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质量的测度与改善——《民主是做什么用的:论自由与德政》述评

过去研究民主的著作集中于民主的涵义、价值和条件,鲜有对民主质量的探讨,牛津大学教授斯坦·林根的《民主是做什么用的:论自由与德政》一书,从如何评估和提高民主质量这一角度来分析和探讨民主,拓宽了我们认识民主的视野,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从分析民主在当前遭遇的困境出发,分析林根评估民主的指标体系和提高民主质量的种种措施,并从中挖掘了林根的研究思路、方法和角度。林根关于民主的研究对于我们反思当前中国学界关于民主的讨论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城乡社区中生长的强势民主:任重而道远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自由主义弱势民主的缺陷弊端日益凸显,在西方出现了参与式民主理论复兴的热潮,其中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备受瞩目。本研究通过对南京市若干城乡社区的实证调查,对社区强势民主成长的实践进行实证层面的深入解析,研究中发现当前充分实现社区强势民主似乎还比较理想化。因此本研究尝试对影响社区强势民主成长缓慢的深层原因进行解析与反思,期望可以为社区强势民主从虚幻的民主景象走向民主的真实图景提供一些可行性的数据支持和建议。而本研究的分析也表明,中国要想通过强势民主的实践而达到有效的民主治理,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本和民主的价值取向

本文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 ,将民本和民主各自的起源、发展历程、特定内涵、二者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以及传统民本思想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 ,进行了客观、历史、具体的分析 ,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既要以民主作为我们的最终价值取向 ,又要以民本思想作为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     

发展一种具有中国色彩的道义民主——一种建设性后现代的视角

从一种尊重差异、欣赏他者的建设性的后现代立场出发,本文挑战了我们在民主问题上的简单化思维,揭示了民主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在此基础上勾勒了后现代民主的基本特征与内涵。与现代民主一味排斥东方智慧不同,后现代民主在根蒂上对东方智慧持一种非常积极开放性的对话态度,正是这种开放性的对话态度使我们有可能整合吸纳一切传统智慧和当代智能发展出一种具有中国色彩的道义民主。其中既包括儒家智慧,也包括佛家和道家智慧,更包括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现代民主的洞见。这是一种充分尊重差异的多元民主,一种拥有道德底蕴的道义民主,一种协商民主,一种和谐民主,一种生态民主,一种全球民主。这种新型的民主概念,无疑有助于拓展我们思想的苍穹,使我们得以换个视角重新审视民主,使我们意识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或许不必重走西式自由主义民主的老路,不必重复西方已然犯下的错误。独辟蹊径,走出一条新路,一条具有中国色彩和道德内涵的建设性的后现代民主之路。     

重合利益中的工具性:城市基层协商民主的导向研究

协商民主在城市基层得到了大范围的实践,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良的协商样态,影响协商民主的可持续发展。既往的研究大多从"功能论"层面解读协商民主的优势,本文尝试引入"利益论"的分析框架,寻求基层政府推行协商实践的动机。在对12个案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当前城市的基层协商尽管有公共利益和自身利益的"重合性动机",但是解决当下治理难题的工具性倾向明显,对把握和落实协商民主价值性的动力则相对缺乏。由此,在城市基层协商结构和过程展现出"领导-服从关系"和全程把控的特征。     

浅论西方民主的观念与原则

民主有两个层面上的涵义:作为政治文化的民主和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作为政治文化的民主以对个人自由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作为首要前提,由此衍生出一系列价值观和基本原则。民主的政治文化对民主制度的产生和保持具有重要的作用。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认识民主虽属于规范研究的范畴,但对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民主建设的逻辑、次序与策略: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思考与实践

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大众民主（人民民主）的建设目标,并对于这种民主建设的逻辑、次序和策略等相关问题做出了努力的探索。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的边区民主建设是中国本土的一次民主操练,对于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关系的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代议制政府》的重新解读

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问题,是当代政治哲学的一个热点。本文通过对密《代议制政府》的重新解读,澄清了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关系。密尔系统地阐述了代议制民主的问题,他的间接民主理论中包含着直接民主的因素。一方面密尔把人民亲自参政的直接民主视为代议制民主的基础和前提,阐明了人民参政的直接民主的正当性、合理性;另一方面他又深刻地分析了人民参政的直接民主可能带来的弊病和危险。实际上,直接民主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成为克服暴政的武器,又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既可以成为自由的保障,也可能成为自由的敌人。因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扬利避害,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中,正确地适度地运用直接民主的形式,保证人民的政治参与。     

试论民主政治的伦理意蕴与道德追求

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文化形态,内在于人们的民主理念和伦理观念。民主的伦理意蕴在范畴上体现为个体与社会、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一种政治与伦理关系。在个体与社会维度蕴含于平等、自由、自主、尊重、参与、包容等民主的前提和价值追求之中;在国家层面和行政层面体现在回应、责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探究民主的伦理意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民主政治的认识,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促进社会和谐。     

社会管理创新与民主参与的法制建构

社会管理创新的本质是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扩大民主参与、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的本质要求和基本实现路径.扩大民主参与以协商民主理论为理论基础,以民主管理为施政方式,以规范有序为基本原则,以理性自律为行动保障,以协商沟通为实现机制,以程序规范为制度前提.当前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扩大公民有序民主参与,应当着力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将公民参政议政和民主参与纳入法治轨道,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议事法》.     

论民主中的道德表达

作为一种国家形式,也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民主在近现代社会的竞争力源于其价值规范性基础,换言之,现代法治国家的民主制度与理念具有强烈的道德意蕴。就此而言,民主是一个道德范畴。按照目前颇为盛行的民主类型的三分法,如果说自由主义民主所凸显的道德价值是个体的自由权利,共和主义民主所强调的是共同体的团结,那么审议民主所主张的就是在维护个体自由选择权利的前提下,努力以法律的形式来实现团结的价值诉求。     

协商民主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价值导向与对策思考

化解社会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当前社会矛盾呈现从隐性走向显性,从单一走向叠加,从温和走向对抗的状态,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并做到矛盾不累积、不蔓延、不激化是当前社会建设领域的一个关键性任务。而协商民主倡导理性表达和有序参与,主张通过对话、沟通、协商来凝聚共识,被实践证明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一种较好形式。要充分认识协商民主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价值与作用。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协商机制、创新协商平台,建立完善协商的法治保障,切实提升公民的协商意识和协商能力,从而提升协商民主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     

民主"超女化"与"超女式"民主——自由主义民主与民粹主义民主之辨

晚清以降,中国人对民主("德"先生)的认知不断朝着"民粹化"甚至"圣化"的方向演进,颇似当下的"超女化".民主观念传入中国后,国人自始就对其抱有过高的期望;及至民初"改造代议制"风潮,对民主的推崇演化为更趋激进的民粹主义情绪;毛泽东时代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发展到"造反有理",最终催生出十年"文革".反思历史上民主的"超女化",辨析自由主义民主与民粹主义民主之别,对正确审视当前所谓的"超女式"民主,或许不无启示.     

教育与民主社会的建构——杜威民主主义教育思想评述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社会生活发生急剧变化,教育必须进行相应的变革。杜威提出“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是经验的不断改造”等主张,通过确立教育的民主价值取向来为建构民主社会作准备。我们应当从杜威生活的复杂的社会环境出发来评价他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     

政道民主与治道民主:中国民主政治模式的战略抉择

当代中国的诸民主实践形式与理论证明关注的都是治道民主,治道民主替代了政道民主而发生了僭越.现代民主只能是政道民主基础上的治道民主,缺乏政道民主支持的民主形式是伪民主.种种仅仅落在治道层面的民主形式与种种反对民主的主张,将中国的民主实践推向了一个十字路口,使中国的民主在理论上显得混乱,在实践上走上歧路.分析中国百年来三波民主浪潮,必须首先确立起民主的宪政法治内涵,才足以告别扭曲民主,步入民主政治殿堂.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内涵——基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考察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标识性概念,与政治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关系紧密。全过程人民民主立足于中国历史实践,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自由主义民主”的历史逻辑,它内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紧扣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体现在对民主价值的追求过程中,是一种融合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自治民主的民主形式。全过程人民民主立足于解决实践问题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在学理上回应了民主与治理,中央与地方,政党、国家和社会间关系的问题。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阈下正义的实现逻辑

正义是全人类的价值理想，更是当代世界的价值主题。在当代政治生活中，正义在价值层面可以被理解为平等与分配正义，在实践层面具体化为决策正义与治理正义。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样态，全过程人民民主从平等、增进人民福祉、体现人民意志以及扩大人民参与等维度，为正义价值的有效实现提供了牢固的价值基础、全面的制度保障以及丰盈的生活语境。具体而言，在平等价值方面，平等不仅是正义的价值核心，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灵魂，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就是在实现平等的进程中导向正义价值；在分配正义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之增进人民福祉的实质向度，最大限度地消除极端分配不公现象、最大可能地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以及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职位的公平分配；在决策正义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之体现人民意志的政策向度，保证了决策正义的政治合法性、程序正当性与内容合理性等诉求；在治理正义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扩大人民参与的实践向度，为治理正义提供了充分的理念支持、价值引导与运作程序。     

统一战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政治基础

统一战线作为共产党的重要法宝,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政治价值,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发展的政治基础。首先,它以其团结、联合的本质和凝聚人心、汇集力量的政治优势,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人民性。其次,统一战线的各革命阶级联盟性质奠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形态,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政治制度基础。第三,统一战线发展的实践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政治平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拓展了统一战线的发展空间,使统一战线的政治平台向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党内民主与基层民主

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上有党内民主,下有社会基层民主。党内民主是全社会民主实践的火车头,起着领导、带动和示范作用;社会基层民主是全社会民主的根本,是民主建设走向纵深的基础。二者各有优势,各有特点,可以形成互为呼应、互为促进之势。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有两条:一条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自觉的体制内路径;一条是通过市场经济改革所逐步发现的、从不自觉到自觉的体制外路径。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路径选择,应当是党内民主与基层民主的结合,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的结合。做好这“两个结合”的大文章,将会有力地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     

卫道士、装修工与颠覆者:现代民主的三种理论家

现代民主的理论家人数众多,类型不外卫道士、装修工与颠覆者三种。卫道士循政治哲学进路对现代民主进行了有力的价值辩护、制度勾画和历史划界,从而清晰区分了现代民主与古代民主的界限,民主和反民主的实质差异。装修工对现代民主颇有不满,但并不准备从结构上挑战民主制度,而是从更为完善的民主期待切入,试图克制流行于现代的民主政制的弊端,并弘扬这一政体的长处。颠覆者由拒斥民主或寻求更优民主的人士构成,他们断定现代民主是虚伪不实的,尝试以专制或"真正"民主取而代之。现代民主的理论家一直与现代民主的曲折进程联袂出现。面对颠覆者连续不断的强力攻击,装修工似乎不足抵挡,而卫道士的申辩也明显需要再次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