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女子教育

传教士来华后,女子教育就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变迁与传教士密切相关。传教士对男女平等教育思想的宣传,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女校,促进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传教士传入的女子教育模式,为中国女子教育做了示范;传教士还为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培养了大量的教职人员。     

中国基督教为加强教会性而努力

历史的回顾 近代史中,基督教于19世纪从西方传到中国。西方的基督教自从宗教改革以后,虽然总称为基督教(新教),却已经形成不同的宗派,对圣经的理解、对教会的神学解释都有差异,反映在教会的组织形式上亦有不同。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所建立的教会,与他们所代表的不同宗派相联系,而且按照各自的宗派体系来建立。因此中国教会过去也是各自为政,甚至互相攻击。教外的人很不理解,有时会问:"你们是否相信不同的上帝?"     

内地的新教赞美诗史略

以中国基督徒作词、作曲或用中国民间曲调加以改编具有民族风格的赞美诗问世,是基督教赞美诗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体现——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英国伦敦福音会传教士马礼逊抵达广州,成为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随后新教的各国教会派遣来华的传教士纷至沓来。他们带来各自编译的赞美诗,以供本教派在中国内地的教会使用。至清末民初,新教及其他教派编辑刊行的赞美诗集已不下百余种。     

浅析基督教中国化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教育事工的探索——从南通第一城基督教堂的牧养事工说起

根据史料记载,基督教传入中国是"三起三落","三落"的主要原因就是基督教没有中国化。例如,景教在唐朝出现过"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可惜的只流行了210年。如今在西安碑林中,只见到唯一的一件实物——景教碑。传教士传教的途径每每都是以走上层路线为主,他们先向皇室、官员、市民讲述耶稣的故事,然后才走进农村,或者说,主要先对城市中有文化、有地位、有苦难的人讲道,没有将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与中国的优秀文化结合起来,开展宣教工作。当今,中国基督教徒主要分布在农村,复兴的农村教会,在不断推进中国城市城镇化的今天,开始出现萎缩,甚至不免有点危机四伏,相当一部分的农村信徒走进了陌生又繁华的城市,教会如何提高他们的文化、调整他们的心态、陶冶人的情操、发扬移风易俗、促进社会和谐、提高社会诚信、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都是通过教会的教育事工开展,即基督教教育与信仰的重中和延伸,本人从南通教会的实际情况来考量,结合中国基督教"三自"原则、习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2016年4月22—23日)及其它系列讲话和香港基督教三一神学院院长、浸信会牧师林德平博士的《基督教教育课程》的有关内容,浅析基督教中国化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教育事工的探索。     

联合礼拜

正中国基督徒的宗派观念十分淡薄,多数情况下,他们对宗派的选择纯属偶然。正因为如此,进入20世纪后,不少中国教会领袖主张根据圣经"合而为一"的教导,实现教会的合一。但由于当时的教会都控制在西方传教士手中,一直无法实施。新中国成立后,教会合一的大环境有了,只是还需要时机。这个时机出现在1958年。1957年,由于中共党内极左思潮的影响,开始了整风与反右运动,从此时起,中国进入了一段政     

揭开所谓“圣人”的面目

10月1日，罗马教廷把所谓“在中国致命”的120名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徒册封为“圣人”。那么，这些所谓的“圣人”到底是些什么人？为什么梵蒂冈不顾中国政府和中国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对，执意要把他们封为“圣人”呢？ 这120名所谓“圣人”，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作为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工具的外国传教士；一类是作为那些劣迹斑斑的外国传教士的帮凶和追随者的中国教徒；还有一类是在由于外国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横行乡里，欺凌百妊，激起人民反抗中死于非命，而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殉难者和殖民地教会势力的…     

《口铎日抄》与晚明天主教传教士的圣经故事叙事

晚明天主教传教士著书立说时将众多圣经故事译介入华,传教士所述圣经故事既是对《圣经》的片段式摘引与意译,也是西方教会文学东传的内容之一。《口铎日抄》记录了晚明艾儒略等传教士在福建的布道活动,其圣经故事讲述颇具"现场"意义,出于宗教传播的目的,传教士的讲述也不乏"断章取义"之处。从《口铎日抄》所述圣经故事的内容及其叙述策略可以窥见晚明传教士布道中如何宣讲圣经故事以及圣经故事传播中传教士与中国教徒的互动情况。     

努力推动教会中国化进程

<正>一天主教作为外来的宗教,从一踏入中国的土地,就已充分意识到教会"中国化"的紧迫和必要。从唐朝贞观年间来华的景教,到元朝时期的北京首位大主教蒙高维诺,尤其是明末清初的利玛窦等传教士,无不努力学习中国文化,谦卑地融入中国社会,尽力以中国人的文化思维来表达和传播基督信仰,走过了教会"中国化"极不平凡的艰辛历     

早期新教宣教团体释经路线之反思——中国近现代教会史论研究之五

新教的海外宣教团体对圣经的观点和释经理论,是他们踊跃地向东方的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宣教的重要指导思想。我们必须检视曾对中国教会产生较久影响的这种思想的历史与神学的源头。身在宣教运动中的传教士,不能很自觉地将传播一种宗教和令人接受上帝信仰作适当地区分。宣教士对《圣经》进行解读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打上他们的文化传统和教义规条、甚至国家政治利益的烙印。传教士的圣经观和教会论中,纠缠了许多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种族上的自我优越感,而没有整全地考虑圣经全备的真理。而他们那种"堡垒式"教会观产生的原因,当然是与对圣经经文的特殊解读(这些解释加以理论化和模式化,就是教义)有关,同时与欧美国家与中国在文化和社会制度上的隔阂也有关系。所以,早期新教宣教团体在释经路线、教会观和世界观上的二元论色彩的偏执并不是毫无来由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和文化的原因。     

关于湖北磨盘山神权社会的考察

关于明清之际欧洲传教士在华活动的研究,学人一般把目光投向学术层面,研究的对象多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传教士。事实上,传教士作为一个群体来到中国,其最终目的是传播基督福音,他们不仅在中国的京城及重要城市建立了传教会,还把影响扩展到偏远的乡村,因而当中国政府用武力实行禁教的时候,乡村教会成为传教士和基督徒的避难所。明清全国乡村天主教的发展以鄂北的磨盘山最为典型,本文将此作为特殊的个案进行讨论,希望从中找出中国乡村天主教发展的若干特点。通过调查研究,作者发现,乡村天主教在清朝禁教期间并没有绝迹,而是一直延续到近代社会。因而,基督教来华历史的四个时期的划分对于天主教来说似乎不太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