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记忆下的侗族“萨岁”崇拜

侗族是一个有着共同信仰的民族,他们共同信仰的始祖就是"萨岁"。"萨岁"成为侗族人集体信仰的文化符号,在他们的社会中,"萨岁"既是生活化的人,也是侗人社会的保护神。侗人通过社会记忆中的多种形式把具有世俗性的"萨岁"变成他们的女英雄。不仅如此,还赋予了她神的灵性,使得"萨岁"具有神圣性。在社会记忆之下,运用仪式、传说、神话等方式将"萨岁"塑造成侗族信仰的主神。因此,可以说侗人运用社会记忆构建了他们自己的信仰体系。     

在美术课堂中加入瑶族蜡染艺术课程的可行性探讨

广西龙胜地区瑶族蜡染艺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各种各样外来文化的入侵,导致瑶族蜡染艺术面临着传承困难等种种窘境。在国家推行"非遗文化进课堂"的政策大背景下,如何使瑶族蜡染艺术走进美术课堂,是探讨龙胜地区瑶族蜡染艺术活态传承新路径的方法。     

伊朗新任驻华参赞萨凯特拜会中国伊协

伊朗新任驻华参赞萨凯特拜会中国伊协伊朗新任驻华文化参赞萨凯特先生于４月２８日上午拜会了中国伊协。安士伟会长、国际部主任杨志波接待了来访客人。安会长对萨凯特先生来华工作表示热烈欢迎，他说：＂萨凯特参赞到任后就来我会拜访，说明参赞先生对中国伊协和中国穆斯...     

侗族萨崇拜的祭坛与仪式研究

萨是侗族崇拜中一位至高无上保境安民的神灵,建立新的萨坛或整理旧坛均须由师公以鸡卜择期.建坛与安坛均须恪守严格的仪轨,最广泛地动员寨民,秉持对萨的崇拜与虔诚的心态参与之,参与者与坛场选择、建材备办以及工程进展均须遵循阴阳五行观念.萨坛形制多样,称呼各异,坛场地面设置与瘗物的差异,凸显出侗族各支系因地域文化与自然环境差异而出现的萨崇拜的个性化特征.     

萨奎斯特逻辑的格

以萨奎斯特公式为额外公理添加到极小正规逻辑K上得到的逻辑都是完全的。这样得到的逻辑被称为萨奎斯特逻辑。所有的萨奎斯特逻辑组成了一个格。这个格中有可数无穷长的链以及可数无穷长的反链,格中的每个逻辑相对于格的不完全度是1。另外,萨奎斯特逻辑格的子格E具有规整的结构。     

论红瑶女性服饰审美特征与民族旅游文化

桂林省龙胜自冶县境内的大寨田头寨中的红瑶妇女目前依旧保持着最原始的本族服饰,包括盘头发、垂耳环、包头巾、花衣、花裙、打赤脚等鲜明的民族服饰特征。瑶族女性服饰不仅是一本具有价值的百科全书,同时对当地民族旅游业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萨真人墓与萨守坚

甘肃省西和县城南三里岷郡山有萨真人墓,今存墓表为清乾隆时所立,当时县令王鸣珂题“萨真人墓”四字。陵园旁有道观一座,名“萨爷殿”,有戏台、正殿、东西偏殿,应初建于南宋时,清乾隆年间扩建。正殿有萨真人塑像,东西偏殿正面分别为王灵官和杨四将军塑像。经笔者考证萨真人即北     

萨拉菲主义“进化”的历史及当代表现

萨拉菲主义的"进化"是外部压力与内部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外部压力包括军事、国际体系与多元文化等因素,内部动力包括宗教整合、身份塑造以及对"圣战"的暴力诠释。萨拉菲主义的"进化"既存在宗教思想领域的革新,也涵盖了组织行动的嬗变。在思想领域,以"尊古"、"循古"为基础,注重意识形态的传承,通过复兴先贤思想,实现伊斯兰教在当代的新发展。在组织行动方面,萨拉菲主义"进化"在当代的最主要表现是分化出了教团型萨拉菲、政党型萨拉菲与反政府武装型萨拉菲等三种基本类型。随着萨拉菲主义在当代的"进化",它越来越成为影响国际体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广西龙胜苗族人话“哩”用法初探

广西龙胜苗族人话中有一个分布和使用频率极高的词“哩”，其意义与用法复杂。它既可以作为结构助词、时态助词、语气助词，表结构关系或动态等语法意义；又可作为部分名词、人称代词的后随成分，与名词结合表示事物名称或事物的某些特征，与人称代词结合表复数形式，具有特殊的构词功能。     

将天敌拖进水里

在桂北的临桂、龙胜、资源等县的大山里,生活着一种被当地人称为“山蚂拐”的石蛙。千百年前,它们在那里生息繁衍,用     

萨守坚形象建构研究

萨守坚是生活在两宋之交的神霄派道士,从南宋开始,各种力量不断对其形象进行建构,这种建构活动在明代达到顶峰。宋元时期道教内部着力通过以雷法理论为核心的传承谱系来建构萨守坚的祖师形象,同时也以道法高强、持戒救苦等宗教要素来建构萨守坚的高真形象。这两种形象在明代得到不同的传承和发展,政治力量支持下的萨守坚信仰主要以祖师形象出现,而通俗文学中更多的突出其道法高强、持戒救苦的高真形象。本文试图通过历史语境的还原来探讨不同主体在不同背景下如何建构萨守坚形象,以及不同力量为了适应具体的历史环境而对萨守坚形象进行选择性建构,以期通过萨守坚形象建构这样一个个案来看一个宗教神话的发展历程。     

《福乐智慧》诗段引用的《古兰经》经文

正《福乐智慧》,意为"赋予幸福的智慧或带来幸福的知识",是维吾尔族著名诗人、哲学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创作的长诗。该作品85章、13000多行,是维吾尔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喀喇汗王朝的开国者萨图克·布格拉汗皈依伊斯兰教后,伊斯兰教在维吾尔人中开始广泛传播,并开启了塔里木盆地的伊斯兰化进程。《福乐智慧》成书距此有一个世纪左右,此时伊斯兰教已对维吾尔文化有了颇深的影响。《福乐智慧》是迄今所见维吾尔人皈依伊斯兰教后的第一部大型文学作品,对维吾尔—伊斯兰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后的维吾尔文学作品,继承和发扬了《福乐智慧》的写     

学会讨论事情

不久前的一天,我去学校接阿历克萨放学。我看到她的时候,她正和她的好朋友安妮在一起。她们俩正在走廊上看挂在墙壁上的班级照片,一边用手指着,一边大笑。阿历克萨对安妮说：“快过来,我指给你看那个吸血男孩的照片。”当我听到我的女儿说那些话的时候,我的心直往下沉。我跟着她们沿着走廊向前走,心里充满了失望和愤怒。[第一段]     

8—9世纪丝路城市阿铁尔宗教与贸易研究

8世纪中叶,鼎盛时期的可萨汗国与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三足鼎立。为获取更好的生存环境,并抵御两大帝国宗教势力渗透,可萨汗国奉犹太教为国教,首都阿铁尔成为犹太人的庇护所。与此同时,汗国内部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吸引穆斯林、基督徒及其他宗教信徒慕名来此定居、经商。不同宗教的人员汇聚不仅为阿铁尔城市商贸繁荣奠定基础,亦使阿铁尔成为多元宗教和谐共生的缩影。且因可萨汗国把控丝绸之路北道的关键路段,地缘优势独特,不同宗教人员奔走在阿铁尔与其他丝路城市之间,终形成以阿铁尔为中心的区域贸易网。丰硕的收入不仅让阿铁尔成为丝绸之路重镇,而且使可萨汗国从游牧国家转变为商贸国家。     

不去羡慕别人的生活

萨依特曾是埃及的一位政府高官,34岁就做了副市长,可谓前程一片灿烂。可惜,就在他飞黄腾达的时候,他主管的城市却发生了一场火灾,于是他被免职。那年他37岁。离官退位后,萨依特的周围依然是一些显赫的人士,     

东方学的中国书写——评洪修平主编的《东方哲学与东方宗教》

<正>东方学是在近代西方产生发展起来的学科建制与话语方式。而自20世纪70年代萨义德《东方学》一书问世以来,东方学话语建构中隐蔽的权力关系,其殖民主义与文化霸权的底色被遭到了全面的清理和批判。萨义德关心的问题,是西方的东方再现,即西方对东方的想象性建构,而不是东方的"纯粹存在"(萨义德语)。正是这种东方化东方的话语建构,使东方作为西方的他者而被指认,并进而确立了东西方的本体论差异与认识论差异,完成了西方的自我确证。因此东方学与其说与东方有关,还不如说与西方有关。至于东方的"纯粹存在",虽然萨义德并没有否认,"东方曾经有——现在仍然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民族,他们的生活、历史和     

无限慈悲的观音菩萨

菩萨是梵文音译“菩提萨”的简称,其菩提汉译为觉悟,萨汉译为众生,或有情(一切有感情之物),全译为觉有情、觉悟的众生之意。根据修行的层次,菩萨可分为胁侍菩萨和供养菩萨。胁侍菩萨是修行层次最高的菩萨,其修行觉悟仅次于佛或等同于佛。每尊佛都有两位或几位胁侍菩萨。在石窟壁画中经常画的“八大菩萨”,即是释迦牟尼佛左右的胁侍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     

僧团的自恣制度

自恣具有与布萨同样的清净身心的功能。不同的是．在时间上．僧团的布萨是每半月半月诵戒，自恣则在每年结束安居的日子进行（通常为农历七月十五日）。作为对一年或最近集中三个月修行成果的回顾，忏悔过失也收获果实．因此也就具有比布萨更为深远的意义。是全面考核僧格的一项制度。这一天如同世俗的过年．受过具足戒的僧尼都因安居自恣而增长一岁，夏腊增加，僧格增值。     

文化模式及其对心理与行为的影响

文化可分为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体主义文化两种模式。集体主义文化培育出集体中心的人格倾向,个体主义文化培育出个体中心的人格倾向。这两种人格倾向具有不同的自我概念,并进而对认知、学习、情绪和动机等产生影响。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具有文化的局限性,没有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心理和行为定律。     

“康德与萨德”:导向真实伦理学

黑格尔曾提出无限判断的说法,无限判断就是把两个极端差异的概念联系起来。类似地,在康德和萨德这两个极端差异的思想家那里,存在着"康德即萨德"的说法。"康德与萨德"问题,最早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此后这一问题被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重新提出,并被拉康理论的卓绝阐释者齐泽克持续思考。康德提出"为义务而义务"的道德律令,和萨德的"为欲望而欲望"的彻底之恶原则,具有同样的形式主义特征。由此,康德的道德律令呈现出拓扑学上的莫比乌斯带现象,即颠倒为萨德式的彻底之恶的伦理原则。康德伦理学的萨德式悲剧揭示了道德形式主义的局限,呈现了主体的生存悖论。象征秩序(大他者),造就了主体性,但也造就了短缺主体。对此,主体只有采取象征性自杀的方式,敢于直面创伤性的真实界,以行动来对抗他者,才能获得自由和重生。由此,"康德与萨德"问题,在拉康和齐泽克的真实伦理学和行动理论中得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