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恩洋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批判及其对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意义

上一世纪40年代,王恩洋曾撰<新理学评论>一书,对冯友兰新理学的理气与真际、阴阳与天道、道德观与圣人观诸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二人的分歧既是佛学与儒学的分歧,也是宋明以来心学与理学的分歧的继续;既预示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心理合一的发展方向,也表明了道学和哲学在方法论和学术指向上的差异.冯友兰具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使道学或者广义地说儒学、传统哲学转型为以西方哲学为典范的现代哲学,王恩洋缺乏这种意识.但是,儒学转型后也失去了它的成圣指向,欲纳成圣于哲学之中,便不可避免地形成矛盾;成圣的儒学和思维的哲学各行其是,或许是未来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可取的方向.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批判功能

马克思哲学批判的灵魂和本性是现实批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首先实现其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科学批判,才能在逻辑上进而实现其对整个世界现实的科学批判。然而,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受"非批判的批判"的困扰,虚假的批判和"错位的批判"是阻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其现实批判功能的羁绊。只有彻底摆脱"非批判的批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为中国道路的不断创新提供方法论上的支持。     

哲学回归生活

古希腊哲学不仅是话语体系、理论体系、论辩活动或逻辑分析,更是追求智慧的生活方式,哲学话语与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本身是不同的。古代哲学与哲学家的具体生活不可分,哲学家总是不满于流俗的生活,他们竭力追求一种真正值得过的生活,从而追求极高明的生活智慧,极高明的生活智慧与哲学家的生活是不可分的,换言之,古代哲学家是知行合一的。古代汉语中没有"哲学"一词,但古代中国一直不乏追求极高明的生活智慧的哲学,孔子、老子、庄子、王阳明等都是知行合一的哲人(哲学家)。但现代学院派哲学已沦为话语体系、论辩活动或逻辑分析,已不再追求极高明的生活智慧,这是哲学的堕落和悲哀。哲学须回归生活,重新追求极高明的生活智慧,才能对世道人心有所裨益。     

《周易》自然哲学与生命实践

《周易》蕴涵的自然哲学思想,可谓是一种以生命为隐喻,宇宙论、本体论、价值论统一的生成哲学,它基于道德实践与认识实践统一的生命实践。文章根据《周易》"经"、"传"本身之内涵,按现代哲学表述方法,从源于道德之宇宙论,三才圆通之本体论,知行不二之实践论,生成整体之方法论等方面,阐明中国式自然哲学的特性与意义。指出正是这种独特的自然哲学,不仅开启了中国文化超越的价值之源,为中国古代科学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而且应在21世纪伟大历史转型和中西对话中,共同创造人类不同文化"殊途同归"、"和而不同"的世界生成之序。     

中国现代哲学中的方法论意识

注重哲学方法论的研究是中国现代哲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哲学现代化的核 心内容之一就是哲学方法论的现代化。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现代哲学家如胡适、贺麟、冯友 兰、金岳霖等人都很重视对哲学方法论的研究。胡适可以说是首先在国内介绍实验主义方法论的 学者，贺麟则提出了将直觉方法和辩证法相结合的方法论系统。在中国现代哲学中讨论哲学方法 论最多的是冯友兰，他提出了关于“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相结合的哲学方法论系统。在中国现 代哲学界中真正对于现代逻辑有了解，并把它首先介绍到中国的是金岳霖，他对逻辑分析方法有 着独到深入的了解，是逻辑分析方法的积极提倡者。通过上述哲学家的努力，中国现代哲学已经 有了系统的哲学方法论。     

“人之死”——《词与物》的主旨及其哲学意蕴

"后现代"并非福柯的语汇。批判以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主体哲学,是发生于19世纪中叶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而福柯在《词与物》中通过"人文科学考古学"预告的"人之死"更是把批判的对象延伸至胡塞尔、萨特的现代主体哲学。无论是先验主体哲学,还是经验主体哲学,只要始于意识并把"人"作为研究对象,都是福柯话语考古学所要加以拒斥的。"人之生死"是"人文科学考古学"所揭示的既作为客体又作为主体的"人"主要在19世纪科学话语中所经历的命运。现代知识型之后并无后现代知识型。通过阐发福柯"人之死"在主体观、历史观、方法论和哲学观四个方面的哲学意蕴,本文坚持一个观点:《词与物》并非人们通常所说的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著作。     

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实践旨归

当前应警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抽象概念的虚假批判"思想倾向,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庸俗化、实用化和空心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批判性和时代性在于其彻底的现实批判精神、关切无产阶级与人类解放的价值情怀、洞察社会生活本质和改造现实世界的实践旨归。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方法论自觉在于坚持问题导向和时代关怀,在对时代问题给予"当代自我阐明"的基础上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时代效应和历史在场,秉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批判性和时代性精神,深入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历史深处,洞察事关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时代性问题,直面中国道路驾驭"资本精神"的历史实践,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和当今时代精神。     

起源、体系与物化的“狂欢”——《认识论的元批判》中的法西斯主义之思

在《认识论的元批判》中,阿多诺以胡塞尔现象学为契机,展开了对起源哲学的批判,其中渗透着批判法西斯主义的内在逻辑。起源哲学对"第一者"的狂热追求使其对同一性原则做了"越界"运用,这正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点。起源哲学与法西斯主义的这种同构性,更为突出地表现在具有强制的齐一性与排他性的"体系"。这种体系以第一者为起源,但这第一者存在着不可克服的悖论。法西斯主义的这种结构及其悖论,实际上植根于物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是这一社会的意识形态与存在结构的极端表现。     

中国传统哲学范式的现代转型

中国传统哲学范式在历史上经历了从古典范式、近代范式到现代范式的转型,“哲学范式转型”意味着哲学重心的转移和透视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根本的变迁。20世纪上半叶,可以称为传统哲学范式向现代转型的最初阶段。应当说,传统哲学范式的转型是与历史事件分不开的。传统哲学范式向现代的转型得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它有两个基本的转型路向：首先表现为由意识形态向学术资源或知识形态的转型。这种转型突出地表现为现代新儒学对传统儒学范式进行了新的思考和变革,确立了它的现代形态。其次是为传统哲学范式向现代的转型做了准备,表现在对传统哲学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清理,并以新的哲学思想(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整体框架给以全面审视。20世纪初的传统哲学范式的转型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自此以后,传统哲学从语言表述到问题视阈,从内容到方法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构筑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石——基于劳动所有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所有权最终导致了对所有权的否定,这是自由主义劳动所有权理论的悖谬之处,也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起点。正是通过劳动所有权批判,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从近代政治哲学有关劳动所有权问题转化为资本所有权问题,即从"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研究。就此而言,马克思政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不是基于某种需要的"外在嫁接",而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内生关系",正是基于劳动所有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构筑着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石。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政治哲学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思考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问题,这是一个大写的"资本论"或者大写的"法哲学"所要完成的任务,也构成了大写的"政治哲学"。     

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世界

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在于它对现代性作出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就现代性意指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而言,马克思的学说意味着使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进入到批判的把握之中。这样的本质—根据,一方面是资本——作为物质动因构成现代经济生活之支配一切的权力,另一方面是现代形而上学——既作为技术的本质,又作为一般的观念形态以构建现代世界发展所需要的架构。马克思的学说是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而这一批判的原则高度是以超越知性科学的唯物史观为思想基础的,同时也是以充分占有现代性成果的新文明类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为实践定向的。因此,马克思的批判将"体会到异化"提升到"历史的本质性"一度中去了。正是由于当代世界的本质—根据依然从属于现代性,并且正是由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具有特定的原则高度,所以马克思的"哲学"就依然作为"思想母体"在我们的时代中起作用,确切些说,就依然在问题架构和意义领域中统摄着当代世界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哲学史:问题与视域

哲学按其本义表现为对智慧的个性化、多样化的探求。在中国哲学中,智慧之思具体展开于性与天道的追问。对性与天道追问内在于中国哲学的不同学派、不同人物之中。从哲学层面看,用"以道观之"来扬弃"以技观之"、"以器观之",既在普遍维度上表现了哲学不同于对世界的知识性的理解这一特点,又体现出了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中国的现代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存在着历史的联系,现代中国哲学既从新的层面上回到了智慧,又以新的形态延续了智慧的沉思。     

从对康德哲学的批判看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与意义

考察马克思对康德哲学的批判是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一条重要途径,这不仅是因为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系统认识并批判了形而上学的独断,而且由此导向的对社会历史的判断成为关于现代性矛盾问题最初的、具有哲学高度的把握和批判。从二者的关系看,马克思哲学继承了康德哲学直面现实问题的批判精神,并将康德哲学中的自由问题进一步深入到了历史现实的层面。沿着康德哲学试图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马克思推进了认识论问题的真正解决和形而上学的根本转向,进而揭示了认识论与形而上学问题之间的本质关联,克服了康德哲学的不彻底性。马克思真正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将哲学改造为"改变世界"的思想武器,并且在实践的基础上把康德哲学所关注的"抽象的人的自由"改造成为对"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追求。     

一个中国人的精神学

精神系统的健康与和谐是人类生活水准的一大指标.精神学的建构正是为人们追求健康的精神生活开辟道路.刘文英先生在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精神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批判、吸收利用现代西方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成就,创造性地提出了精神系统的结构模型,创建了"一个中国人的精神学",为精神学的研究,为现代人追求健康的精神生活找到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的变革——以吉林大学四本马哲著作为例

不断追求和推动哲学观念的变革,是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最为鲜明的理论风格和最为突出的理论特色。高清海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是站在实现了"认识论反省"的德国古典哲学的高度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教科书体系",孙正聿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是从"学说""学术"和"学养"的统一来探索和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孙利天先生的《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是在"中西马"哲学的比较和会通中分析和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落到实处",而贺来先生的《马克思哲学与现代哲学变革》则是立足于现代哲学的视野来挖掘和揭示马克思哲学的"现代哲学意蕴"。这四本书共同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觉从"教科书体系"向"学术体系"的转变。     

马克思如何在社会主义理念中把握和超越时代

马克思对时代与哲学关系的考察是其转向并提出社会主义理念的内在动因。社会主义理念包括三个层面,即社会思想、批判哲学与"革命的科学",它是马克思把握和超越时代的哲学依据。第一,在反思黑格尔法哲学与卢格阐发的"政治时代"时,马克思在"社会思想"而非"政治理智"中把握德国所处的时代,社会思想成为他转向社会主义理念的哲学起点。第二,在批判以往共产主义者将私有财产与作为新时代的共产主义截然分立的"粗陋观念"时,马克思在"批判哲学"视野中界划了"批判的共产主义"与"粗陋的共产主义",批判哲学成为他评判同时代共产主义者的哲学标尺。第三,在批判以往社会主义者从既定的经济范畴和原理出发超越"资产阶级时代"的做法只是"经济学上的空论"时,马克思在"革命的科学"层面揭示了资本主义本身潜在的社会主义倾向。马克思在社会主义理念中对时代的把握、对同时代人的批判,不仅具有思想史意义,更是直面当下时代的重要哲学方法论。     

纯粹理性的“戒律”与“法规”——不能被忽视的“先验方法论”

长期以来,国内外对于《纯粹理性批判》的研究存在着忽视、甚至是无视"先验方法论"的现象。作为与"要素论"相对应的第二大部分,"方法论"阐发了将此前"批判"的结果建构起理性大厦的基本原则,因而构成了整个批判哲学的"总纲"。作为"方法论"的核心,纯粹理性的"戒律"和"法规"与理性的两大立法(自然的立法和自由的立法)直接相关,因而关系到对《批判》的根本任务、康德形而上学的目标与建构、乃至整个批判哲学体系的理解和把握。     

评K.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

科西克的新作表明,为了促进哲学的发展,不仅需要哲学史著作、哲学批判著作、宣传与解释经典作品的著作,而且首先需要真正的哲学著作。而科西克的新作《具体的辩证法》正是在本体论方面具有独到之处的哲学作品。科西克在该书的每个重要章节中,都以各种方式提出并解决客观现实的问题。他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限制为方法论、认识论或者逻辑学,也不能把它限制为客观现实的理论或者仅     

王星拱与批判学派的思想关联(中)

王星拱不仅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一位有名的化学家和哲学家。他的诸多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思想源于批判学派,尤其深受马赫、彭加勒、皮尔逊思想的影响。     

宗教史研究如何面对经验与文本:以近现代中国佛教史研究为例

本文以近代以来中国佛教史研究为案例,主要探究宗教史研究中如何处理文本与经验的复杂关系,这对于宗教思想史研究来讲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全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在现代中国学术史研究从80年代"思想史"到90年代"学术史"的转型脉络中,来说明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嬗变与得失。第二部分阐明近代中国佛学研究的方法论经验,特别是从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中的经史学关系来加以分析,论述了哲学、新史学及经学等不同类型佛学研究的方式及其特点,并指出以欧阳竟无为代表的内学研究对现代中国佛学研究所具有的启发意义。最后,论文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佛学史研究受到域外研究的深刻影响,并从中深刻地反思与阐释如何恰当地处理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中的在地经验与域外传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