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攀龙的身论看儒家的重身传统

儒家的重身传统,还没有引起论者的足够重视。明末大儒高攀龙对身的看法充分体现了儒家的这一传统。高攀龙的身本论、天下一身论、身心论等继承和发挥了孟子、张载、程颢、朱熹、王阳明等人关于身的思想,在儒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庞德史诗对中国儒家经典文化之解读

中国儒家经典文化典籍对世界文化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埃兹拉·庞德倾其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和儒家经典文化。庞德《诗章》内容庞杂、内涵丰富,体现了庞德作品与中国儒家文化的深厚渊源,庞德的《诗章》等史诗架构与儒家的社会秩序性相通,庞德的功能论与儒家的正名论密切联系,其在儒家因材施教基础上推陈出新,庞德的道德仁爱与儒家的格物致知高度契合,庞德对中国儒家思想文化体系的解读体现在意象、联想、情感、审美四个诗化角度。     

四论道教伦理对儒家纲常伦理的弥补功能

道教伦理对儒家纲常伦理的弥补，是思想性的、历史性的、动态的弥补。本文在前三论的基础上，从道教伦理的特有结构，以及善恶二分、刑仁并举等角度，再次就道教伦理对儒家纲常伦理的弥补功能进行了探讨     

“道统”抉微

“道统”一词,尽管在儒学史,以至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伦理史上经常使用它,但论者多半把它看成是尧舜周孔以来的一种谱系,并不清楚它的意蕴和意义。其实,道统在儒家那里,是当作一种把握儒家思想的原则、尺度。具体来说,是把它当作精察天地万物和道德修养所持的思想原则,以在“析理处事”中,达到无偏无倚、恰好而臻于和谐的目的,因此被儒家奉之为“密旨”、“秘诀”本文即在于抉露儒家道统论的所谓“密旨”。这对于剖析儒家思想,乃至研究哲学史、伦理史,是有意义的。     

“感”与人类共识的形成——儒家天下观视野下的“人类理解论”

"感"这个范畴在儒家思想中极其重要,从《周易》和《礼记·乐记》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理解"感"的两个方向。本文认为由"感"这个概念出发,我们可以了解儒家思想是如何解释道德共识的形成,并让这样的共识得到人们的接受和理解的。儒家特别注重共同体的建设,并将人类大同视为终极目标,而由"感"出发所建构的儒家的人类理解论则是我们建构人类共识的桥梁。     

《新民说》发表百年后的思考

上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了题为《新民说》的系列文章。分析梁启超在这一系列文章中从批判儒家伦理到重视儒家伦理的转变,考察儒家思想在一百年来所遭受到的质疑、批判和粗暴对待,可知诸多关于儒家思想本来面貌和基本精神的观点和看法均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     

现代化浪潮中的儒学德育实践——新加坡“儒家伦理”教育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化发展浪潮的大背景下,为应对因"西化"引发的道德和认同危机,新加坡政府从国家、社会、学校三个层面推行"儒家伦理"教育,旨在以儒家思想重新唤起社会的道德伦理,提高国民的道德水平。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儒家伦理编撰成课本在学校里当成道德科目教材的国家,新加坡汲取儒家思想精华作为道德教育资源的具体实践,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本文根据研究主题及关注重点的不同,分别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2000年以后三个时期,对学界关于"儒家伦理"教育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考察,力图在探寻新加坡道德教育规律的同时,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借鉴参考。     

恻隐之心:“同感”、“同情”与“在世基调”

一、问题的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最能体现儒家对人性理解的一个关键词,莫过于恻隐之心。因此,把握恻隐之心的深刻内涵,对我们理解儒家的人性论至关重要。究竟何为恻隐之心?它与孟子提到的其他三种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参见同上])关系如何?近年来,西方学者往往从同     

礼乐政教的心性论奠基——孟子礼乐论及其思想史效应

礼乐论是孟子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孟子以礼为四端、五行之基本要素。在礼乐本原问题上,孟子从性情论角度抉发礼乐制度的内在生命根源,认为礼发生于宾主之际,本于恭敬之心,而以辞让为其行为法则。在礼乐践行论方面,孟子重点阐明礼与仁、义、智诸德之相互支持关系,认为仁、礼之爱人、敬人两原则相互补充,礼、义二者则相互发明,智主要体现于礼之权变中,代表了礼学修养的最高境界。孟子以复兴礼乐为王道政治的终极归宿,强调与民同乐的音乐政教精神。孟子礼乐论的性情化、内在化特征代表儒家礼学的重要方向。     

威廉斯与元伦理学

伯纳德·威廉斯对于伦理客观性的探讨多有创见,但其主张在当代元伦理学版图中难以定位。本文试图阐明威廉斯对于伦理客观性的看法及论证,并在此基础上定位其元伦理学立场,进而指出威廉斯的元伦理学主张并不能完全符合某种主流的"主义"。他对于使用厚概念的伦理判断持认知主义的看法,却对于使用薄概念的伦理判断持非认知主义的看法;他反对个人主义式的主观主义,同时也拒绝做一个道德实在论者;他否认客观道德价值的存在,同时拒斥错误理论;他承认相对主义中蕴含着真理,却不愿全盘接受相对主义。     

论儒家义务论伦理的内生现代性转化——兼与陈嘉明教授商榷

陈嘉明教授在《中国现代化视角下的儒家义务论伦理》一文中认为,儒家义务论伦理是一种单边式义务,权利缺失是儒家义务论的根本缺陷。因而需要引入西方权利观念来建构我国现代义务伦理。实际上,我国儒家经典著作中不乏关于双向性义务与权利的相关论述。更为重要的是,儒家义务论伦理具有开化出现代性义务论伦理的可能性。在重视权利之于义务重要性之余,必须意识到权利实现是以义务遵守为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在这点上中西文化具有通契性。故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义务论伦理能内在衍生出现代权利概念,即义务本位能够开化出权利自由。     

“儒教”辨

一 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儒教’之说由来已久,但“儒教”之“教”字的涵义历来并不相同。大体上有三种不同的理解。 一是早期儒家学者,把“教”字理解为儒家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即《中庸》所谓“修道之谓教”和孟子所说“教亦多术矣。”(《孟子·告子下》)关于儒家的教     

三王四事与周公集大成——《孟子·离娄下》第20章的道统论解读

《孟子·离娄下》第20章具有厚重的道统论内涵。从具体内容看，前四句言说禹、汤、文王、武王，后两句言说周公；从思辨环节看，各句分别呈现禹的好恶之辨、汤的操纵之辨、文王的缓急之辨、武王的亲疏之辨、周公的兼施之辨与思行之辨；从核心观点看，“三王”指夏、商、周三代，“四事”指禹、汤、文王、武王的事业，入出之辨妙于一盛之辨，周公在孔子之前可谓集大成；从基本精神看，此章与前一章、后二章均为儒家道统论的重要篇什，并与一般所说揭橥道统论先声的《孟子》末章一脉相承。     

孟子的义利之辨:一种形而上式的理解

义利之辨是儒家哲学传统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漫长而丰富的诠释史与研究史中，本文试图回归与关注的是朱熹对《孟子》首章“造端讬始之深意”的解读。与通常停留在道德伦理与政治哲学等层面对义利的理解不同，朱子关于义利的思考与其心性论特别是理气同构的生成论紧密相关，从而呈现出超乎寻常的思想品质。通过朱子对仁义与利心生成论意涵的揭示，“义利之辨”所指向的人在道德活动中的抉择问题实际转变成了是否朝向人的生成本真而共在的问题。这也使儒家哲学传统中关于“义”与“利”的探讨获得了真正本质性的分判与说明。     

周文化与儒家思想的根源

考察儒家思想的起源,须联系三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发展,特别是西周文化的发展。近代以来,章太炎与胡适等人分别从语言学与历史学,探讨"儒"字的起源,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挖掘儒家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起源。如果从思想研究的立场上看,从天命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在天命无常的前提下,《周书》就特别强调"德"的观念。"敬德"和"保民"在西周的政治文化里已经特别突出,这是一种天民合一论,表现了一种新的天命观。从教化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前孔子时代就已经有了一种儒,其身份是表示对六艺六仪有专门的知识,用来教育教化当时的国子和民众,《周礼》包含有儒家教化思想的来源和基础。从德行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西周文化将正德放在第一位,预示着以德治国理念的萌芽,周文之德这一基本治国的理念已经树立起来。西周的礼乐文化是儒家产生的文化土壤,西周思想为孔子和早期儒家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政治哲学、伦理德行基础。     

孟子的权变伦理思想评析

传统儒家伦理思想有着较为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 同时又具有经世致用的特点, 这一点在孟子的伦理思想中得以凸显。孟子一方面承袭和发展了孔子“仁学”伦理思想体系, 另一方面又对如何实现儒家伦理目标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权变”范畴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在孟子的伦理思想体系中,“权变”既是实现其理想人格的方法, 也是其达到从道义世界向现实生活转换的必要环节。一“权变”一词, 从词义讲, 就是灵活、变通。孟子把“权”的概念引入其伦理思想中, 是从更为宽泛的角度论证了其“仁义”道德的实现途径, 进而诠释了儒家伦理的普遍意义。具…     

为什么无后就是最大的不孝?——比较《孟子·离娄上》与《圣经·创世记》第38章

近代以来,儒家孝道教义中,最为人诟病的可能就是《孟子》中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了。但孟子的这句话实则包含了儒家独特的死后永生观,而后世对这一孝道伦理有相当的误解。同时,通过类比推理,我们也可以为《圣经·创世记》第38章中犹大的一句话"她(塔玛)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我的儿子示拉给她"提供更为合理的解读。     

性本善非向善或者可善——再论孟子的性善论

孟子的性善论是先秦以来关于人性论的诸多界说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观念之一,尤其是在儒家的传统之中。由于孟子在儒家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孟子人性论的相关讨论,自先秦以来,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在近来关于孟子性善论的讨论中,性可善论和性向善论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和影响力的观点。本文从梳理孟子关于性善论的文本论述出发,认为孟子所谓的性善论,是性本善,即人天生具有德性,孟子是以性本善的方式来确立人作为一个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性必须是本善的,而非向善或者可善。     

儒家仁政理想的基本面向——以《孟子·梁惠王上下》为中心的探讨

《孟子·梁惠王上下》较为集中地呈现了先秦儒家关于仁政的典型看法,可视为儒家仁政思想的基本纲领。孟子以君主明辨义利为仁政之前提,以民本为仁政之核心,以恻隐之心为仁政之人性基础,以与民同乐为仁政之价值导向,以王天下为仁政之终极目标。这五点构成了儒家仁政理想的五个基本面向。而儒家所谓的仁政,大体就是指在宗法君主制中以德性论为基础设计的理想政治模式。     

早期儒家与德性伦理学:儒学研究中的相对主义话题——兼与安乐哲、罗思文商榷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德性伦理学的复兴.万白安、艾文贺、余纪元等西方汉学学者参照德性伦理学视角来重新诠释中国早期儒家伦理学,借以彰显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对话的新路径.安乐哲和罗思文《早期儒家是德性论的吗?》一文则持一种与德性伦理学完全相异的视角:他们认为早期儒家伦理是一种角色伦理(role ethics),“儒家不寻求普遍,而是集中关注特殊性”.本文尝试对此问题展开讨论.意在阐明三个论点:其一,德性伦理学是儒家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一点上,早期儒家伦理虽不及宋明新儒家突出,但实备此一面向.故此,以德性伦理为视角来考究早期儒家伦理,不仅并非绝然扦格,而且可以开启理解儒家伦理的新视域.其二,安乐哲、罗思文的观点固然能够启人心智,但其论说与其说阐明了早期儒家伦理的根本特征,莫若说自我指涉性地流露了其自身的理论限域:去本质化的过程哲学、以实践为先的新实用主义.将这一理论限阈视为“奥卡姆剃刀”,只会使早期儒家伦理成为一种过度后现代化和单面化的狭隘存在.其三,与角色伦理相关联的文化相对主义极度排斥普遍主义的价值诉求,对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应有的张力视若不见.以儒家伦理为价值取向的理论和行为主体若将这种绝对了的相对主义内在化为主体自身的信念内容,则无异于自我设限,从而在根本上使得跨文化交流和融合成为一纸空文,在最低限度上也不能避免或消弭不同伦理体系之间的道德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