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环保──让人耳目一新的话题

提起佛教，很容易让人同“历史”、“传统”、“古老”等名词术语联系起来。诚然，作为我国五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历史悠久无疑是其特点之一。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佛教还是一个高度关注人类社会发展、主张以积极务实的态度与现实社会相适应的宗教。 环境保护是２１世纪人类广泛关注的话题之一，为了深入挖掘佛教教义中的环保思想，让世人更深刻地认识佛教，由中国佛协发起、佛协教务部承办的一场名为“佛教与环保”的演讲会于８月２５日至２７日在素有海天佛国之称的普陀山成功举行。 在２天４场的演讲辩论会中，来自全国各省、市佛协及寺…     

“居士佛教”刍议

去年末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何劲松副研究员宣读了一篇论文，提出中国佛教应走居士化道路，引起与会者的关注。当时笔者对其“居士佛教”的提法颇觉可疑，对其“佛教居士化是佛教立足现代社会的唯一途径...     

小九华与九华山佛教文化体系的建构:兼论10世纪以后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的“地域化”问题

10世纪以降，随着佛教世俗化的日渐深入，佛教在中国各地的传播亦尤为注意与各地的社会实际相结合，由此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的“地域化”日渐深入。明中期以后，随着九华山佛教影响力的日益提升，各地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小九华”,多与九华山佛教有关，其多位于今江淮分水岭以南的皖南、苏南及浙江等地。各地信众以大、小九华为坐标，通过当时较为成熟的交通网络进行联接，由此形成不同层级的九华佛教文化体系。这一佛教文化体系以九华山佛教地藏信仰为主要特征，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化”倾向，是10世纪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中国东南地区佛教发展“地域化”不断强化的重要表现。     

面向21世纪的中国佛教

一 佛教在进入中国二千年来的时空条件中，不断地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变迁而与时偕进。但可变的是佛教之“教”，不变的是佛法之“理”。不变谓之“契理”，可变谓之“契机”。一味的佛法，在中国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的发展，从来就是不平衡的。正是这种时空不平衡性，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观察范例。 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以太虚法师和欧阳渐居士为代表的对中国传统佛教的反省和批评。这种来自教界内部的反省和批评，或侧重于转“机”，或侧重于洁“理”，由此产生“人间佛教”和“批判…     

从“秀骨清像”到“面短而艳” 南朝对佛教造像艺术中国化的影响

<正>南北朝前期，受玄学思想和“魏晋风度”审美观的影响，佛教造像形成了“秀骨清像”的样式。南北朝后期，社会文化强调儒家思想和礼乐教化，佛教造像艺术相应地呈现为“面短而艳”的样式，为隋唐时期佛教造像艺术中国化的完成奠定了基础。一据范晔《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东汉永平八年（65），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佛教最初被视为神仙黄老方术，佛像自然也被视作神仙，其形制特点并不明显。     

何以报君恩——《建中靖国续灯录》中的政教关系想象

北宋成书的《建中靖国续灯录》构建了一幅和谐的政教关系想象：皇帝运用世俗权力推动佛教的传播，臣子作为中介帮助皇权延及佛教，僧人则积极地用佛法来增加皇帝在尘世的权威和利益。在这样的结构中，佛教完美地融入了此世的政治权力框架。这种政教关系想象代表了不断接近世俗权力中心的汴京禅宗面向皇权的自我呈现，是宋代禅宗在世俗化过程中对“佛教祸国短祚”这一指控的集中回应。总结这一想象的特点，历史地分析其成因及影响，有助于我们从佛教的视角进一步认识其融入中华文明的过程，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佛教中国化的机制。     

中国佛教圆融观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佛教运用判教的方式圆融了佛教经典的各种教理,形成了天台、华严两大教理思想体系。中国佛教认为各种修行方法都不过是安心、明心、开悟的方便,从而实现了修行方法上的圆融。中国佛教用“格义”、“比附”、“会通”的办法,与儒道两家相互圆融,在中华文化结构中获得了一席之地。从“不敬王者”到“礼拜君亲”,从“乞食分卫”到“农禅并重”,佛教终于融入了中土世俗社会生活之中,取得了僧俗之间的圆融和谐。当代人间佛教发展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要以圆融的智慧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与其他宗教和平相处,积极契合当代众生的根性。     

台湾学术界对印顺法师“人间佛教”思想之研究

台湾学术界对印顺法师﹃人间佛教﹄思想之研究默雷印顺思想在台湾佛教中的地位近年来，台湾学术界对“人间佛教”的研究，大都与社会关怀、社会批判以及建立台湾佛教的主体性有关。前者是“人间佛教”的具体展开，而后者则是针对“中国传统佛教”而言，尤指“明清佛教”。...     

佛教与当代中国社会——为纪念真禅法师圆寂十周年而作

法师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艰苦卓绝地从事佛教的事业,不但为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如同历史上的所有高僧一样,法师不仅是法门龙象,而且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英雄。他的讲经说法,他的慈善救济,他的修行实践,既是个体生命的自由的确证,更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生命的确证。在中国佛教的高僧序列中,真禅法师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位。他所生活的时代和他所为之奋斗的佛教事业,也是我们在座各位生命经验的一部分,因而我们对他的理解也许会更为真切。通过他而思考我们时代的佛教,进而发展我们时代的佛教,就是对法师最好的纪念。作者提出我们从真禅法师可以联想到这样一些基本的思考。佛教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真正价值,常常或者被人们所忽略,或者被人为地加以扭曲,佛教有时被看成只是一种有借鉴或利用价值的“文化遗产”或“文化资源”,而作为遗产或资源的最大价值也只是创造经济效益。在“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过程中,应该摆正佛教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关系。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必须解决如下的观念问题:第一,必须正确理解宗教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第二,必须正确理解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作者为现实中的佛教,提出一种称作“宗教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设想。作者认为当代中国佛教,在现代性的刺激下,开始获得现代性的形式。“人间佛教”便是现代中国佛教最为积极、最具有现代性的成果之一。为了促进中国社会和中国佛教的和谐发展,作者提出几点看法:首先,要加强佛教的理论建设。不仅要对佛教教理的哲学阐释或新的佛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而应该在更为广阔的尺度上提出佛教对现代生活各个方面的系统的思想观点。其次,要加强佛教的制度建设——不仅是僧伽制度,还包括与佛教有关的社会团体制度的建设,以及佛教与社会关系的合理的制度设计。第三,要加强佛教教育。佛学院应不仅限于招收入僧人,也应对居士开放。第四,要加强佛教界与世俗社会的沟通,增进相互了解。佛教界不仅应与佛教学术界的加强交流,佛教更应积极地走入社会,化导众生。佛教对社会问题发表观点并不违背政教分离的精神,而是突出佛教的现代性,增进广大佛教信众的现代公民意识和创造历史的热情。     

佛教研究方法论的新建构：读圣凯《佛教观念史与社会史研究方法论》

<正>随着我国佛教研究的深入，汉传佛教“社会生活史”问题亦成为学者们关心的重点领域之一。但现有的佛教社会史研究仍然面临着方法论方面的不足，较少关注佛教自身在中国化过程中的主体意识与“宗教践履”,缺乏对僧众及其相关“行动”的关切，缺乏对佛教“整体性”及其文明属性等特质的理解，因此在还原历史上佛教社会生活史的特殊情境时难免会陷入碎片化、静态化、抽象化的境地，无法鲜活、具体地呈现佛教信仰者的生活情境、生命体验与历史图景。     

论冉云华的中国佛教研究

冉云华先生为国际著名学者，在佛教研究、禅学、敦煌学、道教研究等领域均有精湛之研究，其中尤以中国佛教研究享誉学界。本文从冉云华先生生平、其学术成就、“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的探索三个方面较为深入地展开论述；本文认为在其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围绕“佛教从印度到中国的转变及其过程”这一宏大的学术目标而开展诸多个案研究，后者是其佛教研究的初衷和一生探讨的主题。冉云华认为在公元8世纪形成了中国佛教的核心思想即“一心”的思想。这一思想最早由澄观(738-839)建立，由宗密(780-841)和延寿(904-976)最后完成。“一心”的概念首先由天台宗倡导，再由华严思想补充和丰富，经过禅教合一的酝酿，又加上禅宗，后来成为中国佛教主流的发展，终于成为中国佛教的核心思想。     

赵朴初佛教文化思想略论

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赵朴初，不仅将佛教文化弘扬于世，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广大佛教徒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做出了贡献。考察其佛教文化思想，主要表现为坚信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人间佛教”的继承与弘扬，以及坚定的佛教和平思想的实践。     

“人间佛教”转型与禅宗在中国近现代佛教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以创新、改革著称的禅宗，以适应由古代佛教向现代转变的时代发展的需要，率先开始了以“人间佛教”为核心的革新运动。寄禅、太虚、印顺都是中国佛教时代精神和理论创建的杰出代表，构成了鼎力于佛教改革的三个时代。从佛教的出世到入世，到“人生佛教”的提出，进而“人间佛教”理论的完善和实践，是禅宗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又一次创新，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现代佛教的社会化发展，在客观上起到了振兴佛教的作用。     

目连·目连戏·弘法之道

佛教传入中国２０００年，这是值得纪念的。中国宗教学会秘书长王志远先生撰文指出：“纪念中国佛教２０００年的特殊意义，在于中国的佛教是来自印度又有别于印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经历了２０００年的风风雨雨，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及中国民众已融为一...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推进佛教中国化走深走实

<正>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位于湖南衡阳的南岳衡山是佛教禅宗的圣地，被赵朴初居士称为“出祖师的地方”，南岳佛教在湖南乃至全国佛教中都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方立天的佛学研究及其学术贡献

方立天先生的佛学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佛教哲学的现代阐释、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佛教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其中,用当代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对佛教哲学的解读发挥了佛教文化启蒙的历史作用;对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为“佛教是文化”的论断提供了学理支撑;而佛教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作为佛教中国化研究的核心论述之一,迄今对学术界思考宗教中国化问题仍富有启发意义。方立天先生的佛学研究是当代东亚佛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论的探索构成东亚大乘佛教研究现代化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对佛教思想在现代社会应用价值的关注体现出一位佛教学者的学术洞见。     

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的历史根源与时代意义

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既是佛教不断适应中国社会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对外来的佛教文化创造性吸收和发展的过程。本文认为佛教中国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佛教与中国固有的文化在精神上相融相通,二是佛教为中国社会之所需。文章从政治、佛教义理、僧团制度、民众信仰、文化交流等五个方面,概要论述了佛教中国化的内容,认为佛教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应该继续坚持中国化方向,积极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负时代,发挥其应有的积极贡献。     

举起锄头开净土

“农禅并重”是中国佛教优良传统之一,也是人间佛教思想的具体实践。几年来,许多寺庙根据自身的条件在这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事实说明,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和发扬佛教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和国际友好交流三个优良传统,中国佛教就能够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调。相福建连城中华山性海寺,     

誓续慧灯无尽际——突朴初对“佛教是文化”的论述及其贡献

赵朴初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也是一位造诣颇深的佛学大家,还是一位佛教文化的积极弘扬者。近半个世纪以来,他充分发挥其在中国佛教界的领导作用,利用各种场合,通过多种途径,反复强调“佛教是文化”这一思想,致力推动中国佛教文化建设。“佛教是文化”的观点引起教内外的普遍关注和重视,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佛教文化事业的开展。     

加强宗教政策和常识宣传

我国有上亿人信仰宗教，虽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大，但绝对数仍然很庞大。对待宗教问题，如果不重视宗教的群众性，就容易出现失误，这方面是有教训的。宗教之所以能够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就是因为宗教影响着广大的人民群众。以佛教为例，在中国宗教中，佛教历史最久，影响深刻，有着深厚的传统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建国后我国佛教经过废除封建制度的改革，又经过爱国宗教界人士的努力，继承并弘扬了“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优良传统，广大佛教信众正在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支积极的力量。因此，全社会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