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替主义对后现代生命伦理学兴起的启示

后现代生命伦理学兴起,有着深刻的多方面的理论根源.其中,诺斯替主义对其形成与发展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具体体现在:探索路径的独特性;立足后现代道德多元化,反理性、挑战原则主义;承认道德异乡人,构建次级相对主义以及对人内在精神本性的诉求.     

斯洛特移情关怀伦理学的价值内涵及其局限

斯洛特试图超越女性主义关怀伦理立足性别差异的道德视界,从英国情感主义道德传统和近年来道德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中汲取灵感,发展出一种基于人类普遍"移情"的关怀伦理,由此探索一种可兼具解释个体道德与公共道德的总体伦理学方法。他确立起"移情"在人类道德生活中的普遍价值,试图证明无论行为者的道德义务或公共道德事务均应以"移情"为基础。基于此,斯洛特将移情关怀伦理视为一种较之理性主义更适合道德领域的新道德情感主义。尽管这种移情关怀伦理的确在道德领域具有普遍性,但本文认为,这种普遍性并不表示它可以解释所有的道德问题,亦难以兼及所有行为规范,更不足以取代理性成为人类道德生活的全部。     

史蒂文森与黑尔的伦理观比较研究

在20世纪初兴起的元伦理学运动中,史蒂文森和黑尔是两位最为成功、彪炳史册的元伦理学家。他们的伦理观都追随摩尔、艾耶尔和维特根斯坦,反对"重入世"的传统伦理学在进行道德语言分析以前就"匆忙发表意见",而将道德语言分析、伦理学研究方法的探讨视为伦理学的主要任务,表现出鲜明的"元伦理风格"和分析哲学色彩。但作为情感主义与规定主义阵营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之间在人工语言还是日常语言、非理性还是理性,以及如何对待规范伦理学等问题上,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别和对立。立足他们的伦理学探索,分析、比较他们的伦理观,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史蒂文森的温和的情感主义与黑尔的普遍规定主义的理解,特别是有助于我们系统地把握现代西方元伦理学运动。     

亚里士多德论理智德性

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的关系问题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核心问题。传统的理智主义立场只是一般地坚持并主张了理智德性在道德实践中的核心地位和积极作用,但是,却很少讨论到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之间的具体关系,尤其是理智德性中五个主要的环节在道德选择过程中各自所承担的不同的功能和所起到的具体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缺少与文本紧密结合的深入而具体的论证。从这一理论需要出发,通过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文本的深入分析和诠释,可以论证存在于亚里士多德的理智德性各环节之间的体系性的关联,尤其是明智在沟通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一般和具体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从人的生命本性看道德与伦理的区分

道德、伦理作为人类特有的现象,必然与人的生命本性有着内在关联.人的超自然性蕴含着做人问题,道德、伦理是做人问题在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两个方向上的解决.道德是个体做人方向与方式的选择,伦理是包含底线伦理和社会道德的规范系统.道德、伦理的区分具有重要的伦理学意义.     

理智卓越、真理之爱与知识——扎戈泽博斯基的德性知识论及其批判

扎戈泽博斯基主张用伦理德性来解释理智德性,即理智德性是一种深层的和持久的获得性卓越,包括产生一个特定欲求目的的典型动机和实现这个目的的可靠成功。然而,无论是在对德性进行解释方面还是在解决葛梯尔问题和价值问题方面他都遭遇了困难,问题的根源在于理智德性的内在性与知识的外在性之间的矛盾。一种可行的建议就是放弃理智德性的成功要求,全面转向内在主义,把它仅仅视为一种知识解释的辅助因素。总之,扎戈泽博斯基对理智卓越的追求和"真理之爱"的召唤重续了古希腊的哲学传统,促进了知识论与伦理学的融合。     

个人生活计划与道德合理性——对威廉姆斯伦理思想的梳理和评论

传统伦理学关于道德决策合理性的论证基本上是遵循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来展开的,康德主义理论所特有的抽象性、功利主义对个体分离的漠视,使得传统道德决策的合理性建立在对人类复杂的伦理经验之抽象基础之上,从而失去了对人类伦理生活原有的复杂性保持敏感关注的能力。当代著名伦理学家威廉姆斯对这两个流派的批判,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以个人生活计划作为个体道德决策合理性来源的观点,为我们重新审视道德合理性提供了一个很有启发的视角。     

情境适应性人工智能道德决策何以可能——基于美德伦理的道德机器学习

现实道德情境的复杂性对人工智能道德决策的深度应用构成了极大挑战，义务论和功利主义算法“自上而下”的路径无法成功应对这一挑战；相反，美德伦理“自下而上”的路径为应对这一挑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具体来说，美德模范的“仿效”式学习和注重道德经验的“实践智慧”既保证了道德决策的情境敏感性，又确保了复杂情境道德决策的可靠性。更为关键的是，这两种“自下而上”的美德习得路径与一些机器学习方法高度相洽。因此，美德伦理可以作为情境适应性人工智能道德决策的伦理基础。     

威廉斯与元伦理学

伯纳德·威廉斯对于伦理客观性的探讨多有创见,但其主张在当代元伦理学版图中难以定位。本文试图阐明威廉斯对于伦理客观性的看法及论证,并在此基础上定位其元伦理学立场,进而指出威廉斯的元伦理学主张并不能完全符合某种主流的"主义"。他对于使用厚概念的伦理判断持认知主义的看法,却对于使用薄概念的伦理判断持非认知主义的看法;他反对个人主义式的主观主义,同时也拒绝做一个道德实在论者;他否认客观道德价值的存在,同时拒斥错误理论;他承认相对主义中蕴含着真理,却不愿全盘接受相对主义。     

道德关怀范围的持续扩展——从非人类动物到无生命的机器人

人类道德进步的历史就是道德关怀的范围不断扩展的历史。环境伦理学的重要理论贡献是,区分了道德行为体与道德承受体,把道德承受体的范围扩展到了人类物种之外的自在物。当代机器人伦理学接过环境伦理学扩展道德关怀的接力棒,不仅把道德承受体的范围从自然存在物扩展到了作为人工制品的机器人,还把道德行为体的范围扩展到了具有道德功能的社会机器人。随着道德关怀范围的扩展,出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道德行为体和五类不同的道德承受体。为了应对伦理共同体成员的增加所带来的伦理挑战,需要建构具有拓展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后科学主义与全球主义性质的新型伦理文化。     

何谓道德成熟

现代道德哲学常常在“正当”与“善”二者谁更优先的问题上争执不休.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关涉我们对道德哲学性质的理解.本文试图从现象学、女性主义伦理学以及儒家伦理的视角来补充康德主义伦理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并挑战主流的道德认知理论对何谓道德成熟的看法.     

科学、逻辑、道德——现代西方元伦理学纵观(续)

四、流变Ⅲ:规定主义伦理学规定主义伦理学派的基本倾向是对情感主义伦理学的一种否定性反应。它在方法上坚持了现代西方整个元伦理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原则:这就是坚持以逻辑语言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伦理学问题,甚至也坚持把伦理学视为“逻辑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但在结论上却与情感主义伦理学大相经庭。第一,他们认为,道德命题、语言、判断等不是个人主观纯情感的表达,而是兼备情感调节和事实描述双重功能的,第二,伦理学不是纯非认知性的,而是认知与非认知双重因素的统一或混合,所以,伦理学与科学并不是完全对立或隔离的;第三,价值判断或伦理学命题决不能简单地归诸于非理性的情感主义范畴;此外,伦理学命题可以提供规定或规范。     

西方道德情感哲学的发展进程 ——从近代到现当代的逻辑勾连

以休谟为代表的近代英国道德情感主义理论沿着"心理描述"和"语义分析"两种进路/方法"分化"发展,分别形成基于情感(德性)的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现代情感(表达)主义元伦理学是近代道德情感主义理论"异化"发展形态,它运用语义分析的方法揭示出道德语言的实践本性,其实是对规范伦理学之实践本性的反面论证。以斯洛特为代表的当代关怀主义(德性)伦理学自觉体现了方法论上的"扬弃"精神,使"心理描述"和"语义分析"两种方法获得了新的统一。斯洛特通过吸收和改造中国"阴/阳"哲学概念,为解决元伦理学长期以来的"应该/态度/价值"与"是/信念/事实"之间的二元对立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为当代中西方道德哲学的协同创新研究开拓了新局面。     

论N·哈特曼"道德基础"理论的渊源

N.哈特曼伦理学的主要问题是设法为伦理学重新奠基。通过把道德基础问题拔高为伦理学最重要的问题并实际地转换为价值问题,抱持并深化柏拉图主义基本观点,兼采经验主义伦理学的实质内容,广泛综合和深刻批判传统伦理资源,将伦理奠基于价值之上,N.哈特曼试图为伦理学奠定一个伦理与价值、形式与内容、绝对性与有效性兼具的基础。     

厘清伦理与道德的关系

伦理与道德是伦理学的两个最基本概念。从古至今,关于什么是“伦理”,什么是“道德”,以及二者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一直就是伦理学界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伦理与道德的关系十分紧密,以至于我们经常将二者混同,但是严格地讲,伦理与道德是有着显著区别的两个概念。     

从道德运气到伦理运气——美德伦理视野中的运气问题研究

自威廉姆斯和内格尔1976年同以《道德运气》为题发表两篇重要论文以来,运气问题逐渐成为伦理学讨论的热门话题.作为存在于生活之中但又超出行为者能动性之外的不确定因素,运气始终是人类所无法逃避的.然而,现代道德哲学出于对能动性(尤其是人类理性)的信任,不尽合理地将“道德”圈定在能动性范畴内,而把运气限定在一个相对边缘的地带.与之相比,美德伦理学从一开始就正视运气的存在,较为全面地容纳和考察运气的伦理意义.美德伦理学通过区分“道德”与“伦理”,并将“道德运气”拓展为“伦理运气”,为人们理解伦理生活和伦理知识的实质提供了新的启发.     

美德伦理的道德理由及其基础——关于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儒家伦理的比较

任何规范的伦理学都可被大致区分为道德要求、道德理由以及用于支撑理由的存在论基础和心理学基础等层面。作为美德伦理学可资采用的两种伦理学范式,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儒家伦理分别提供了以"最高善"和"道"为宗旨的道德理由。进一步地,前者通过诉诸本性/自然学说和灵魂学说,后者通过诉诸"天命"观念和"心性"观念,描述了相关的存在图景和心灵结构,为各自的道德理由奠定基础。     

批判与建构:规则伦理的问题及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的启示

西方伦理学中的功利主义和道义论通过压缩和简化,从“人”这里抽出感性或理性,将之归结为人的全部,以此为预设,它们都希望通过构建某种普遍原则一劳永逸地解决道德生活领域的问题,统称为规则伦理.在德性伦理看来,因为对人及其幸福的误解,离开德性论规则,规则伦理知识与伦理生活出现了某种脱节,追寻德性于是成为了解决现代道德问题的出路,而这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中寻找智性资源.亚里士多德作为美德伦理系统经典的阐述者,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为当代的德性伦理方案提供直接借用的资源:幸福目的论的解释框架为德性伦理学提供了理论基点;对幸福的诠释在一定程度上为德性伦理搭起了生活目的的范式;在德性与规则之间追寻幸福为伦理学把握人类生活、建构德性伦理方案指明了现实途径.     

为“情感”正名——论舍勒对西方伦理学传统的超越

西方伦理学发端于古希腊,自肇始之日起,就陷入了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两大传统之争中。理性主义将理性视为道德的基础和来源,把人的情感当作主观的东西排除在伦理认识之外。情感主义虽然认为情感才是道德行为发生的基础,试图扭转情感与理性在伦理学中的建基地位,但是对"情感"的理解带有自然主义的痕迹。舍勒"面向具体情感本身",通过现象学考察,来发掘情感的本质,揭示出"心有其理"。一方面,由强调"情感先天",突出"情感"的伦理学意义,舍勒实现了对以康德伦理学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传统的超越;另一方面,由释解"情感"非自然主义的内涵,指出情感的在体性,实现了对以休谟为代表的情感主义传统的超越。     

应用伦理的实践规定与应用伦理教育的时代特质

应用伦理是一种关于道德实践的学问，体现为解决道德难题和重构伦理学理论的过程。面对事实性道德难题、规范性道德难题和元伦理难题，应用伦理研究采用历史的具体的适度原则，在特定情境中做出及时的道德判断和道德决定。作为哲学门类第一个专业硕士学位，应用伦理教育旨在使学生掌握扎实的伦理学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伦理学知识，具有道德研究的前沿创新能力和卓越实践能力，掌握伦理商谈程序与达成道德共识的思想方法，成为具有明确问题意识、道德情怀和综合学养的各行业专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