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的“道德自我”究竟意味着什么?

身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化价值理念与实践交融、冲突中的现代人,生存与生活实践中,面临着相互冲突的伦理文化观念和道德价值判断所导致的诸多困境和悖论性难题。其中最为严重的是道德主体人格同一性的畸变和丧失。着眼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健全的道德自我,对照境界性生存意义上的成人目标,具体的应对路径和策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面向具体生活情境,还原现代性道德自我实践的本真意蕴;二是依托制度理性及其现代伦理生活共同体,提供优良、健全的道德人格重建合理场域。     

社会转型中的道德自我困境及其公民伦理构思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现代化建设以及面临的经济全球化、高科技和网络化背景,引发了中国社会深刻的伦理转型和社会道德难题.社会个体道德自我呈现出道德理想迷茫和道德冷漠、缺乏正义和规则意识、人格分裂和知行分离、职业道德缺失等不良特征.基于社会生活和伦理的现代转型,提升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以相互性和公共性、人道和良善性、公正和契约性、自主与自律性等理念塑造公民伦理,是道德自我价值转型和精神提升的根本对措和路径选择.     

先秦儒家人格教育思想的主体性意蕴

儒家教育思想虽然强调了受教育者对于既定的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的服从和顺从,但同时也包含着主体性的道德意蕴。尤其是在先秦儒家的人格教育思想中,其主体性的精神内涵是比较突出的。先秦儒家倡导道德的自主修养,强调道德行为选择的自为自主,主张使自我成为道德意志的主宰者,赋予道德主体在道德低线与道德高线之间选择的权利。这些都可以视作是先秦儒家人格教育思想中所具有的主体性意蕴。虽然它与当代教育所倡导的主体性精神存在差异,但是其所体现的精神旨趣依然值得我们去反思和挖掘。     

羞耻的本质及其伦理价值

在孟子和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中,羞耻概念具有重要地位,基于两者羞耻德性的互诠,可知两位哲人分别认识到了羞耻本质的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羞耻的内在性与先天性,后者强调羞耻的外在性与社会性。这是构成羞耻本质的两个要件,而且这两个要件在羞耻德性的伦理价值上得到了体现。在现代社会中,羞耻感这一道德力量的普遍衰减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重建崭新的社会道德秩序,应该以培植与提升个体自我的羞耻感为基础,因为羞耻是道德世界最具革命性的力量。羞耻的伦理价值与羞耻的本质也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羞耻具有消极的道德谴责作用,这是产生羞耻现象的社会根源,另一方面羞耻又具有积极的伦理建构作用,这导源于羞耻内在于人性的基本事实。从道德哲学的理论视域上看,羞耻所具有的伦理价值在于它能够承担得起道德奠基任务,能够培育一种健全的道德人格,所以说羞耻对现代社会伦理秩序的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中西比较视阈下公益慈善的伦理诉求

伦理诉求是对道德动机和行为价值目标的综合判断,是理解公益慈善活动的内涵及意义的关键所在.作为人类道德生活的实践内容,公益慈善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呈现出不同的范式,其伦理诉求是其文化内在伦理精神的体现.相较于西方旨在“公共领域之善”的社会改造诉求,传统中国公益慈善的价值目标更倾向于维护既有的伦理秩序,构筑“伦理共同体”.     

“关怀”与“正义”优先性的道德反思

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的伦理形态在传统上一直由正义理论所主导。弗吉尼亚·海尔德作为当代西方关怀伦理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关怀伦理从人类伦理生活的实践维度,对正义理论支配人类道德生活的正当性进行了深刻批判:一是揭露正义理论对人所作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预设的虚假性,二是反对正义理论所依赖的普遍道德规则的绝对优先权。关怀伦理从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经验出发,主张人是相关且相互依赖的,处于关系之中并依赖关怀关系。当基于关怀关系的道德选择与基于普遍道德规则的道德选择相冲突时,基于关怀关系的道德选择具有优先性,在关怀关系中回应需求的道德价值应被优先考虑。由此,海尔德重新界定了关怀与正义的关系:关怀是比正义更根本的道德价值,关怀关系提供更广的道德框架,正义包含于其中并仅在有限领域具有优先性。为了更清楚地界定两者的关系,海尔德面对的最大难题是社会各领域之间关系的模糊性,这也是正义理论仍待解决的难题。     

伦理风险:一种新的解释范式与研究进程 —— — 读《价值排序与伦理风险》

在价值多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当代,面对经济社会生活中不断出现的道德冲突,加强价值排序与伦理风险问题研究就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浙江大学张彦博士所著《价值排序与伦理风险》(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版)的出版正切合了这一现实需要.该著以伦理风险为研究价值排序和道德选择的基本进路,突破原有对该主题缺乏有效研究路径的状况,构建了"伦理风险"研究的基本体系,从多重维度讨论了道德主体在进行价值排序和伦理决策时可能面临的道德境遇,并对如何走出生活中的道德困境提出了相应对策.     

理解公民道德——“公民”与“道德”的对话

作为公民伦理规范的公民道德,依据公民行为的范围和性质以及来自于生活领域的分域看待,即公民道德本身的不同侧重,可以区分为"公民的道德"与"(公民)公共道德"的双重意蕴。而公共领域因其所具有的公共性、自由开放性、交往实践性和商谈伦理性等精神特质,不但成为公民公共道德的真实存在之域,更与公共道德的价值期许之间有着融洽的契合与互动。而由公民道德的形上关照到形下践行,同样需要我们在对话的场域中给出理性而合理的看待,即公民道德的践行和提升,需要制度与法律的支持和保障,需要来自公民道德教育的长期努力,需要公民在文化传统体认基础之上的道德自觉。     

论儒家忠孝的统一与冲突

忠与孝是儒家伦理的重要道德规范.忠与孝的实践精神、内在动机和实践行为具有统一性,在实践上表现为忠孝两全、忠孝并序、以忠全孝.但是,两者在道德价值选择中却又具有冲突性,主要表现为舍忠取孝、重孝轻忠、舍孝全忠、重忠轻孝.忠与孝的统一与冲突体现了儒家道德理性精神的自觉,也是儒家伦理智慧的重要表现.     

从人的生命本性看道德与伦理的区分

道德、伦理作为人类特有的现象,必然与人的生命本性有着内在关联.人的超自然性蕴含着做人问题,道德、伦理是做人问题在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两个方向上的解决.道德是个体做人方向与方式的选择,伦理是包含底线伦理和社会道德的规范系统.道德、伦理的区分具有重要的伦理学意义.     

自媒体自主性的伦理意蕴

自媒体在当代中国获得了迅猛的发展,无论是自媒体信息的发布者还是共享者都充分展现了自身的自主性价值,这种自主性的伦理意蕴同时意味着自媒体有利于推动人的独立人格的形成。个体的人格尊严构成了自主性道德的本质所在,这意味着主体自我意识的提升和自我选择的道德主体性的觉醒。然而自主性道德并不意味着自媒体运行的毫无限制,无论自媒体信息发布主体的自律性行为还是公共价值对自媒体运行的限制,都已经内在地包含在了自主性道德之中。自由与限制乃是有机的统一,关于自媒体的伦理价值的判定都应当以这样的基本原则为前提。     

论唐君毅伦理思想的三重向度

唐君毅的伦理思想至少具有自我伦理、文化伦理、境界伦理三重向度。在自我伦理中，唐君毅以“道德自我”之建立来抵抗内外诸恶，销解“自我中心”主义；以儒家的心性修养论作为自我疗愈的重要途径。在文化伦理中，唐君毅为人类各种文化活动奠定一道德基础，同时强调应以仁、义、礼、智之伦理原则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会通。在境界伦理中，一方面人之精神、心灵境界随九境之转呈升进最终成就一真实之生命存在；一方面“心灵九境”框架本身具有重要的伦理判教功能和方法论意义。唐君毅伦理思想的三重向度之间通过“道德自我”来贯通，它们在逻辑上是一种递进的关系，并且都分别指向了儒家的精神及价值立场。     

德性伦理及其现当代价值

现当代是否只适合发展规范伦理,而德性伦理注定趋向衰落?本文在分析德性伦理与道德特质、中国古代与西方德性伦理传统、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德性伦理以及如何应对德性伦理所面临的挑战和冲击等问题的基础上,认为德性伦理在现当代仍有重要的价值意义,仍是伦理学研究与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宪政的伦理基础及其社会价值追求

宪政伦理是指宪政的正当性及其道德意蕴.宪政的正当性来源于人类个体固有的最高价值--人的尊严,宪政制度生存的正当性基础即在于它是保障人有尊严地生活.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实现,是人的各种本质力量的全面发挥,是人之生存所内在的终极关怀的理性表达.终极关怀是人类最终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和彻底解放所需要的最高关怀.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宪政伦理在社会雏度所具有的道德意蕴就是人的解放,而在社会中保障人的应有权利则是人的解放的具体途径.     

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的关系问题

本文试图厘清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之间的关系,包括它们的异同、相互之间的可引出性、它们的源头等问题。既从义务论的角度论证公共道德的非个人性,又从公共道德观的发生学的角度论证公共道德的非个人性的相对性。认为公职人员作为伦理主体在面临道德困境时,必须行使其价值判断、道德选择,并对其行为负责。     

霍布斯契约理论的核心伦理价值及其现代意义

霍布斯的契约理论从自然状态的预设出发,人类经过激情欲求与理性选择,为了在不可避免的战争状态下得以自我保存,彼此订立契约并让渡权利建立国家.自然法则的道德性和利维坦的正义与善,是霍布斯契约理论的核心伦理价值,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复杂社会”的多值伦理逻辑困境：一种恰当的道德态度何以可能

在自为的伦理不得不借助于外在制度约束的时代,现代社会道德个体的生存异常艰难,其所面临的是一种与“伦理真实的消亡”相伴而生的多文化因素交织、多值域情景共在、多权变随机制约的巨型“复杂社会”的情境.复杂社会充满了伦理的偶然和道德(动机、选择)的无常,甚至连基本的道德行为之确当与否的辨识和寻常事件的道德判断实践等都变成了一种无所适从的难言的尴尬.现代社会个体该如何“道德地存在”,才能获得作为健全的道德主体之应有的美好的道德生活体验和道德人格尊严?无疑,我们时代需要一种恰当而果敢的道德作为态度,促使“元规范本位的抽象教化的方式”转化为道德情感自主生成的“情景亲历和境遇体验的方式”,虽然后者常常是要付出难以言表的沉重的身心苦痛和代价的.     

文化本质的“伦理证成”使命与精神生活的道德价值逻辑

文化的本质是伦理,其最后的成果则是优雅人性和高尚道德人格境界的养成。文化担负着塑造国家形象和国家信仰、接续民族精神血脉等多重重大使命。面对普遍的"文化失序"以及文化自身内在的提升人的道德境界功能日渐弱化、钝化的严峻现实,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意义上,以生成中的、成长中的具有强大包容性和开放气度的"大中华文化"之价值重建的立场和姿态,按照文明人类之道德价值实现的实践逻辑,着力培育市场化社会所需要的优良公共性伦理的生活生态,整饬业已"碎片化"的道德生活现实,创制具有典范性、引导性的人类共享的道德价值,引领人类逐渐回归到文化本质的伦理证成与自我拯救之路。     

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何所向与何所为

如何在语义学和语言哲学的视阈内规定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具有前提意义。从其内部构成看，首先它是一种主体性的德性，亦即令行动者、他人和城邦的各种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并使之处在整体性的好状态的能力和品质；其次它是一种作为客体性存在的观念系统和感受性存在的社会场域，亦即作为习性存贮下来的类意义上的意识和规范，以及由此形成的伦理环境。事实证明，如何拥有并切实可行地运用意愿中的德性与规范，才是最为艰难的事情。真实动机、道德革命、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构成了一个自我流动、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逻辑，以此为基础，将现象学的致思范式充分运用到伦理文明新形态的分析和论证之中，便有了结构现象学、价值现象学和发生现象学，其间充满了自我开显、自我转换的内在逻辑。     

伯纳德·威廉斯对康德道德责任理论的批判

责备是人们在面对理由时的一种典型回应性态度,对这一态度的恰当判断往往需要预设一个具有自主意愿的行动者及其责任的归属。"聚焦式责备"(focused blame)是当代道德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对责备这一概念在现代道德哲学尤其是康德伦理学中特定意涵的刻画。通过对其背后所预设的道德自我、道德责任、意愿等的批判性考察,威廉斯提出"作为起因的责任承担者"这一概念以阐明现实的行动及其后果对自我的构建性作用,指出康德伦理学借由纯粹意愿所构建的道德自我来承担绝对自由的这一理论抱负,有可能会遮蔽现实中人们的具体伦理行动和心理机制所原本拥有的复杂性与多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