有大关系”。(《清凉山志·重修流通序》)。他融汇诸宗,博通内外,著述甚丰,遐迩闻名,在思想上主张内而诸宗融合,外而三教同渊。在佛教日益衰微的明     

论明代僧官制度

明代僧官制度是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的产物。僧官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系统。僧官在管理佛教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僧司衙门配合礼部做好全国的佛教管理工作。明代僧官制度与世俗官僚制度相适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论明代僧官制度CSSCISSCI

明代僧官制度是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的产物。僧官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系统。僧官在管理佛教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僧司衙门配合礼部做好全国的佛教管理工作。明代僧官制度与世俗官僚制度相适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麦积山明代写本《报恩道场仪》及相关问题研究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藏明代写本《报恩道场仪文》是目前国内保存最早的同类写本,共七卷,由宋代四川大中祥符寺僧人思觉集,明弘治四年(1491年)伏羌县谢子宁述,珍荆峰、永珍记。该写本对研究宋代以后的佛教、儒释融合以及四川佛教对周围的影响至为重要,本文对之作简单的介绍,并与云南发现的清代写本以及四川宝顶石刻作初步对比性研究,以引起该领域研究者的重视。     

多元融合的民间佛乐 国家级非遗项目山西楞严寺寺庙音乐的特色

<正>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山西大同楞严寺寺庙音乐,在保留了明代佛教音乐的基础上,融合了当地各民族的民间音乐元素,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民间佛乐,成为当地民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时期,佛教音乐伴随佛教传入中国,历经了中国化的发展过程。早在三国时期,就开始了“鱼山梵呗”等中国梵呗的创作;隋唐时期,中国佛教梵呗从寺院走向宫廷和民间,达到了鼎盛,到宋元以后日趋通俗化,     

论明代的度僧

明代建立了完密的度僧制度:禁止妇女出家,限定家庭出身以及本人身分,限定出家年龄,考试通经,限定全国僧人总数,度牒免费发放。明初多循制度僧;中期经常违制度僧,并大量鬻牒;后期主要鬻牒。明代度僧抑制了佛教势力,有利于生产发展、社会稳定及明王朝统治的巩固;有所限制的鬻牒,部分解决了军饷、赈济;大量度僧鬻牒,对生产发展、社会稳定起阻碍作用;私度盛行,买卖、伪造度牒成风,僧官借机营私舞弊;度僧对北京治安、物价也有很大影响。对佛教来说,明代度僧造就了庞大僧团,维系着佛教表面繁盛;促进了诸宗融合,促成了赴应僧队伍专业化和壮大,推动了佛教的世俗化进程;导致佛学进一步衰微。     

明代佛教政策研究

明代佛教政策的制定,是明初"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的一部分。佛教能够"阴诩王度",这是它得以在此以理学为意识形态的帝国里合法化的前提。明初诸帝对佛教虽然不乏个人兴趣,但他们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主要基于功利主义立场,着眼于国家利益,对佛教虽有支持,更多则是限制。这些政策的具体实施,成功程度不一。而其效果相互迭加、放大,严重削弱了佛教在制度、经济和思想等方面的自主性,最终对明代及此后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成都地区佛教研究

明代成都地区稳定的政治及经济环境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保障,所以明代成都地区佛教的发展也处于比较平稳的状态,并一直持续到明末。在明代成都地区佛教发展史上,产生了楚山绍琦这样的高僧,同时寺院庵庙的发展也比较繁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成都大邑县雾中山佛教在这个时期达到极盛,成为成都地区佛教中心之一及蜀中佛教圣地。不过,明末战乱对成都地区佛教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破坏,成都地区佛教的复兴是进入清代且社会稳定后才开始的。     

明代易学的理学、心学与佛学进路——读林忠军教授等《明代易学史》

正明代承袭宋元,推崇程朱,将理学设为官学,确立了理学的学术主导地位。然而官学的功利性使经学研究逐步成为求取名利的手段,从而导致理学缺乏创新,积弊日深。明代心学即是对程朱理学的理论反思,意欲从人之本心良知中体认天理。佛教经历长期的演化发展,至明代已同儒道水乳交融,佛学亦是明代学术不可忽略的重要思想元素。明代易学正是在理学、心学、佛学三者互对立互融合的思想背景下形成,因此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理路与话语模式。林忠军教授及其研究团队撰著的《明代易学史》一     

藏传佛教的传播和派别

西藏,唐代称为吐番,明代称为乌斯藏,意译是“清净中心”,清代才称西藏。西藏居亚洲屋脊,是世界第一高原,高度都在海拔4000米以上,气候寒冷。藏族人口约370多万,分布在西藏、青海、西康一带。佛教从内地传入藏族地区,始于唐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下嫁带去了佛像和经典,松赞干布造惹摩伽寺(小昭寺)以安奉释迦等身太子像,又建迦刹等十二寺于拉萨四周各要地和许多修定道场从事礼拜,使内地佛教深入藏族地区;松赞干布娶尼泊尔     

试论明代峨眉山佛教发展特点

峨眉山早期是道教尊奉的名山,后来成为普贤道场,并逐渐发展为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在峨眉山佛教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中,明代是峨眉山佛教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本文以明代峨眉山佛教最具影响力的四位著名高僧的事例为代表,分别从四个方面对明代峨眉山佛教发展的特点进行了论述。     

王阳明与道家哲学

哲学家、文学家、政治活动家和军事活动家、以“阳明”称号而闻名于世的王守仁(1472—1528),是中国明代哲学史上的核心人物。王阳明的学说具有真正革新的特点,然而它在许多方面却又有固守传统的外表和有明显地融合过去古典遗产的趋向,特别是融合与其思想相对立的过去古典遗产的特点。虽然王阳明自称其学说为儒家正统,且对道家和佛教有过激烈的批评,但却没有与正统儒学融为一体,也没有与道、释二家断然隔离。他的学说因为是     

持续推进新时代五台山佛教中国化

正五台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佛教历史悠久,早在东汉永平十一年(68)就建有佛寺。五台山青黄庙并居,是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道场,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五台山,不同民族的佛教僧人之间进行广泛文化交流,形成极具融合特色的五台山佛教文化,突出表现在佛教文学、佛教美术、佛教音乐和佛教建筑等各个方面。这些成果在促进五台山佛教文化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思想文化的传播、创新和发展,而且对于传承农耕和游牧融合的特色文化乃至山西的文学艺术、民居建筑、民间雕塑艺术等,也功不可没。     

陈献章与道教和佛教考

陈献章是明代心学的先驱,提出著名的"静中养出端倪"之说,其心学思想与道教、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即对陈献章与道教、佛教的交涉加以梳理和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