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彼此亏欠什么——兼论道德哲学的理论限度

本文通过分析托马斯·斯坎伦对契约主义的理论改造--用"合理的拒绝"来替换"合理的接受",指出斯坎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道德相对主义以及效益主义的挑战,但其实践效用非常有限.斯坎伦的契约主义只能部分地帮助我们在道德评价上廓清一些道德语词的意义和用法,厘清各种理由之间的分歧和差异,但无助于解决我们在道德实践上尤其是在道德动机上面临的诸种困境.然而,上述结论对斯坎伦并不构成批评,因为作为一个外在理由论者,他不指望道德哲学能够一劳永逸地"越界"解决道德实践的问题,这一立场也促使我们进一步地去思考道德哲学以及道德论证的限度问题.     

说谎者悖论及其相关悖论的一种解决

依本文之见,说谎者悖论以及某些与之相关的悖论之被导出源于对某些不合理的前提的接受;而这些前提之被接受又源于对＂是真的＂与＂是假的＂这两个词的关键语义特性缺乏认识。本文为决定这些语义特性的基础提供了说明;这一基础包含两个论点,第一,每一语句均有其含义;第二,每一语句陈说的字面内容是一个命题态度的内容,因而具有某种一般形式。借助于这一基础,本文为这两个词构造了一个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塔尔斯基式真理理论的意义理论以说明这些特性,并借助于该理论论证说谎者悖论及其某些相关悖论的导出没有根据。     

斯坎伦论价值与理由

斯坎伦在其著作《我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中提出了"推卸责任的解释",对事物具有的自然属性、有价值的属性以及我们对事物采取某种行为的理由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解释。根据这个解释,价值不能为我们提供行动的理由,理由是由事物的其他低阶属性提供的。这一观点受到了"双重条件"、"取消主义"、"错误理由"的三重挑战。     

平等的分配何以可能——以伯纳德·威廉姆斯的平等观及其争论为例

威廉姆斯在《平等的观念》一文中从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两个角度分别批评了康德伦理学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强调了道德主体的认知维度,并以此确立了建立在理解善事物的本质的基础之上的分配方式。诺齐克与古特曼对威廉姆斯的批评落实在政治哲学的层面,并没有触及根本的伦理学理论。相对而言沃尔泽的批评则更具建设性,弥补了威廉姆斯方法论上的缺憾。     

如何理解费尔巴哈"合理的利己主义"

什么是费尔巴哈"合理的利己主义"?他的利己主义"合理"在什么地方?这一直是引起争议的一个话题.本文针对部分当代青年学生中出现的对费尔巴哈"合理的利己主义"全盘肯定的倾向,着重分析了费尔巴哈"合理的利己主义"的内容、性质和社会作用,指出了他的伦理学的资产阶级性质,也说明了它的当代意义.     

能力、责备与康德准则

不相容论者倾向于认为,为了能够对一个行动承担道德责任,行动者必须在实际上采取这个行动的时候能够采取其他可能的行动,因此道德责任预设或要求一种"反因果"的自由。哈里·法兰克福在发表于1969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试图反驳这个观点。不相容论者已经采取了一些策略来回应法兰克福的挑战,其中的一个重要策略旨在表明,在道德责备的特殊情形中,不相容论者的主张可以得到维护。然而不相容论者通过诉诸康德准则对法兰克福挑战的回应并不成功。     

内在理由和理由唯我论——对威廉斯理由内在主义的批评

威廉斯的内在理由论是一种理由内在主义,他认为一切理由都是内在理由,而欲望是行动理由的唯一根据。威廉斯得到这一结论的前提是动机内在主义,即认为当行动者相信其有理由做某事的时候,他必然也有一个相应的行动动机;而具体的论证策略则是将规范的理由还原为解释的理由。威廉斯的论证策略或许可以解释人们的行动机制,但却会取消理由的规范性维度,甚至会取消规范性本身。因为理由内在主义是一种理由唯我论,无法保证理由之规范性的普遍性要求。     

给自己一个快乐的理由

一位友人曾向我抱怨：我没钱,坐车只能挤公车,我没有房子没有老婆,我一无所有……一句话抹煞了多少希望。我微笑地看着他,听他发完满腹的牢骚。     

理由、情感与道德的规范性——西方伦理学与元伦理学的论争进路

道德的规范性问题是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对该问题的回答决定了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道德责任奠定合理性的基础.从古希腊至启蒙时期,道德哲学体系围绕理由还是情感作为道德规范性渊源进行了探索.在当今的元伦理学争论中,虽然实践理由成为道德规范性问题的标准话语体系,但该体系下的争论仍然围绕理由与情感而展开.     

不确定性决策违背“确定事件原则”的心理机制再探

不确定性决策违背＂确定事件原则＂的心理机制再探从决策理由切入,在现实情境中考察了违背确定事件原则（sure-thing principle）的心理机制,检验了基于理由（reason-based）的假设。研究结果表明,违背确定事件原则的被试在不确定条件下知觉到的理由冲突程度显著高于遵循确定事件原则的被试在不确定条件下知觉到的理由冲突程度;违背确定事件原则的被试在不确定条件下知觉到的理由清晰程度显著低于其在两种确定条件下知觉到的理由清晰程度,而遵循确定事件原则的被试在不确定条件下知觉到的理由清晰程度则介于其在两种确定条件下知觉到的理由清晰程度之间。研究结果支持了基于理由的假设。     

“内在主义要求”中的两种内在性 ——威廉斯与考斯嘉之内在理由论比较

在围绕"内在理由"问题的争论中,威廉斯与考斯嘉都承诺了一种理由的"内在主义要求"。相比于理论形式上的相似,他们之间的区别更能体现出其各自所具有的深层伦理承诺。可以认为这种区别源于对作为理由承载者的"自我"的不同理解,即立足于人的纯粹理性能力还是立足于个体的经验性心理现实,而这种区别最终则可能源于他们对伦理学研究进路的不同设想。     

论维特根斯坦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的批判

维特根斯坦自诩为弗洛伊德的信徒,但他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的批判也贯穿始终。联系维氏整体的哲学思想,他对弗洛伊德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弗洛伊德建立在"自由联想"方法基础上的心理治疗是某种"表象-本质"的理论模式;"无意识"和"意识"的理论建构属于语法误用;原因和理由的混淆导致其理论只是某种"说服"的伪科学。因此,弗洛伊德思想体现了维特根斯坦所称的坏的思想风格,对弗洛伊德的批判正体现了维氏对"坏的哲学"的批判。     

安慰我们的若干理由

吃了亏的人说：吃亏是福。丢了东西的人说：折财免灾。胆小的人说：出头的椽子先烂。侥幸逃过一劫的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受恶人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卸任官员说：无官一身轻。官场失意者说：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某官东窗事发后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生不逢时的人常常套用阿Q的话说：先前我比你阔多了。挨了整的人往往爱套用阿Q的话说：等着瞧吧,妈妈的,早晚有一天……生了女孩的父母说：养女儿是福气,养儿子是名气。没钱人的太太说：男人有钱就变坏。惧内的丈夫说：有人管着好呀,…     

再探究不确定状态下违背“确定事件”原则的原因?

确定事件原则是规范决策理论的基本原则之一。本研究通过选取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被试、构建和修改一系列问题情境来考察违背确定事件原则的原因。结果表明,在双重理由的分离情境中,确定事件原则被违背了;而在单一理由的分离情境中,确定事件原则得以遵循。实验结果支持“基于理由的假设”而不支持“思维惰性假设”。文章最后讨论了本研究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复合后果主义与行善的限度

为了应对道德的严苛性批判并提供合理的行善要求,复合后果主义区分了道德问题所属的领域,并限制了道德规则的应用范围。但是,当我们运用复合后果主义解决道德问题时,将面临道德跨领域冲突的挑战,这种冲突揭示了复合后果主义因缺少对多元价值的讨论所导致的理论困境。基于个人视角的偏倚性理由能够为行动者提供具有规范性的行动理由,这种规范性为个人的慈善行为施加了限制,修正了复合后果主义的行善要求。     

理性的意志薄弱与慎思自我

意志薄弱难题的实质在于,如果经过全面慎思的最佳判断对行动者具有决定性的规范效力,那么为何在有些情况下他会有意地违反它而行动。本文指出,传统观点对意志薄弱的非理性解释是有问题的,它的两个支柱——作为辩护依据的"理性原则"和作为心理学基础的"准传动的模型",都是不完备的。更进一步,通过对慎思自我的结构特征的分析,本文阐明了意志薄弱源于自我融贯性的调整和建构过程。在此过程中,行动者是在理性地使用"理由不完备性原则",因为理由的不确定性映射着自我的不确定性。由此,我们为意志薄弱的理性说明提供了一个更加基础性的辩护。     

美国反托拉斯法中的违法判断准则

对各种垄断行为的认定,《谢尔曼法》并未提出自身违法规则或者合理规则,而是在此后由法院逐渐发展出上述两项规则。历史上看联邦法院在合理规则与自身违法规则的适用方面存在着摆动现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较晚时期出现了快速审查式的合理规则这一新的形态。美国反托拉斯法中的违法判断准则的历史发展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为我国《反垄断法》的应有态度提供借鉴。     

外在理由真的存在吗——威廉斯和麦克道威尔之争

关于行动理由的内在主义,麦克道威尔和威廉斯之间有过一次有趣的争论。麦克道威尔声称,可以在不挑战动机休谟主义的前提下证明外在理由是存在的,而威廉斯则批评麦克道威尔的看法陷入了某种“榜样模型”。威廉斯对于麦克道威尔的回应并不十分成功,因为他的理由内在主义也是某种榜样模型,更好的回应是诉诸行动理由与行动解释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麦克道威尔所说的外在理由无法满足解释行动的要求。     

实践理性和自治行为——基于"内在理由论"的分析

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是人们通过思考而行动的能力。自治（autonomy）指的是行为者为自己的行动立法。行为者只有运用自身的理性思考才能按照自己订立的法则行动。实践理性和自治行为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本文的主要观点是：自治所要求的实践理性是内在意义上的实践理性,这一实践理性要求行为者的行动符合一个建立在真信念和真实欲求基础上的“合理的思考”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