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法先王”的伦理之维

一段时间以来,受救亡运动、疑古风潮和极端阶级分析法的影响,先秦儒家的“法先王”思想屡遭抨击和批判,其实质被保守、虚妄、反动的表象所遮蔽,其价值被“厚古薄今”的思维定式所消解。从伦理向度看,“法先王”是先秦儒家以“立德”“弘道”为基本价值取向对先王之德、先王之道的形塑与倡扬,是阐旧邦以开新命的政治智慧。先秦儒家以“可施于礼义”的伦理标准,萃取和凝练了“五经”中的王道思想;从伦理维度进行理论开新,奠定了王道政治的坚实根基;用中庸之道为王道政治理想的实现提供了方法论。先秦儒家“法先王”思想既具有强烈的批判功能,又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它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和王道政治范式,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灵魂。     

奥利金的灵魂先在说

奥利金的灵魂先在学说对理解自由意志问题有重要意义。在《上帝之城》第11和12卷,奥古斯丁重点批评了这一学说。在奥古斯丁看来,奥利金主张灵魂先在,进而主张灵魂的善恶与身体的好坏相配,这一说法既与上帝创世的善好目的相悖,也与人在宇宙中应有的地位不符。奥古斯丁的批评尽管部分切中要害,但没有充分把握灵魂先在说的用意和复杂性。一方面,奥利金提出灵魂先在学说,主要是为了回应灵知派的挑战,以维护理性造物的自由意志;另一方面,灵魂先在说并非没有考虑到上帝创世的善好目的,恰恰相反,它极大地保证了上帝创世时的绝对平等,缓解了神义论的难题。不过,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灵魂先在说一旦推向上帝创世的初始阶段,就会引发与柏拉图《蒂迈欧篇》中类似的原始质料问题。     

社会冲突中政治妥协的伦理审视

适度妥协是政治运行的灵魂。政治妥协作为现代社会化解矛盾、应对冲突、引导多元主体互利共存的理性方式,有着内涵丰富的伦理意蕴和重要的伦理价值。在社会冲突发生的公共场域中,政治妥协涉及个人伦理、行政伦理和社会伦理等多重伦理。然而,社会矛盾易激化、社会冲突易升级、政治妥协难以起效的现状,反映了社会冲突中政治妥协的伦理困境。从伦理危机生成的角度看,社会冲突中政治妥协失效是由于个人有限理性的显露、行政权责失衡的陷阱和社会公共理性的缺失造成的。而有效破解这一难题,推进社会冲突中政治妥协的伦理建构,基本的途径应该包括着力提升珍视道德理性的个人伦理、避恶扬善的行政伦理和追寻公共理性的社会伦理。     

儒道的审美境界──中国古代的形上追求

中华民族从古至今都有宗教，但宗教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并不起主导作用，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信宗教，不像西方人那样有统一的“国教”。夏代不可考，殷人信鬼，宗教气氛较浓，但宗教的范围只限于政治圈里。那时已有上帝观念，但上帝并不直接和普通小民相接触，中间要经过王室祖先的灵魂（鬼）传达到上帝那里，所以祭天（上帝）与祭祖（鬼）是一致的。到了周代宗教观逐渐淡化，周公制礼作乐，形成“礼治”，用世俗的即政治的方法治理国家臣民，而不用宗教方法，因此在周代的政治、道德教育中，宗教起不了什么作用。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除墨家信鬼…     

"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奥古斯丁思想中的两分倾向

文章旨在探讨奥古斯丁的“两座城”学说。首先,简要地讨论了《上帝之城》的写作背景与主要结构;其次,在宗教信仰与现世生活这两个层面上分析了《上帝之城》关于“两座城”的主要观点;再次,分三个角度探讨了“两座城”学说的历史与思想背景。虽然“两座城”的学说体现了一种以两分的形式来思考问题的倾向,但它既不同于存在论的二元论和灵与肉的二元论,又避免了对复杂的现实社会作过于绝对的两分。     

关于工程的政治、法律和伦理方法论问题探讨

从非价值中立观点看待工程,工程本身包含着复杂的价值和利益关系,因此政治、法律和伦理对工程有着相对的方法论意义。在政治方法论上,公共决策围绕工程表现为政治或资本权力运用、相关利益协调方法和意识形态导向;在法律方法论上,工程主体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定须以工程质量为首要原则,其具体司法实践渗透法律适用、法律解释和法律风险评估等方法;在伦理方法论上,主要体现为工程因素与非工程因素、"工程人"与"道德人"之间的关系处理。与工程相关的政治、法律和伦理方法各有分工,政治方法限于工程决策具有命令性,法律方法对工程活动起到强制性规范作用,伦理方法则在公共道德与公共决策之间扮演桥梁角色。在工程实际运行过程中,这些方法在不同工程情境下表现为两种典型秩序——从政治方法到法律方法再到伦理方法的自顶向下秩序(适合大型工程项目决策)和从伦理方法到法律方法再到政治方法的自底向上秩序(适合新兴工程发展)。必须要强调,在多数情况下,面对与工程相关的社会冲突甚至政治冲突问题,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政治、法律和伦理方法。     

从上帝到他人:论列维纳斯现象学神学的内在伦理进路

列维纳斯指出,上帝是一个道德行动,而不是抽象的宗教事件.在“上帝死了”之后要想保持上帝信仰,我们必须从伦理的维度对上帝进行重新阐释.列维纳斯从现象学的维度描述了人类的宗教经验,这种经验结构是一种伦理结构.上帝信仰并不是偶像崇拜,也不是神秘的个人体验,而是人与人伦理关系的最初结构,这种结构导向最高的善;爱上帝在根本上是爱邻人.     

灵魂不灭暨哲学-宗教的同源性——读德里达的《赐死》

哲学与宗教的同源性,显示为如何从柏拉图哲学的神秘性过渡到基督教思想的神秘性.可以使宗教思考,即使得宗教中饱含着没有被想到的理性因素.在这种“宗教”思考中,由于缺少上帝目光与人的目光之间的交互性,因此上帝和人的灵魂不是被思考的或可以实现的对象,而是绝对的他者.只有做“非对象思考”时,灵魂才是高贵的.德里达所理解的责任,正是对这些“他者”的责任.没有神秘性,也就没有责任.“灵魂不灭”不可说,它属于这些无解的、具有神秘色彩的疑难问题,它不是被证明或证伪的,而是被体验的.灵魂的触角永远是独特而不可替代的.     

政治的伦理性——基于黑格尔学术资源的研究

正义和善是政治和伦理最基本的概念,伦理与政治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在黑格尔看来,政治本质上是伦理性的,政府是自身反思的、现实的精神,是普遍性的人格化,体现了善的本质;国家即为伦理实体,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此外,黑格尔从当时现实政治问题出发,还对公共权力和财富的"精神"性本质作了规定.黑格尔的政治理论不仅为理解伦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而且为我们走出现代政治困境提供了指导.     

对中国民族主义政治伦理的多维检视

自鸦片战争开始,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主义政治伦理开始萌芽和生成,在其后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经历了四次转变.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政治伦理具有两大突出特征:一是救亡道德与启蒙道德的同时并举;二是改良道德与革命道德的交替进行.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政治伦理既具有优秀成分,也具有消极意叉.深刻认识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所长期面临的各种威胁,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政治体制;重新选择和配置各种现代性公共政治伦理元素,走出现代化与民族主义政治伦理冲突的传统困境;正确处理中国国内民族问题,避免因民族冲突引发社会动乱,是中国民族主义政治伦理当代转型的基本路径.     

“后政治”时代政治与道德关系的反思——论墨菲的民主思想

尚塔尔·墨菲的民主思想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人和人之间如何共存、如何处理相互对立的问题.它试图以多元对抗取代理性共识,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结合起来,以“公共关心”和“公民身份”等政治的“善”取代实质性的“共同善”,探寻与现代民主价值相适应的权力形式.墨菲在强调政治性的同时并没有割裂政治与伦理的关系,而是将它们重新“链接”,借用精神分析伦理学拆解政治价值与西方现存权威话语之间的联系,保留政治与伦理之间的互动张力,把政治伦理主体的生成视为多元主体的多样化集体认同过程.这种民主方案呈现出共同的“政治善”与多元的“道德善”相结合的特征,为我们提供了思考政治与道德区别和联系的独特视角,但墨菲的研究视野停留在民主的政治想象维度,且具有夸大对抗、差异、多元作用的倾向,从而使其理论建构性不足,局限于话语分析,难以深入到社会现实本质.     

剪开政治解不开的"死结"——评彭定光教授新著《政治伦理的现代建构》

人类的政治生活从人治到法治、从集权到分权、从等级到平等、从强权统治到多元治理的转向,无不与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真正的政治不先向道德宣誓效忠,就会寸步难行。”（康德语）在道德与政治相互冲突的时候,道德就会剪开政治所解不开的“死结”。彭定光教授独著的《政治伦理的现代建构》（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一书从伦理维度审视政治生活的基本问题,     

伦理的一神教与唯一神的伦理确证──利奥·拜克自由神学思想的现代意义

犹太教是一种伦理一神教,这决定了它必然放弃对上帝的知识论态度,转而使用实践理性去确证上帝的存在。不是神性的生活,而是人的生活,人对上帝的虔诚回答成为犹太教的真正内容。所以,人在最内在的意义上发现自己与上帝的永恒联系并从中找到生活意义的神圣源泉。借助这种对人们的精神本质与上帝之间关系的道德确证,犹太人响应了上帝对他们的召唤：认识唯一种,相信它,印证它,在它那里寻找到一切的意义,在它那里得到庇护,这就是犹太伦理一神教所公示于世的真理。拜克的观点凸现了犹太教的实践理性品格,有利于实现犹太教的现代化转化生成,使之真正成为一种普世主义的宗教。     

《科学与宗教：是可调和的吗？》导言（一）

选自《Science and Religion:Are They Compatible?》,保罗·库尔兹(PaulKurtz)主编,2003年由普罗米修斯出版社(Prometheus Books)出版,导言第一部分。为使读者更易理解文章内容编译者自加了小标题。“上帝创造了独立的灵魂”这一神学教条,成了宗教反对堕胎、出生控制和人工受精等医学科学的基本理由科学与宗教是协调的吗?或者说,他们有必要冲突吗?他们的关系长期被争论着;而且,从科学与宗教两大阵营利益的历史来看,它们之间的冲突程度也一直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1.科学带来社会巨变,却被指称占了宗教的领地虽然,古代希腊与罗马培育了…     

诚:基督宗教与儒家的一点比较

诚是一种位格性的德性,与三个方面的人格性存有相关。基督宗教伦理中诚的对象是上帝。作为世界的使在者,上帝自身的诚为人的诚提供了本体论根由及命令。对上帝的诚内在地要求着对他人的诚,并且,上帝作为一种超验的监督,保证了对他人之诚的目的性。儒家伦理之诚与基督宗教不乏相似,但在儒家,由于诚的对象“天”没有人格,诚的对象实际上是人自己,在诚之中人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另一方面,诚被儒家当作达到修齐治平的手段。加上没有来自超验之维的监督,这两个方面极易使人欺谎不诚而又心安理得,“问心无愧”。     

黑格尔论作为伦理实体的政府

“伦理实体”是黑格尔学说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在黑格尔那里,伦理实体是作为价值合理性的根据而出现的。按照他的有关思想,伦理实体指的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社会关系体系,是包含着差别的社会共体,是个人的偶然存在。本文借用黑格尔的这一范畴用以确证:政府不仅是一个政治、行政组织,而且是一个伦理实体,政府的存在具有价值合理性。从“应然”角度说,政府是一种普遍和一种本质,是国家从绠实体外化而形成的社会共体,而且是社会共体的灵魂。所谓的外化,指的是现象化,把自己实现出来的过程。     

伦理与道德之辨正

伦理与道德两个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在许多研究者那里是比较模糊的。本文试图从词源学的角度并结合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相应观点对二者的内涵加以区别界定并对二者的关系加以厘定:道德是个体对自身完满性的价值追求,具有主体性与私人性;而伦理则是基于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交往而形成的规范体系,具有“互主体性”与公共性。道德是伦理的基础,伦理是道德的提升。笔者认为,对伦理与道德加以区分和厘定将有助于伦理冲突的化解、伦理关系的协调以及伦理秩序的维护。     

“非常伦理”的道德内涵

“非常伦理”既与“应当做什么”和“应当如何做”的一般伦理问题相联系，也关乎“日常”与“非常”之辨。“非常伦理”和“日常伦理”都关涉伦理学的一般特点，包括德性与规范之间的统一。以“非常伦理”为关注之点，其意义不仅无法与一般的价值原则和普遍的道德规范相分离，而且涉及这些普遍原则的具体落实。在伦理学上，原则的普遍性和原则的落实，关乎形式与实质的关系问题。不管是日用常行，还是日常生活之外具有不确定性的生活领域，都需以普遍价值原则为引导。判断一种伦理原则的正当与否，不仅需要视其价值意义，而且应当同时关注其正面的价值意义是否得到具体落实。从行为过程和道德规范的互动来看，广义上的行为制约还关乎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不管是权力还是权利，都既与日用常行相关又超乎日用常行之外。以伦理学为视域，人类不仅需要约束权力，而且应当约束权利。在更广的意义上，“非常伦理”中的“非常”关乎科技领域，“非常伦理”则相应地需要讨论其中的伦理问题。科技活动既与人的日常存在相关，又不限于人的日用常行。通过对人体增强、人工智能的分析，可以更进一步理解“非常伦理”及其意义。     

论政治伦理的正义主题

本文结合政治学和伦理学有关原理 ,探讨了政治伦理的主题 :正义。政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现象 ,同样是一种伦理现象 ,政治的公共权力性质决定了它以实现正义为伦理目标 ;从正义的性质及内容等方面看 ,正义根本上具有政治性 ;正义是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 ,统摄诸如自由、平等和民主等具体政治道德规范 ;政治的正义目标实现要以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为保证     

论康德道德宗教中的自由理念

道德是康德哲学体系的拱心石,自由是他的道德宗教的拱心石。康德证出自由的先天依据,指出自由的实践必然。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保证“至善”目标的神圣性与公正性。积极自由则将“至善”日标转变为人为自己立法的绝对律令。自由、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三理念的关系为：自由在上帝的保证下达到不朽,上帝（至善）在自由的不朽追求（积极自由）中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