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的文化整合作用值得研究

中国素有“三教”之说,陈寅恪先生在1930年代曾 说过：“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集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廷,是其一例。自晋至今 ,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道教的文化整合作用值得研究历史地看,虽不能说儒释道三教构成中国思想和文化的鼎足之势,但在中国文化的整体中,三教各有其地位和作用,应是不争的事实。诚如牟钟鉴先生所说：“魏晋 以降,儒佛道三家成为三大主流学说,其中以儒为主体,以佛道为辅翼,互相渗透,互相推动……”但与儒释二教相比较,人们常以“杂…     

三教融合与文化创新——读洪修平《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

<正>二十世纪初,中日学者开始将儒佛道三教关系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事实,但是直至世纪之末,学术界才从思想和哲学的层面深入地探讨三者的关系。洪修平《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一书是其长期从事三教关系研究的又一阶段性成     

三教融摄与宋代士人的处世心态及文学表现

历史上,儒、佛、道三教的冲突始终不绝,而三教的融合也从未间断。到了宋代,形成了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三教不同的社会文化功能和处世态度的相互融摄、补充,则可以满足现实生活的个体可能具有的多方面的文化需求,或不同的个体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境遇中可能具有的不同的文化需求。宋代士人在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对三教中心义理(特别是其人生哲学)的兼摄、融通,使其处世心态有着不同于前代的表现:儒家积极进取的入世思想使他们精神振奋,热情参与政治,而道家任自然、轻去就的思想和佛家追求自我解脱的思想又使他们能超然对待人生的荣辱得失。     

马一浮的儒佛会通观

我国当代理学大师马一浮先生（1883－1967年）,名浮,号湛翁,又号蠲叟、蠲戏老人,浙江上虞人。马一浮终生不仕,潜心治学,早在而立之年便有明心志之言：“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马一浮先生纪念册》第12页）他博古通今,学识渊博,揉合百家,贯通融会,熊十力先生赞其“道高识远”（《与贺昌群》,《十力语要》卷二）,梁漱溟先生则称许其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足见其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本文所论,是马一浮学术思想中关于儒、佛、道三教关系的问题。三教圆融,是理学的特色,因为理学原是一种吸收、融合佛…     

儒学、中国文化与世界多元文明——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儒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和基础。儒学本身是在与诸子百家的争鸣中成长,在与佛、道的交融中发展的。儒学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同时也对佛、道等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宋明时代的儒学,其实是以原始儒学为基点,融摄了佛、道等多种思想,是儒佛道三教的合一。儒学的当代使命,与儒学自身的特质及其在当代的发展密切相关;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多元文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课题。     

略论佛教与儒道的互补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而逐渐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儒佛道成为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外来的佛教文化是如何得以与传统的儒、道融而为一的?其融合的基点是什么?根本契机何在?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重视现实的人与人生问题是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特质。印度佛教之所以能够通过中国化的过程而在中土得到极大的发展,并与儒、道一同成为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除了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社会历史的需要与佛教本身具有较高的思辨性等特点之外,与传统文化的“人学”特质也密切相关。     

宋代“三教合一”思潮述论

宋代的“三教合一”思潮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政治的、道德伦理的层面，强调三教在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功用是一致的；二是学术理论的层面，主要表现为儒、佛、道三教中心义理的相互融合、吸纳。佛、道二教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方法为儒家所吸收，使儒学体系更为系统化、理论化，并形成新形态的儒学——理学；道教也在该时期积极吸纳儒、佛...     

宋代马远《三教图》儒佛道始祖像评说

宋代马远《三教图》中儒佛道始祖孔子、释迦牟尼和老子画像,透视出人们对三教认知在认同基础上的差异。此图原解为佛坐、道立、儒作礼,显示出扬佛抑儒倾向。南宋理宗令儒臣江子远作解,则旋转了三祖画像的原解之意,儒居于上,并深得理宗赞赏。理宗对新儒学即理学思想崇敬有加,将其立为官学,却又与理学家朱熹等不同,对佛、道表现出更多尊崇,历代少有。南宋后期,三教并尊成为时代特征,包括理学人物真德秀等。人们围绕马远《三教图》的解读,体现出那个时代的三教观。后世对此图的关注,对宋人作解的赏识以及一些新的解说,反映南宋以后儒学官学延续、三教并行的社会现实,也是三教认同思想的延伸。"心同"而"迹异",正是三教长期共存、发展并产生重要影响的根本原因所在。     

慧苑三教关系思想及其地位新论

慧苑的三教关系思想长期以来未受到学界的应有重视和深入发掘,甚至遭到曲解,事实上慧苑的三教关系思想具有分判三教和融通三教两方面相结合的深刻内涵,即在分判佛教与儒道二教的差异基础上,力图以佛教特别是华严宗统摄和融通儒道二教而将儒佛道三教调合成一个彼此融通的系统化统一整体,慧苑三教关系思想的深刻内涵实际上与中国佛教(含华严宗)判教所具有的分判和融通不可偏废的原则一脉相通,在中国佛教发展、中国三教关系发展和中国思想发展中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     

汉代儒学的演变

<正> 一、汉初儒学的复兴春秋末年,孔子删定“六经”,创立儒家学派,一时虽有“显学”之称,但在“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战国政治舞台上,并没有得到重视。商鞅一派尚战功、讲实用的法家理论在秦国得到主尊的地位,儒家思想被视为“六虱”(《商君书·靳令》),“儒无益于人之国”(《荀子·儒效》)。秦统一后,儒家提倡的等级制度和伦常观念有助于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为秦王朝统治者所接受。因此,秦始皇曾立博士官掌《诗》、《书》、百家言,以其“通古今”为朝廷文吏,并让他们参预朝廷一些重大决策的谋议。但是,儒家提倡的分封制度和繁文褥节,不适用秦王朝而受到了排斥。为了达到政治思想的统一,秦始皇实行文化专制。他接受法家李     

紫柏真可易学诠释特色探究

紫柏真可在晚明的儒释会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学说以"心"作为立论纲宗、融摄三教.就易学诠释而言,真可在承认"文字见道,心通三教"的基础上,以名异实同为解经原则,用一心统摄三家,以《易》之经传为诠释对象,用佛教独特的语言和思维,通过心的变现和转化把《易》的思想内容化用到佛家教义中,以《易》为方法,通过破《易》立佛的...     

试论梁武帝“三教”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梁武帝萧衍在历史上是个帝王兼学者的“特殊”人物,他的“三教”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深远的影响。在佛学上,他倡导涅槃佛性论,中心命题是“神明成佛”说。“神明”并非印度佛教的“业识”,而是中国传统宗教观念中鬼神、灵魂的别称。他的佛学又以论“善恶”为根本特色,并以“忠孝”为善恶的枢纽。梁武帝思想的基本倾向是重视对儒术、经学的恢复和建设,以礼教为治国的根本,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佛、道两教作为补充,但却“不以法妨俗”。他的“三教同源”说以“心”为三教共同本源,以“善”为三教共同归趣。从治国愚民的需要出发,梁武帝以“两界”、“三教”的当然首领自居,依据儒家纲常伦理原则,“创造”地汲取和改造了佛、道两家的义理,在儒、佛融合历史趋势中迈出了重要一步。     

儒佛道三教关系视域下的东方哲学与宗教

东方哲学与宗教丰富多彩,儒佛道三教则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代表,产生于古代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土后经过与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而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印度佛教进入中国及其与儒、道教形成的三教关系,以及儒佛道三教进入东亚的历史,可见东方文化有其独特的思想底蕴和文化精神,在世界人类文明中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东方哲学与宗教给人类带来的东方智慧可以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重要的积极作用。     

唐代三教中的佛教

在南北朝末期,北周时佛教已与儒、道并称“三教”。隋唐时期,佛、儒、道分立,成为唐朝三百年来安定社会、统治人心的主要思想支柱。一佛教在三教中的社会影响最大,道教次之,儒家最弱。佛教的因果报应。     

五台山寺庙楹联牌匾选注

合三教,纬万法,齐参应无所住总五色,空一切,皆幻作如是观(龙泉寺)合三教:综合三教。佛教传入中国后,儒、道、佛称为三教。纬万法:纬,《释名·释典艺》:“围也,反复围绕以成经也。”此处亦为综合之意。万法,所有各种事物和现象。     

儒佛道三教比较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儒佛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三教研究的深入展开,对三教的比较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如何在超越历史的局限中开拓创新,如何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互动中历史地、动态地看待三教关系,并更好地认识三教的特点以及三教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如何从三教异     

本体与实践：探究佛学与儒学会通的契合点——对方东树《向果微言》的一种解读

方东树晚年写作《向果微言》,延续了《汉学商兑》中对理学的反思,其立场也从辟佛转向了援佛入儒,通过重新整合与建构儒释的道统谱系,结合先秦以来儒家心性学说与《大乘起信论》《法华经》《坛经》等大乘佛教与中国化佛教经典义理,围绕“身心性命说”“知至可几”“言性异同”等论题和理学家辟佛观点,就“道”“法”“天”“心”“性”“理”等概念展开诠释与会通。方氏会通的有效性在于儒释虽各为独立的思想系统,在面向实践的伦理观念上也有不同价值取向,但两种思想体系融构、创新与并存的基础建立在彼此深厚的共生性之上。     

儒佛之辨与王阳明三教思想的变化

三教异同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议题。但是与朱子学主张的三教三道、"本天"与"本心"之分不同,王阳明认为儒佛道三教同出一源,三教一道,圣人既"本天"又"本心","本心"即是"本天"。儒家与佛老的差异不在以心为学,也不是认心为性,而是在于见道有偏全,以及由此产生的经世与出世之分。"虚无"也并非佛老专属,圣人也讲"虚无","虚无"既是良知的本然状态,也是境界上的无执无着。王阳明对儒佛道三教思想异同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宋以来理学儒佛之辨的致思方向,加深了儒佛道三教在心性论上的互动与融合。     

论净明道三教融合的思想特色

盛行于宋元时期的净明道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宣扬“由真忠至孝,复归本净元明之境”。一般认为,净明道是儒道思想结合的产物。笔者通过细究《净明忠孝全书》等道书,认为净明道不但热切地奉行儒家的忠孝观,而且还吸取了佛教的修行解脱论,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儒佛道相融会的新道派。本文将通过对净明道如何以“忠孝”为修道之基、“净明”的内涵以及达到净明之境的途径与方法等问题的分析,来说明净明道通过融合儒佛道三教思想而促进了传统道教的更新与发展。     

张载、苏轼的“实体”论与佛老之学

文章从宋代儒、释、道三教思想大融合的文化角度,分析了张载、苏轼的“实体”论思想,揭示了二者的“实体”论与佛老之学的内在联系,阐发了崇实之学与佛老贵虚明空之论的异同,为宋代理学家“出入佛老,返求六经”的思想历程提供了有力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