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侄文稿》的书法艺术探究

颜真卿是唐朝著名的书法家,其作品《祭侄文稿》更是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针对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的书法艺术进行分析,文章分为四个部分,颜真卿的生平及学书历程;颜真卿《祭侄文稿》的书法特点;颜真卿《祭侄文稿》的艺术价值与影响;后世学习《祭侄文稿》的意义。试探颜真卿《祭侄文稿》的书法艺术。分别从历史背景、风格、价值、影响等方面相互结合分析,探究其书法艺术。     

颜真卿书法《祭侄文稿》中的矛盾之美

世间万物莫不充满矛盾,而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书法中的笔法、墨法以及章法等无不充满矛盾的玄思。《祭侄文稿》作为鲁公"三稿"之首,备受后人推崇。其中的藏露、疏密、疾涩、巧拙、润燥和意法之间关系都体现了对立统一的规律。具体到书作而言,这些形形色色、大小各异的矛盾相互排斥、交织、融合、冲突,构成了《祭侄文稿》别样的矛盾之美。     

维度:我的书法认识及创作

<正>书法是一个异常丰富的领域,因此也就成为人们探讨不尽的话题。在这里,我们可以分享颜真卿雄浑悲壮的《祭侄文稿》,也可领略王羲之尽善尽美的《兰亭集序》,更可诵读孙过庭洋洋洒洒的《书谱》……然而,面对书法,我们又总不免被若干问题所困扰,下面就结合个人体会谈几点粗浅认识。一、何为书法经常听人讲,书法是中国独有的一门艺术,这是不确切的。每个葆有文字的国度和民族都会在很大程度上重视和强     

语言系统与语言学中的构拟原则

一、语言,符号系统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就其结构而言可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平面:表达平面和内容平面.因此整个符号系统的特点就是两个方面的统一:即人们区分的能指(signifiant或signans)和所指(signifi?或signatum)的统一.能指和所指对应于语言的表达和内容这两个平面.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由这些符号的内容和表达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内容平面上的符号和表达平面上的符号之间的关系,是索绪尔原理(即关于语言     

行书艺术瑰宝——以“天下三大行书”为例

书法是一种精神艺术,其创作过程也是抒发性情的过程。汉字书法作为汉族独创的表现艺术,被誉为"无言的诗,无形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以及苏轼的《黄州寒食帖》,被誉为"天下三大行书",对后世影响深远。飘如游云的王羲之,正气凛然的颜真卿,乐观旷达的苏轼,成就了三大行书的巅峰艺术,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文章旨在通过三大行书的比较解析,探讨其共性及迥异,推动我国行书艺术的蓬勃发展。     

意指错位 妙合自然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一种表达概念的符号系统,它体现了符号、能指、所指之间的统一关系。人类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符号世界里。对符号的运用规则,索绪尔在《语言学教程》一书中作了很好的说明:“能指对它所表示的观念来说,看来是自由选择的,相反,对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却不是自由的,而是强制的。”这就是说,当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在社会生活中一旦确定下来,就象法律一样,全社会的人都应该遵守,不得任意改变,否则,就会导致交际的失败。美国的R·特里尔在他所著的《毛泽东传》中,读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在上海,有数不清的街道会议。在一次街道会议上,一位文盲老太太发表自己对新宪法草案的看法。在上海方言里,“宪法”     

从所指/能指到能指/所指 --论拉康对索绪尔二元论的批判

从所指／能指到能指／所指,这不是一种简单的颠倒。通过形式上的颠倒,拉康对索绪尔的二元论进行了批判,并且指出,二元论并非语言结构分析的结果,而是来自传统形而上学思想。     

笔墨的约简与图像的增繁:中西方造像法则的比较

笔墨与图像作为中西方绘画的基本术语,也是传达观念的基本符号。研究笔墨论的发展,可以发现笔墨实以老庄哲学根基,注重能指与所指的极简化表达,完成了从具象的外指性向抽象的内指性的转变。而西方图像论的历史揭示了西方造像法则是为了突出符号的象征的内指性,忽略现实的外指性,人为制造了能指与所指的阐释的难度,从而造成了图像的理解与欣赏的增繁。     

能指和所指在家具设计中的体现

家具设计包括外在表象和内在实质两大范畴。外在表象即为能指,如造型、色彩、装饰、材质等,是家具这一载体本身的表象给人的第一感官的具体形象及特征;内在实质即为所指,是符号所表达的内涵,是通过能指(包括造型、色彩、结构、材质等)加以表现的。此外,家具产品还具有一些隐晦的和不可感知的意义,如产品的功能指示、文化价值等。因此,家具设计是一个能指(设计表现)和所指(设计意义)的双面体。家具设计师们常常通过包括造型、材质、色彩、图案搭配这样的能指的设计,以及能够表达设计师自己的意向、追求和性格的所指来完成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周易》与中国书法关系浅析

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中国书法集中体现了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它既是一门艺术样式,同时又是中国哲学的一种特有的表现形式,是一种哲学化的艺术。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周易》和中国书法的内在关系:一、《周易》意象思维对汉文字起源的启示。二、《周易》的阴阳思想对中国书法的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三、《周易》的变化观念在中国书法中的体现。     

从"太史公曰"到"臣光曰"--略论二"司马"史论义例之异同

《史记》与《资治通鉴》的史论义例有同有异,主要表现在史论形式和书法义例两个方面,由此可以看出《史记》和《通鉴》作为两大史学名著不同的史论特色.     

"陌生化"——文学语言的审美因素

陌生化手法对文学语言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美学意义。它是从语言的符号、形式、意象等方面体现其文学性特征的。语符的自指使非指称性语言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也强化自身的审美价值;形式的变异使语言能指与所指的距离受阻而产生审美心理距离;意象的新奇使作家心灵深处的内在语言在非逻辑表达中显示出特有的美学魅力。     

《启示录》的象征语言与永恒时间观

本文主要从语言方面与时间方面,对《新约》中的独特文本《启示录》展开言述。《启示录》作为《新约》预言与启示的唯一书卷,它在语言上以象征传达关于未来诸世代和种种事件的讯息。每个具体的象征意象中,又有象征的能指和所指的差别。根据《启示录》的言说方式,如第一印中的骑马者象征敌基督,白马象征他的最初的得胜(第一级的象征),但敌基督最初的得胜也不过是上帝最终审判的象征,或者说是上帝最终审判的构成部分(第二级的象征)。第一级象征语言的所指(敌基督、他的最初的得胜),构成第二级象征语言的能指,即第一级象征语言的所指和第二级象征语言的能指是同一的;第二级象征语言的所指却是基督的最后审判事件。正是通过这种层级的象征性言说,约翰完成了他在福音书中未完成的基督论——关于耶稣的再来和审判的言说。这种末世论的信仰,和《启示录》的时间观相呼应。在约翰看来,上帝是时间的起点和终点的设定者。上帝的全能使他成为永恒,而上帝的全能性首先又呈现在他的永恒性里面,呈现在他对时间的超越性里面。另一方面,约翰又生存在一种短时段的末世论时间观中。它意味着:公元一世纪早期的基督徒相信在基督升天后与他再来(基督复临)之间的时间,是一段短的时间。换言之,他们相信耶稣将很快复临,期待世界的末日将在不久的将来来临。     

论卦爻符号的起源及《周易》的意义层面

通观《周易》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它使用了两种符号,一种是卦爻符号。另一种是汉字符号。在这两种符号中有三层意义平面:卦象与它的“所指”是第一意义平面,卦爻辞与卦象之间是第二意义平面;《易传》与卦爻辞、卦象之间是第三意义平面。如果我们把卦爻符号叫做对象语言的话,那么卦爻辞就是元语言,《易传》就是元元语言。     

清华简《筮法》与先秦易学阴阳思想的融入

在先秦时期有多种筮法并行是不争的事实。以清华简《筮法》为代表的楚地筮法不同于《周易》,且流布很广。在数字卦向符号卦过渡的过程中,《周易》筮法属于一个特定的转化系统,而楚地筮法则属于另一转化系统。这两个系统在具体过渡过程中依据的数字不同,但转化的具体时段却都定格在战国时代。战国时代是阴阳思想大规模传播的时代,在《筮法》当中,不但四时、五行等黄老因素有所展露,而且阴阳思想更是在筮例中明显体现了出来。在战国时代数字卦转化为符号卦的过程中,阴阳思想的影响显而易见。在《筮法》中,阴阳符号卦思想虽已露端倪,但尚未取代数字卦,是以《筮法》的学术史意义在于其以实物形式让我们看到了数字卦要向符号卦过渡的一般迹象。     

由“指”看人的符号活动的身体性、公共性和创造性

语言符号与身体符号相互联系而又区分。中国的象形文字大都具有"象形、指事、形声、会意"的特点。汉语中,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就是由人的器官——手的动作引申而来并获得命名的。身     

《论语》中"德"的多维分析及其现实启示

《论语》中"德"共出现40例,这40例"德"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德"的主体方面设置个人与群体、君子与小人两组观察维度,从"德"的具体所指方面设置秉性与行为的区别,从"德"的作用方面设置治民与化民的不同,以此来分析《论语》中"德"的含义,联系今天的社会现实,可以发现《论语》中关于"德"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进行道德教育、道德评价以及个人的修身进德都很有启发。     

论人性及其他

《论人》一书是他逝世之前不久出版的著作,在美国曾名噪一时,在一九四四一四七年间再版四次之多。作者在此书中扼要地叙述了《符号形式的哲学》一书的基本思想,并在某些方面进一步有所发展。全书分为两个部分。这里只从这两个部分中各选译了一节(第一部分“什么是人”的第二节和第二部分“人和文化”的第六节),从其中可以看出卡西勒对于人性的一些观点。本文的题目,是译者加的。     

“辩证法”与现象学之争——重审德里达《声音与现象》中的现象学解构

对于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中对胡塞尔现象学的解构,本文尝试采取中间立场,力图揭示二人对现象学基本问题之理解的差异及差异的根源。德里达对胡塞尔理解的偏差表现为这几方面:首先,赋予口头表达以特殊地位,以至于把意识等同于"声音";其次,把含义引入符号的规定之中,导致了符号与客体、能指与所指的混淆;最后,轻视了滞留与再现作为两种意向性的根本差异,导致他不再坚持滞留与再现、意向与意志的严格区分。这些有意或无意的偏差,最终被揭示为德里达以所谓"原初辩证法"为出发点的结果。这说明德里迭自始就运思于现象学之外,也正是这种致思路径的分野最终决定了他与胡塞尔现象学的分道扬镳。     

近代碑派行书的母体——北魏《石门铭》刻石

《石门铭》作为龙门十三品中的一个代表,历来被书法家所推崇,这不仅仅因为其独特的书法格调,更源于《石门铭》刻石中所蕴含的行书因素。文章从《石门铭》在魏碑中的地位、《石门铭》中包含的行书因素以及其所涵养的碑派行书大家三个主要方面进行论述,以期让观者从不同角度更加全面地认识《石门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