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大学》“三纲八目”之儒学奥义及当代价值

《大学》作为儒家经典的纲领文本,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确立人生垂世立教之宏义鹄的,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条理人生修德立世的实践路径,二者以"明明德于天下"相互贯通,虽在形式上有目的、手段之分,实则内在一体、辩证统一。《大学》以"三纲八目"提要钩玄儒学奥义,成为两千多年来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时至今日,对于批判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等资本现代性,以及应对当代人类面临的诸多难题和危机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论《大学》古义——以“格物致知”与“诚意”的诠释为中心

《大学》是宋明工夫论的渊薮。宋明思想与先秦文本之间的紧张,导致了《大学》文本与义理的诸多争议。这些争议,应在宋明思想的内部寻求同情之了解。《大学》古义,旨在重构孔门之学的格局与次第。《大学》从"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两个方面确立了"先后之序",最终归结为"八条目"。所谓"格物、致知",是即物而求其至善之所在,结果是"知至"。所谓"诚意",是在"知至"的前提下,诚实其好之之意,使意向变为志向,结果是"知止"。然后,再有"正心""修身"的具体工夫。"身修"即"明德"之成,是一切人伦政治实践之本,故曰"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对"格物、致知"的设定,带有七十子后学的思想特征;对"诚意"的强调,源于孔门的实践关切。     

吕大临的《大学》诠释——兼论其与张载、二程思想的关联

异于汉唐儒者偏重从治国角度对《大学》主旨进行概括,吕大临从道德修养角度将之归结为"大人之学"。在诠释架构上,他以《中庸》统摄《大学》。关于"格物""致知"的阐发,他则以声训方式继承二程训"格"为"至"的观念,并主张"致知,穷理"的新说,进而认为"穷理"乃致力于体会"万物一体"之境。综观其理论体系可知,吕大临对《大学》的创造性阐发与其重视道德修养工夫紧密相关。     

朱熹“格物”:即物穷理还是择善工夫——王阳明、张履祥的不同解读

朱熹把《大学》"格物"诠释为"即物而穷其理",又认为格物所求的"理"是"合内外之理",是善的,因此,朱熹又把《大学》的"格物"与《中庸》的"择善"联系起来,讲"致知格物便是择善"。阳明将朱熹的"格物"误解为向外求物理,是"析心与理而为二",并把"格物"诠释为"格心",讲"为善去恶是格物"。明末清初理学家张履祥不赞同阳明把"格物"诠释为"格心",强调以《中庸》"择善"通《大学》"格物"之义,讲"择善即格物之谓",反对阳明"为善去恶是格物",而且还把朱熹"即物而穷其理"的"理"解读为"当然之理",不仅还原朱熹"格物"之本义,以克服阳明的误读,而且对于今天重新解读朱熹的"格物",具有重要的启示。     

“当代格物”——从互联网数码图片处理手段分析视觉观看与绘画创作的关联性

《礼记·大学》有关于格物的记载:"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这句话谈及致知与格物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时代下,受到的自身或者环境的局限性影响,观看不同,认知不同,表达也不同。文章通过对"当代格物"的阐述来说明数字时代的创作特征是新的观看方式所带来的,通过当下创作手法变化所带来的新视觉现象来分析时代语境下架上绘画创作的各种可能。     

《大学》成书时代新考

一、《大学》成书时代纷争《大学》在先秦儒家典籍中,是一篇结构最严谨、体系最完整的阐述儒家伦理政治思想的文章。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深深地烙印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心灵,成为他们的人生哲学大纲。尤其经宋德标举之后,《大学》更一跃而为比传统经典“五经”地位还高的“四书”之一,从而极大地影响着社会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这种现象必然引起人们对《大学》本身及其演变历史的探索兴趣。于是,《大学》的作者是谁？其成书在什么时代？它的出现代表了什么意义？其变化轨迹如何等等…     

印顺法师的大学纲目论

印顺法师的《修身之道》形成了对三纲领和八条目的系统看法。与传统儒家将三纲领视为由内向外的推展不同,印顺法师将三纲领视为由外而内的落实,与大乘"三心"相近;致知就是止于至善,如同佛教的"续善根"一样,其意义与佛教的正见相似,但远不如佛教的正见更为究竟、彻底和殊胜;格物是儒家致知的手段,不如佛教修得正见的方式来得真实;他对大学的诚意慎独非常欣赏,比之于佛法的戒学修行,但认为佛法的理论和方法也更有效率;正心就是定,孟子的"养气"就是定的一种境界;儒佛二家都以修身为本,儒家的修身,等于佛法的修慧,只有大乘佛法,才开显了究竟的修身之道;在印顺法师看来,儒佛二家都以利他作为出发点,但利他的方式则有区别。印顺法师的大学纲目是从佛教立场理解和审视儒家经典的范例。     

“格物致知”还是“致知格物”?——宋明理学对于“格物致知”的发挥与思想分歧

"格物致知"语义甚丰,程颐、朱熹将其解说为"格物穷理"。"格物穷理"有将"理"与"心"分作两件的危险,故遭到陆象山和王阳明的反对。陆象山和王阳明都坚持"心即理"。"心即理"在陆象山那里主要是理不离心,"无心外之理",而在王阳明那里,更有"心即是理",所以他于"心外无理"之外,更提出"心外无事"。与程朱不同的是,王阳明将"格物致知"解说成"致知格物"。而"致知格物"实则就是"致良知",就是"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阳明心学虽然维护了"理"与"心"以及"致知"与"格物"的一贯,但却导致了"致知"在"格物"之先这一明显不合《大学》所言序次的尴尬局面。经典诠释如何在忠实原意的条件下又有创造性的发挥,真是一个大问题。     

良知与至善的道德本体及修养——《大学》新诠释中良知学的转折

在宋明伦理学发展中,《大学》诠释的基调是朱子重格物,阳明主致知。阳明再传弟子万廷言则将三纲领之止至善发展成内在道德本体及道德修养的实践,并以之统领八条目。万廷言继承了江右王门罗洪先的艮背道德修养论,融合了浙中王门王畿的四无道德本体论,从深静中涵养道德本体,止至善既强调止,又发展出止无所止,能够推原阳明未尽之旨。万廷言以止至善融摄致良知,摄知归止,是阳明学从以收摄保聚为代表的江右王门至止修学乃至东林学转折的重要思想形态。     

王心斋晚年工夫论新探

王艮根据古本《大学》,明确将"八条目"划分为三个次第:一是"格物致知",即在以身格家国天下的过程中认识到吾身为本,并认识到吾身应当达到的至善境界;二是诚意,即躬身践履,把"格物致知"的内容实现出来;三是正心以及修齐治平,即在践履过程中自觉本心,使本心在吾身与世界的交接过程中真体存存,进而将本心推扩到一家、一国乃至天下,最终达到至善之境。王艮的工夫论特重践履,对阳明心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大学之道的成德进路、体知基础及其当代意义

大学之道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相贯通而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分途或相递进的进路,指明了所有人都须以修身成德为本,从而基于各自的主客观条件而明明德、亲民乃至止于至善。大学之道将成德进路得以实现的基础确立在可以被概括为"体知"的身心工夫之上。大学之道的本末内外观、身心工夫论和道德社会说,对于当今人们的立身行己、为人处世乃至实现社会和谐,都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大学》与《礼运》:政治伦理中的五常和谐

《大学》是民记冲的一篇，它着重阐述个人修养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是儒家的政治伦理学。朱子说《大学》规定了“为学次第”，这是指《大学）｝所说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即“八条目”。《大学》的主题是宋儒所谓“三纲领”，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说，《大学》的理想就在于彰明至德，并运用崇高的德性去教化百姓和更新其品性，使其达到至善。因此，《大学）｝是教…     

大学之道——构建以“三纲八目”为核心的道德修养体系

《大学》作为儒家思想的经典作品 ,对儒家理想人格的修为之道进行了从内到外的总结 ,《大学》统篇所阐释的是一种修己治人之道 ,亦即儒家思想一以贯之的内圣外王之道。《大学》一开始便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把“修身”作为其整个道德修养体系的价值目标和根本目的 ,并且成为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出发点。具体说就是 ,《大学》明确提出了两条最基本的儒家道德修养思想原则 ,则“三纲领”说和“八条目”说 ,而“修身”正是《大学》“三纲八目”说的核心。“三纲领”就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明明德”重…     

因小学之成以进乎大学之始:浅谈朱子之“小学”对于理解其《大学》工夫的意义

朱子以格物为《大学》工夫之首,但在朱子的整个工夫序列中,格物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中间环节而已。朱子认为,格物工夫要以其"端绪"为前提,此"端绪"即本心之体的发见处,格物所要可"因"的"已知之理"。然而,此"端绪"非本能呈现,在朱子看来,它有赖于"小学"涵养履践工夫的培养。"小学"与"大学"工夫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无"小学"则"大学"工夫无根本,无"大学"则"小学"工夫难以圆满。     

朱陆修养工夫论的思想渊源及其异同——以“尊德性”与“道问学”为宗旨

朱陆修养工夫论与先秦思孟学派及其继承者理学奠基人周敦颐、张载、二程之间存在渊源关系。朱熹在继承程颐理一分殊与居敬穷理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庸》《易传》《大学》《孟子》及周敦颐、张载思想的阐发,从理事并进、知行互发的立场出发,确立了尊德性与道问学并行的修养论。陆九渊远承孟子大体说,近承程颢识仁说,从心即理的立场出发,确立了以发明本心的尊德性统摄道问学的修养论。由此朱陆思想体系中修养论的来源、内涵及路径存在差异,直接导致修养方法上的易简与支离,修养内容上的践履与讲学,儒学门户上的禅学与俗学之争。其实儒释之辨在于是否承认天理,陆王心学只是将天理收归道德本心,从而将儒家道德心性之学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书》《诗》政教传统下的《大学》义理纲维

《书》《诗》二经是《大学》重要的思想渊源,《尚书·康诰》一篇所体现的政教传统,尤为《大学》首句之义理原型所在。《康诰》载,周公述文王受命历程,始于"克明德",进而"显民",终而"丕显"于天;以"天命在周"为前提,周公勖勉周室后人赓续文王德业,其要在保民,而保民之本又在于自身之敬慎其德。根据《康诰》之政教理念,观照《大学》首句"明明德"语,可见其蕴含双重"明"义,实际上对应于"天命在周"这一终极状态;继云"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盖依循周公守成之教,呈现"承天命→保民→敬德"的推本逻辑。八条目"明明德于天下"至"格物"之论,乃承接这一推本逻辑而来;后续格致至治平之序,复由本及末,正面拓展出一条明德开显之路,在此过程中,《大学》将《尚书》政教传统中特殊性的明德与普遍性的敬德相结合,呈现出一种普遍性的明德精神。     

《大学》《中庸》不同论

一般认为,《大学》《中庸》出于宋儒所说的一脉相承的思想谱系,但从思想内容来看,二者有诸多不同。如《大学》言心而不及性,《中庸》则言性而不及心,由此造成了修养方式上的不同:《大学》重在"正心",《中庸》重在"尽性"。此外,二者虽然都讲"慎独",但其内涵也不相同:《大学》的"慎独"与"心"有关,并包含内心"诚意"和外在"独处"两个方面;而《中庸》的"慎独"仅包含内在之"性"一个方面。最后,二者的最终目标大为不同:《大学》的目标是"治国"、"平天下",处理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庸》则要达至"与天地参"的理想目标,面对的是人与宇宙的关系。因此,从理论建构上讲,《大学》是一种由内至外的过程,《中庸》则是上贯下通的模式。     

论朱熹“会归一理”的历史哲学

朱熹的史学思想,主要是他的历史哲学,对后世的影响十分巨大,不仅修史者奉为圭臬,而且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也往往据为准绳。 一 朱熹认为,历史是“致知格物”的儒者所宜从而取得感发的一种学问。历史上的是非论争,应诉之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这就是说,要从致知格物的高度,要从天理的高度来认识历史。朱熹说:“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慨然有感于斯。”(《资治通鉴纲目序》)朱熹     

罗近溪的"格物"说--从"格物"之悟谈起

本文从罗近溪早年的"格物"之悟出发,详细考察了罗近溪"格物"说的具体内涵,认为罗近溪的"格物"说奠基在他的"大学"说和"知止"说之上,一方面阐扬了"万物一体"的思想,另一方面规定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道德--政治实践活动的先后程序.罗近溪的"格物"说构成他解读<大学>和儒家经典的基本视角,在儒家经典诠释学和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胡渭的《大学翼真》与明清之际的“朱、王之争”

《大学》是明清之际“朱、王之争”的典据所在。与阎若璩并称为“清初经师”且为清初启蒙期代表人物的胡渭,承袭由《大学》介入“朱、王之争”的学术共法,通过撰写九万余字的《大学翼真》来积极回应这一全国性的学术思潮。他首先致力于“正经”,以“折中今本,否定古本”的形式重定《大学》文本,打造“胡渭改本《大学》”。而后进行“释经”,以“尊朱辟王”的形式对《大学》的义理骨架“三纲领”以及“八条目”的核心“格物”给予发明和推阐,显豁出“注重训诂”“广引诸家”和“汉宋兼采”的学术特质,从而衍生出丰富的学术史意义：一是以取证于经书的形式将“朱、王之争”从义理的战场延展至考据的战场;二是助推明清之际“尊朱辟王”思潮壮大,成为朱子学再度官学化的重要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