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道德理论在何种意义上是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式的

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中,许多西方学者倾向于把马克思道德理论解读为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式的。总体上看,这些学者的论述可以被概括为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道德立场在何种意义上追问"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一德性论的核心问题;二是马克思哲学中的道德概念是否奠基于亚里士多德式的"功能论证"以实现人性向道德的过渡;三是历史唯物主义以何种不同于亚氏德性论的方式来解决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冲突。通过有效辨析亚氏德性论与马克思道德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可以发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视阈中道德理论的实质内容,即以制度批判和革命实践的方式消除私有财产,实现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而使之成为一种区别于亚氏德性论式的独特的道德理论。     

马克思道德理论:非功利主义目的论及其限度

非功利主义目的论是一种从人的本质出发,追求诸如幸福、自由和自我实现等各种善的马克思道德理论进路,这种理论进路实际上是将马克思的道德理论视作一种追求抽象的人的本质实现的亚里士多德式目的论。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脉络来看,该理论进路的底蕴正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批判的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遗迹和黑格尔哲学的目的论形式。非功利主义目的论者片面地发展了这种以抽象的、理想化的人的"类本质"为基础的人本主义和目的论,却忽视了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决裂和对黑格尔哲学的"清算"以及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历史性解释原则对于理解和构建马克思道德理论的根本性意义,因而只是一种具有历史限度的理论建构。     

论马克思对启蒙道德的突破与超越

目前对马克思道德思想的研究还须深入阐发马克思与启蒙道德的思想关系;由启蒙所塑造的西方现代性图式有自身的道德筹划且影响深远,马克思对启蒙道德的批判也应从属于其对启蒙的整体超越。这既需要把握启蒙及其道德设计的基本原则,又须揭示马克思对这些原则的突破和超越,呈现以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基本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与启蒙及其道德筹划的本质关联。马克思路径优越于现当代西方道德哲学扬弃启蒙道德的各路径,提出了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统一的新的价值观以取代现代西方价值观。这种新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坚持和追求的方向,在当下中国更应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李大钊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在同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中,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关于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并在广大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中倡导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他努力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探索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杰出贡献。这是我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时,所不可忘记的。     

马克思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修辞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的修辞研究,不在于思考文饰性的或表演性的修辞要素,而在于思考行事性的修辞要素。这种要素在于教人、娱人并感人,从而诱发行动,包括历史性的行动。以肇始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三要素"人格(作者)-道理(文本)-情感(受众)"为参照,历史唯物主义的修辞问题根本在于马克思太过强调道理这一要素,把人格和受众困于这一要素中,以致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写作(解释世界)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行动(改变世界)转化的时刻,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不得不寻求修辞上的转换,以激发现实的社会运动。在这个意义上,后续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势必发生——实际上根本无法避免——难以规范的各种"变异"。     

马克思的道德观念及其追求——基于马克思的道德社会功能批判与道德性评价

马克思一方面否定道德,认为道德是被特定社会历史及相应物质条件所决定的虚假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他却使用一些道德性语言来评价资本主义的不正义、不道德现象。这种内在于马克思文本的"歧义"直接造成了许多对于马克思道德观念的理解误区。通过分析马克思的相关文本,可以将其牵涉道德问题的表述大致区分为道德的社会功能批判和道德性评价两个层面。通过这种区分,可以看到马克思在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人类社会的现实道德状况作出认识和批判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走近人类道德核心追求的理论指引。由此可以证明,马克思文本中看似存在的这种"歧义"并不能妨碍马克思拥有一种成熟的道德观念,它反而为我们提供了重新理解和看待道德问题的可能途径。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道德规范性重构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道德规范是否可能及何以可能,这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当代研究的重要问题。在西方伦理学传统中,古典德性伦理学整全性的"目的规范"被现代道德哲学肢解为义务论的"前提规范"和功利论的"后果规范",道德规范陷入了形式与内容割裂的现代性困境之中。马克思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对现代性道德规范困境思辨超越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话语揭示了道德生活与物质生活的辩证关系,在社会伦理维度上重塑了道德规范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重新理解和深入阐释道德规范性问题,对于建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当代理论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学"与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关系

国内既有的"马克思学"研究包括两种类型,西方"马克思学"批判和宽泛意义上的马克思文本和思想研究."马克思学"这个概念在思想史语境中已经形成了既定的内涵,而对于马克思文本和思想的研究是学界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其中的一项工作.因此,尽管"中国马克思学"的理论努力令人尊重,但却包含理论上的困扰.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不是"马克思学"的专利.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研究内在要求解读者在学术和现实两个方面的理论自觉,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研究应最终指向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理解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当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当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首先,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一种科学的、先进的现代社会理论,具有宗教神学所没有的开放性和传统无神论所缺乏的现代性;第二,马克思无神论是凝聚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力量,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中国政教和谐与宗教健康发展的思想保障;第三,从国际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与中国文化传统深度契合,形成一种以人文关怀为特质的文化软实力,这种文化软实力可以化"文明冲突"的戾气为文化交流的祥和。     

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心理学问题

作者认为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界线是很不明确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也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之一。这种研究方法虽然有片面性,但带来了研究人们的态度和意见的整套技术。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在研究态度和意见时,利用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的成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发展这个领域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条件。作者认为马克思提到的“自在的阶级”和“自为的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涉及社会心理学问题的一个例子。在普列汉诺夫和布哈林的著作中,则把社会心理学提得更明显。所以不能认为近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者很少研究社会心理学这一事实,应归咎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恰恰相反,这种疏忽正是由于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产生的。然而,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只建议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它不想去研究那些使一个制度变为另一个制度的基本冲突的规律性,所以有其局限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利用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的成就时,必须抛弃这一学科把心理研究看作几乎是社会研究的主要方法这种观点,要克服它在主题方面的局限性;不要只强调经验性研究,而要对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传统理论进行研究。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何以可能——论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建构及其意义

第二国际时期,为回应新康德主义者试图用康德伦理学"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考茨基在批判传统伦理学尤其是康德伦理学的基础上初次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产生的必要性及可能性。以此为基础,他尝试性地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从理论基础、现实依据和价值旨向等几个方面建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建构不仅确证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厘定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阐释它的基本路向。     

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伦理的关系论争及时代回响

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马克思主义与伦理之间的关系是无法绕过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对这一关系的相关辩论始于第二国际时期。基于新康德主义的巨大影响及其对马克思主义构成的严峻挑战，第二国际内部在马克思主义与伦理的关系论争中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矛盾论”、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分离论”和以考茨基为代表的“包含论”等理论立场。其根源在于对以科学方式有效地改变世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化解读。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伦理的关系论争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阶段，它不仅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者在此问题上讨论的对象，也是建构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需要辨析和反思的重要理论课题。     

生产逻辑的当代阐释:德勒兹与马克思思想相遇的理论境遇及其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以生产为轴心的理论建构方式称之为生产逻辑,并将其视为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特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无条件地肯定它,或者彻底地批判它。本文以德勒兹的欲望生产为切入点,着重讨论了德勒兹对于马克思的生产概念以及生产逻辑所做出的不同阐释。其中,生产成为一种富有生产性的过程本身,从这一视角出发,生产逻辑不再是另外一种形而上学的表现形态。而德勒兹的这种阐释不过是对马克思"生产一般"的观念的再摹写。因此德勒兹与马克思是一种生产逻辑在不同历史与理论境遇的同一表达。德勒兹的欲望生产有效地回应了鲍德里亚对于生产逻辑的批判,丰富了马克思生产概念的基本内涵。     

意识形态场、否定构形与突现逻辑——重析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

阿尔都塞以其独特的"意识形态理论"而著称,尤其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质询"概念,成为当代以齐泽克为代表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主要参照与来源。然而,人们有关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讨论往往局限于《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而忽视了他早在《论青年马克思》中就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常常被人指责带有将马克思主义改造成拉康式精神分析的嫌疑,但在这篇早期文章中,阿尔都塞提出的较系统的意识形态理论更接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论域与论题。这里的阿尔都塞在考虑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与作用方式时,始终围绕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重要概念"历史"和"物"展开。以全新的视角重读这一文本,将为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面对当今的意识形态批判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     

偶然性与历史的行动者——基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解读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无论是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探讨,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究竟是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论,抑或对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还是"真正的实证科学"的论争,都是对马克思哲学的不同理解,这些不同理解都与马克思哲学在面对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关系这样一个贯穿于哲学史的根本理论难题时的理论态度相关。本文回溯到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偶然性概念的厘清与改造,指出马克思哲学与一种非决定论的唯物主义哲学传统的联系,并指明这一传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得到了新的发展。     

生产范式的效力与边界——马尔库什与哈贝马斯的争论及其启示

为了批判和反思经济决定论与教条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思潮。其中,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尝试用"生产范式"来理解马克思的理论范式。围绕"生产范式"的理论重构成为这一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马尔库什与哈贝马斯曾就生产范式展开过一场公开的学术争论。马尔库什认为,哈贝马斯将劳动/生产和交往理解为不可还原的两种范式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哈贝马斯则在正面回应中再次强调了生产范式与实践哲学的不相容关系。双方争论的分析框架恰恰揭示出生产范式的理论效力与边界,并为我们进一步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范式提供了契机。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情感意蕴及其当代意义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在过去对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探讨中多少忽略了情感解放在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中的特殊价值。在隆重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本文仔细重读并深入发掘马克思经典著作,探讨马克思在异化劳动和资本主义批判中的情感视域,揭示马克思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中的情感意蕴,阐释情感解放和健康情感培育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这种探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所产生的强大情感震撼与巨大精神共鸣,从情感之维深度揭示习近平新时代"人民幸福"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之源,全面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传承与创新。     

剖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起始于1978年出版的G.A.科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在这本著作中,科亨,一个有犹太共产主义者家庭背景的加拿大人,试图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科亨的这种尝试至少对两类人来说是荒谬的,其一,英语国家中黑格尔和阿尔都塞两大阵营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分子们,他们一致认为牛津和剑桥分析哲学方法既保守又狭隘;其二,分析哲学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形成问题

研究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唯物辩证法形成过程,这绝不是出于单纯的历史兴趣。对这些早期著作及其中包含的辩证法思想所做的某种阐释,和对唯物辩证法理论本身所做的某些解释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联系。众所周知,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成熟程度有不同的评价,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早期和成熟期之间、以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之间的继承问题的解答,也就各有不同。近年来,这些问题引起了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特别关注。在这些国家开展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问题的讨论中,特别明显的趋势是通过辩证     

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及其“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实践成果——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为思想先导,以实践论、矛盾论为哲学依据、从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为契机果断而又准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成功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