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我的外观到他者的面容——马里翁论可见者与不可见者的两种关系模式

可见者与不可见者的关系问题是马里翁重点关注的一个现象学问题。他从其被给予性现象学出发,以被给予物界定可见者,将不可见者划分为可见性匮乏的未被见者和可见性过剩的绝对不可见者。以此为基础,马里翁讨论了可见者与不可见者的两种关系模式:偶像和圣像。偶像是自我的外观。在偶像中,可见者独自显现,不可见者服务于可见者,或者被还原成可见者,但自身不显现;圣像是他者的面容。在圣像中,不可见者作为他者绝对不可见的凝视嵌入可见者,成为显现的重心,并就其自身而显现。马里翁的相关讨论引起了"神学转向"的指责,虽然他否认这一指责,但这些讨论仍有神学观念作为支撑。     

爱的现象学:对马里翁沉思的解读与反思

爱成就了哲学的起源,却又在西方哲学史中被逐渐遗忘,马里翁意欲重构爱的现象学。爱具有优先性地位,它先于思与存在,是更伟大的理性。爱不能被对象化,给予性是研究爱的可行性道路,爱成为自由被给予的礼物,喜欢去爱的决定将自我标志为爱洛斯者。爱赋予他者以优先性,他者的凝视对其自身不可见,它呼唤我的凝视,在相互凝视的平衡中勾勒出爱的定义,爱成为不可见凝视的交错。最终爱是肉的相遇。我从他者那里接受我的肉,这是自身给予性的彻底化。我现象化他者的肉,使他者作为面容成为可见,这是他者之肉的现象化。爱甚至无需自我而自动开启爱洛斯化进程,这是对形而上学自我概念的修正。不过马里翁的爱的现象学在开拓之余,也面临无法解决的困境,需要对其加以分析批判。     

东正教圣像崇敬的神学基础研究

圣像是一种独特的宗教艺术,是东正教和天主教重要的教会传统。然而,两者对圣像的理解,圣像在各自教会传统中的作用仍具有一定的差异。东正教会较之于天主教会更为强调圣像的神学内涵,礼拜仪式的意义,因此形成了不同于天主教圣像的一套独特的艺术表现原则,以及东正教对圣像理解的理论学说。本文在众多神学家对东正教圣像崇敬阐释的基础之上,认为东正教圣像崇敬具有四点相互依存的神学依据:(1)圣传与传统的关系,圣像是再现圣传的一种视觉表现传统;(2)《圣经》诫命的内在一致性,圣像的"原型说"和圣传的批判性很好地解决了《圣经》禁止人造像的"悖论";(3)圣像表现的是神化的人和变容的世界的像,与原型不是本质一致,而是与原型相似;(4)"心智"与物质的关系,东方教父认为通过"心智"内观上帝离不开物质的中介,需要相似的东西,首当其冲的就是表现道成肉身的基督像,已经神化的圣徒的像。总之,东正教圣像崇敬最主要的根据在于道成肉身,捍卫圣像崇敬的传统,在东正教会看来就意味着捍卫信仰的根基。     

色彩的思辨 俄罗斯东正教圣像艺术解析

<正>东正教圣像画独特的神学意义与信仰源泉,是用线条和色彩表达的神的启示和形体化的祈祷。对俄罗斯民族具有深远影响,是打开俄罗斯文化之门的"逻辑钥匙"。俄罗斯东正教圣像画体现了基督教"道成肉身"的核心思想。圣像画的基础是上帝化身学说,俄罗斯东正教圣像画加入了"写"的意味,即"书写"神圣的形象。     

色彩的神学——俄罗斯圣像画

俄罗斯东正教圣像画(икона、иконопись)是世界艺术领域的一朵奇葩,是俄罗斯人民智慧和艺术的结晶。它既是艺术,又是宗教圣物。本文就俄罗斯圣像画的分类、圣像画高度的象征性、圣像画独特的绘制方法、色彩的涵义进行探讨。     

神圣媒介之思:圣像画中的观看与权力

在图像盛行的媒介霸权时代,神性遭遇流放,被科技驯化的人类失去了对图像的敬畏之心,图像沦为了被动的工具客体。回顾圣像时代,图像同样免不了作为媒介的困境,但与现代不同的是,中世纪宗教语境中的图像,既被当成一种与文字具有相似功能的布道工具,也被虔敬地崇拜着。回归圣像时代,不难发现,圣像同它的表现主体(上帝)之间隐含着巨大的张力,由于图像所固有的被观看的特性,信徒在观看圣像的过程中,必然会迎来肉身之眼与神性目光的撞击。在双重观看的权力之间,在经历了两种目光碰撞后引发的战栗和"自我"的缺席之后,信徒们最终走向了圣像崇拜和圣像破坏的两极。     

东正教圣像的神学含义

圣像在东正教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也是一种宗教艺术。我国宗教学界对此了解很少,本文从圣像与绘画的区别、神圣性的艺术表现、圣像语言的象征性等方面简要说明了圣像的宗教含义和方法特点。     

偶像 圣像

有弟兄姊妹认为,基督徒不应在家中挂置耶稣的画像,也不应该摆设任何雕像(包括伟人像、明星像、甚至亲人的遗像)。其理由是圣经里禁止偶像。受这种说法的影响,许多弟兄姊妹对家中原有的一切画像、雕塑开始大加破坏……笔者愿借《天风》一角,结合圣经和教会历史,谈谈偶像、圣像、图像的区别。 首先,我们要旨定地说,基督教是反对偶像及偶像崇拜的。从圣经看,自始至终都在告诫我们要绝对地反对偶像及偶像崇拜。旧约时代,《十诫》中明确写道:“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     

给予越多，解释越多——马里翁对解释学的现象学定位

马里翁认为,谈论解释学必须从“给予性”这一现象学的最终权威开始。现象学对“给予性”的强调不仅没有像很多批评者所认为的那样取消解释学,反而从现象学的维度赋予了解释学一种根本的“现象化”功能,即试图弥合现象之“给予”与“显现”之间的间隔。具体来说,解释学至少从四个方面“介入”了给予性现象学,使得不同的现象性模式之间可以相互转换。给予性的“溢出”最终要求一门“不可穷尽的解释学”,充分说明“给予越多,解释越多”。     

基于缺乏之上的另类动力论——论笛卡尔上帝观念的发生

笛卡尔摒弃经验主义道路,否认无限来自有限之物的不断添加,而认为无限观念(上帝观念)验前地先于一切有限观念。在上帝是自我思维本身的条件这个意义上说,笛卡尔的上帝观念说可谓是后来超绝哲学的理论先驱。结合精神分析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可见,人类精神总是处于缺乏(受到缺乏的诱惑)与欲望(总是要去认识更多东西)的张力之中,而正是其中的动力性促成了上帝观念的发生。     

基于缺乏之上的另类动力论——论笛卡尔上帝观念的发生

笛卡尔摒弃经验主义道路,否认无限来自有限之物的不断添加,而认为无限观念(上帝观念)验前地先于一切有限观念。在上帝是自我思维本身的条件这个意义上说,笛卡尔的上帝观念说可谓是后来超绝哲学的理论先驱。结合精神分析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可见,人类精神总是处于缺乏(受到缺乏的诱惑)与欲望(总是要去认识更多东西)的张力之中,而正是其中的动力性促成了上帝观念的发生。     

库萨对阿奎那存在类比学说的突破及其意义

存在类比是阿奎那用以解释无限者与有限造物之关系的经典学说。但存在类比也潜藏着将无限者与有限造物放诸于同一存在链条之中,从而消解无限者之超越性的危险。为了回应中世纪晚期教会对维护和提升上帝超越性的要求,库萨以“极大”学说为基础,一方面以包容-绽开的结构瓦解了无限与有限之间层级性的存在秩序,有限者无法经由层级中介而逐级渐次地返归神圣无限者;另一方面通过强调有限与无限的非比例性,否定了有限者与无限者的可类比性,有限理智无法理解神圣超越者。库萨对阿奎那存在类比学说的突破和翻转,无疑强化和提升了上帝的无限性和超越性,与此同时也加深了上帝的隐匿性和不可理解性。     

马里翁对笛卡尔形而上学体系的解读

马里翁认为在笛卡尔的哲学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本体—神学—论思想,一种以自我为基础(其基本的表达式是"ego cogito,ergo sum"),一种以上帝为核心(其基本的表达式是"ego sum,ego existo"),前者是一种并不完备的形而上学,后者则展现了笛卡尔的一种成熟的形而上学思想。但是,关于笛卡尔的这种成熟的形而上学思想及其体系,马里翁在其《笛卡尔哲学问题:方法与形而上学》和《笛卡尔哲学问题II:自我和上帝》中分别给出了两种并不相同的解释,本文认为我们可以大体上认可马里翁的第一种解释,同时应该对他的第二种解释保持谨慎态度。     

杰里米·边沁和自体圣像艺术(上)

在西方人体艺术发展的历史中,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创造了一种罕见的艺术特例——自体圣像艺术。他死后,其肉体被解剖并重新组装,至今仍以活生生的形象放置在伦敦大学的一条走廊里。边沁以肉身作为使自己不朽的“纪念碑”,这和他的哲学观念密不可分。在他看来,灵魂是虚幻不实的,只有肉体是真实的实体。如果一件特定的事物,它的最充分的代表者只能是它自己,那么人的肉体就比绘画和雕塑具有和人自身更完美的相似性,就成了人死后自我延续的最有效途径。边沁的自体圣像艺术以及这种“艺术”所依托的哲学在西方具有特异性,但它依然是与西方哲学史对话的产物,并在诸多方面对西方现代、后现代的艺术实验提供了灵感。     

为什么伊斯兰教严禁绘制圣像

编辑先生： 作为贵刊的忠实读者和一名宗教艺术的爱好者，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为什么伊斯兰教不像基督教、佛教等宗教一样，有绘制的圣像？ 山东 小林小林读者： 信使者是伊斯兰教基本信仰之一，但又严禁绘制、塑造任何一位使者（又称“先知”、“圣人”）的圣像，常令教外人困惑不解。其实，道理很简单，即伊斯兰教是严格的一神教，反对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 众所周知，伊斯兰教的核心信仰是那句著名的“清真言”：“万物非主，惟有安拉；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这句话，具有极为深刻的信仰内涵。 “万物非主，惟有安拉”，强调安拉…     

杰里米·边沁和自体圣像艺术(下)

在西方人体艺术发展的历史中,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创造了一种罕见的艺术特例——自体圣像艺术。他死后,其肉体被解剖并重新组装,至今仍以活生生的形象放置在伦敦大学的一条走廊里。边沁以肉身作为使自己不朽的“纪念碑”,这和他的哲学观念密不可分。在他看来,灵魂是虚幻不实的,只有肉体是真实的实体。如果一件特定的事物,它的最充分的代表者只能是它自己,那么人的肉体就比绘画和雕塑具有和人自身更完美的相似性,就成了人死后自我延续的最有效途径。边沁的自体圣像艺术以及这种“艺术”所依托的哲学在西方具有特异性,但它依然是与西方哲学史对话的产物,并在诸多方面对西方现代、后现代的艺术实验提供了灵感。     

笛卡尔永恒真理学说悖论的三种解决

笛卡尔在1630年提出了"永恒真理的创造"学说,并终身坚持。这一学说指出,形而上学、逻辑学、数学等学科最首要的真理是上帝所创造并保存的,上帝还保证永恒真理的不变性。然而笛卡尔却在同时坚持认为上帝是无限而不可理解的,对其所创造的永恒真理持有完全自由与无分别的态度,这样一来,这些真理的不变性又遭到了威胁。这两个方面构成了笛卡尔永恒真理学说的内在悖论。本文认为笛卡尔一共进行了三次不同的努力,即诉诸上帝的单纯性与统一性,诉诸上帝的完满性,以及上帝作为自因的学说,来应对上帝的无限性、不可理解性与永恒真理的不变性之间所形成的张力。这说明笛卡尔一方面试图提高上帝相对于人类理智秩序的超越性,另一方面又试图将上帝作为这一秩序的保证者。因此这三种解决就是笛卡尔试图把不可理解的上帝不断重新拉回人类的理智秩序之中的努力。这是笛卡尔不可能完成,但却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肉身、感觉与自我——以马里翁为核心的现象学考察

肉身(身体)及其与自我的关联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学议题,而马里翁又是相关讨论的主要代表。通过重读笛卡尔、胡塞尔等哲学家的文本并揭示其内在张力,马里翁确立了以感觉性为本质特征的肉身的不可怀疑性及其相对于理性的优先性,进而揭示出肉身是自我最原初的形象。同时,通过严格的现象学分析,他揭示出,肉身自身感发自身,它超越任何关系和视域的限制,而显现为绝对的充溢现象,它完成了自我的实际性和彻底个体化,将自我给予为被赠予者。根据他的讨论,从知觉功能来看,肉身最终会导向彻底的唯我论,但从其爱欲功能来看,自我的肉身既能通向他者的肉身本身,又能保持自身的绝对个体性。     

新一代解释学家M.弗兰克

弗兰克(Manfred Frank)属于伽达默尔和里克尔之后一代的解释学家,我对他的介绍集中于他对当代解释学的两点重要贡献。弗兰克通过引入意义的结构模型,使解释学“现代化”了;他还坚持个体主体的不可还原性、其意义生成活动的独特性和单一性。     

圆通周法界原 悲愿化神州——三亚南山海上观音圣像开光大典侧记

2005年4月24日(佛历二五四九年三月十六日),是观音六化身之一的准提菩萨诞辰日。中国佛教协会和三亚南山寺共同举办了108米高的南山海上观音圣像开光大典。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的108位高僧为开光大典主法,海内外二万多名信众参与了这一盛大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