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他律”还是“道德无力”——论牟宗三道德他律学说的概念混乱及其真实目的

在现代新儒学研究中 ,围绕牟宗三道德自律学说的论争不断、热度不减 ,关于其道德他律的思想却鲜有论者 ,以致牟宗三这一思想以及这一思想所隐含的问题 ,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本文就此谈一些个人的理解。我的基本观点是 ,牟宗三所谓以知识之是非决定的道德即是道德他律这一标准是值得讨论的 ;牟宗三此说的真正目的是批评朱子学说“道德无力” ,“道德他律”不过是阴差阳错误为朱子所戴的一顶帽子。一、牟宗三在什么意义上说朱子是道德他律牟宗三将道德理性分为三义 (参见牟宗三 ,1 96 8年 ,第 1 37- 1 38页 ) ,认为其中第一义即所谓截断众流…     

朱子之仁:道德实践的自律主体

当代新儒家之一的牟宗三以朱子道德为他律道德而判定朱子哲学是别子为宗,其核心理据是心是气心,理是但理,性只存有不活动,心具理是当具而不是本具。因此,朱子道德哲学没有道德主体,只能成就他律道德。其实,朱子之仁,作为仁心则是善良意志,是道德实践的自律主体,是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的统一,仁作为心之德本身即具有实现道德法则的力量;作为仁理,则是仁心所颁布的道德法则;作为仁情,则是具有先验性的道德情感,乃是道德主体对道德法则的一种表象,即四端;作为仁境则实现了意志之自由,即意志之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其结果是康德自律道德之证成,自由意志之实现。     

牟宗三哲学中的“道德情感”问题

在道德情感问题上,牟宗三批评康德情感与理性二分,将道德情感排除在道德法则的根据之外,致使道德的兴趣无法解明,纯粹理性无法实践,自由自律成为虚说。牟宗三也批评伊川、朱子"性情对言"与"心性情三分",致使性理的道德性、道德力减杀,沦为他律道德。同时,牟宗三警惕阳明后学因无真实工夫而"情识而肆",将道德之情与欲念之情混淆,一味留恋自然、洒脱之光景而流于狂荡。牟宗三认为,依正宗儒家义理,必须在"以心著性""本心即理"的架构下将道德情感复原为即心即理的"本体论的觉情",从而证成自律之实义,说明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先天根据。     

对朱子、阳明、牟宗三解“尽心知性”章之批判

朱子、阳明、牟宗三对《孟子》"尽心知性"章都有详尽的论述。朱子是知行相须的《大学》解,以尽心知性为知,存心养性为行,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为智之尽、仁之至,其失在从认知角度解尽心不合孟子的义理框架。阳明是知行合一的《中庸》解,将此章比配为生知安行的圣人工夫、学知利行的贤人工夫以及困知勉行的学者工夫,其失在如此比配使此章失去了在成德实践中的普遍意义。牟宗三则是修身立命的《孟子》解,在道德实践中证知本心真性,在存心养性中事天无违,从而挺立正命、超越气命,其失一在以心、性、天为本体上是一,不知通过工夫也可实现是一,二在以尽心知性与存心养性对应于积极工夫与消极工夫,不解其有创业工夫与守成工夫之别。     

论网络诚信的伦理本质及其建设方略

网络诚信的伦理本质是虚拟世界的真实道德。这一论断可以从三个维度渐次展开。首先,网络诚信以虚拟世界为场域,深刻地受到网络社会自身特性的影响;其次,网络交往主体必须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最后,网络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网络诚信问题根源于现实社会。未来,有必要更加突出道德自律,辅之以必要的制度他律,并以他律来促进自律,从而塑造一种诚信、和谐的网络氛围。     

兼容并蓄中的暗中偏斜——儒家生生伦理学对朱子历史地位的新思考

近代以来，对于朱子历史定位的看法分歧很大。牟宗三定其为旁出，钱穆则认为，“纵谓朱子之学彻头彻尾乃是一项圆密宏大之心学，亦无不可”。从儒家生生伦理学三分法的角度判断，“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这一经典表述说明，朱子不仅既讲仁性又讲智性，而且要求以智性进一步对仁性加以再认识，其本质是由伦理进至道德。在儒学发展史上，这一思想是朱子第一次提出来的，意义深远。但因为朱子不承认仁性的思维方式是直觉，反对“以心识心”,致使仁性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道德动力大为减杀，造成了其学理的严重不足。兼容并蓄是其志，暗中偏斜是其实，朱子思想的重心事实上偏向了智性一边，未能很好地全面接续孔子的思想。承接孔子仁智双全思想格局的任务，有待后人完成。     

道德自律与民法实现

民法的顺利实现,不仅需要他律,更依赖于民事主体良好的道德自律.道德自律对民法实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于信仰的道德自律与民法实现,二是基于理性的道德自律与民法实现,三是基于习惯的道德自律与民法实现.     

意志软弱问题域下的知行关系 ——基于朱子哲学中“真知”概念的讨论

意志软弱是东西方道德哲学讨论中的重要问题。在儒家哲学中,朱子对此问题的阐发意义重大。朱子认为,真知不仅指向知的广度和深刻感,也内含了一种经由心所认可并落实在具体道德践履中的真实确信,所谓真知必能行;而意志软弱则是常人未能"真知"地落实道德实践所造成的知行不一现象,格致诚正等工夫修养则有助于常人涵养圣凡无二的道德动机结构,使其保持良好的动机状态,从而克服意志软弱。但是,朱子对意志软弱的分析缺乏对理论前提自明性的合理解释,也未能为自觉的道德行为提供充分的动力。     

论“道德的形上学”建立之逻辑进路及其意义——以王兴国教授之牟宗三研究为中心的展开

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是一种现代形态的哲学间架,是牟氏哲学地建立起来的新儒学。其之所以能哲学地建立起来,端赖其逻辑进路。由逻辑之先验性照见纯理自身,既而进至知性主体,再由知性主体之不足,而朗现儒学之心性道德主体,这是唯一的先验超越本体,"道德的形上学"至此而建立。逻辑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是理解"道德的形上学"何以必须建立之根本进路。只有把握了这一进路,"道德的形上学"之内涵及其意义才能得以全盘展露。     

论牟宗三朱子研究的诠释方法

牟宗三在对宋明儒学尤其是朱子哲学的诠释过程中,体现了自身所特有的诠释方法,具体表现为学案体的写作方式、"依义不依语"的诠释原则、个性化的诠释语汇。以上诠释方法对其所阐发的"三系说"和"别子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也为经典文本诠释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然而通过分析不难发现,牟宗三在对朱子文本进行诠释的过程中存在着循环论证与过度诠释的问题,其结论带有十分强烈的先入之见,在某些关键之处表现出误读与臆断。     

“道德形上学”中的“圆善”证成工夫与境界析论

“圆善”问题是康德和牟宗三共同关注的话题。不同于康德以“设准”达至信仰的解决路径，牟宗三以建构“道德形上学”的方式、通过工夫修养之“呈现”来体验道的形上本体，无疑是一创新。经过牟宗三的吸收与创造性转化，其所谓“道德形上学”与“圆善”能否实现康德意义的“德福一致”,似仍有较大讨论空间。本文拟在前贤所论基础之上，对此问题尝试做一些补充性说明，从牟先生“道德形上学”中的“横摄”等义中拓展出“横向”“横摄”与“横讲”三种工夫路径与方法；并从“境界形态形上学”与“实有形态形上学”合一出发，进一步挖掘“道德形上学”中可能蕴藏的境界、工夫说在解决“圆善”问题上所具有的理论潜力。     

道体与道德——道体学内外的牟宗三

牟宗三在《道体学引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丁耘教授一方面接续了牟宗三的基本洞见,以四因说为基本问题来判摄中西哲学,但另一方面也对牟宗三提出了三个主要批评:1.误认乾元;2.以心统天;3.重流行而无主宰。在批评牟宗三用存在论取代了熊十力的体用论后,丁耘提出了存有与活动之外的道体新义:虚静。但是牟宗三的思想并非不涉及体用论与虚静问题,而是将其统摄于圣人之道与实践工夫之中。首先,牟宗三通过乾道各正性命的“善终”义来强调“天道性命相贯通”是实德成物之流行,肯定了个体终成意义上的目的因,以此与玄学以“乾元”为主的体用论相区分;在《易经》诠释中,牟宗三提出兼赅“静正”与“沛然”的“寂感真幾”的概念,主张通过圣人精诚感应的德性生命呈现道体;在主静问题上,牟宗三以具有德性内容的圣人之道为第一序,并将其作为区分儒道的义理骨干,从而将主静限定在“静复以立体”的儒家工夫论上。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与丁耘的道体学之根本差异是前者侧重“心性对扬”而非对道体自身之体悟,时刻突出道德实践的警策义,其着重呈现的是道德、形上学与宗教的源初交互境界。     

论牟宗三哲学中的“实践”观念

牟宗三将"实践"观念作为其对传统儒学诠释和阐发的核心内容,不仅着重揭示了"实践"在儒家哲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而且将这一观念作为儒学超越康德哲学的重要标志。在牟氏自身所建构的哲学体系中,"道德实践"赋予"本心"活动性内涵,确证了"智的直觉"必然呈现。从儒家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来看,牟宗三哲学继承并发挥了传统儒家思想中道德实践观念的"超越向度",而对"现实向度"重视不足,因此造成了其实践观念的思辨化倾向。从儒学学术形态的现代演进来看,牟宗三哲学的理论旨趣、思想资源和话语方式都不同于传统儒学,这种对于"实践"观念思辨化的理解方式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原因。     

《牟宗三哲学研究:道德的形上学之可能》出版

<正>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中的领军人物,对牟宗三的研究是当前我国乃至海外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程志华教授的《牟宗三哲学研究:道德的形上学之可能》一书(人民出版社,2009)将牟宗三哲学研究置于当前国内外关于牟氏研究现状的大环境、大视野之中,着眼于牟氏道德的形上学,紧扣牟氏     

道德他律:我的道德重建的社会政治前提

在我的道德处于社会性解构之道德境遇中,道德他律是社会道德重建的基本方式。道德他律的存在主体是国家,实践主体是政府。政府要担当起道德他律的社会重任,其前提是政府要成为道德的政府并获得其道德的道德形象和引导力量。这要求政府必须建立在普遍人道、平等、公正的政治原则和政府道德优先的道德原则的基础上,严格遵循权力分散、制约、均衡的权力分配原则和小政府大服务的实践原则。     

道德动力源自何处?——儒家生生伦理学关于道德动力问题的探索

牟宗三提出,伦理道德学说须有内部动力,但是他并没有具体说明心为什么有活动性,也没有对心的内在运行机制作出解释。从儒家生生伦理学的角度出发,这两个问题可以得到较好的答复。心之所以有活动性,是因为人有生长倾向,有伦理心境,是一个先在的道德存在,原本就有道德的要求,并有满足这些要求的动能,从而心甘情愿成德成善。心的内在运行机制有两种情况:一是就仁性自身而言,这涉及的是心学;二是就仁性和智性的关系而言,这涉及的是心学与理学的关系。在一门完整的伦理道德学说中,智性虽然有重要作用,但其本身是一个"懒汉",需要由仁性提供动力。一旦这个环节留有瑕疵,道德动力问题就无法解决。荀子、朱子学理的困难,透过这个视角可以看得更为清楚明白。     

道德他律与民法实现

本文从基于神灵、利益、制度、熟人、舆论对民事主体的道德他律与民法实现等方面论述了道德与民法实现的关系。指出民法实现除了主要依赖于民事主体的道德自律以外,还必须借助于他律力量才能得以顺利实现。     

牟宗三与海德格尔

牟宗三以道德意识的有无为视点,对海德格尔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其不通透,误置了形上学。反批评者则从现象学的角度,认定牟宗三对海德格尔的批评有着原则性的误识,反而是他自己误置了存有论。双方观点针锋相对,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深入理解牟宗三、海德格尔哲学的契机。事实上,牟宗三对反批评者的担心和理据"了如指掌",其海德格尔批评或许"来得太早",但却具备着毋庸置疑的正当性。     

新儒家与西方政治哲学:牟宗三的民主思想与自我坎陷论

牟宗三与新儒家生活在中国积贫积弱、社会政治文化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大变革时代。如果要了解牟宗三提出的"道德主体的自我坎陷"的历史背景,我们就需要考虑他思想产生与发展的论述环境——"欧洲中心论"。在欧洲中心论笼罩下的中国思想界,学者视西方民主制度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优良的政治体制。但是近年来,民主政体的结构性缺陷在民主国家的运作实践中越来越凸显。而在牟宗三看来,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需要多种文化与社会条件与之相配合。在牟宗三"自我坎陷"论的视域下,我们可以看到民主理论需要的不是自由主义所突出的个人权利,而是集体的社会福益。民主政治得以运作的基本条件不是个人争取合法地满足自己的所有需要与欲望,而是透过互相尊重、妥协、合作而达成对社会共同利益的维护。民主政治要求选民妥协、合作,甚至自我否定,这便是牟宗三"自我坎陷"论所蕴含的道德精神。牟宗三"自我坎陷"的理论观照了民主制度的缺陷,同时补充了西方民主理论之不足。     

牟宗三误解了康德的“道德情感”概念吗?──与方旭东教授商榷

方旭东在其论文《道德情感是能力吗?──论牟宗三对康德"道德情感"概念的误读》中批评牟宗三对康德"道德情感"概念的误读。经我仔细检查方旭东的论点,发现牟宗三受限于英文译本或疏忽,的确有若干误译康德文本之处,但情节并不严重,基本上无碍于他对康德思想的正确把握。反倒是方旭东,由于他自己对康德哲学的隔阂,严重误读了康德的"道德情感"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