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的文化综合主义和新启蒙主义

张申府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的两大核心观念“大客观”和“具体相对论”,是试图将罗素、列宁、孔子三流合一的文化综合主义思想,从中引申出他基于文化综合主义立场反思五四启蒙思想而提出的新启蒙主义的观点,这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现代文化有重要的意义。     

方东美哲学思想的道家精神

本文认为方东美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道家哲学思想的精神,其理由是：方东美对孔 子后从孟子直到当代新儒家整个儒家传统基本上持一种批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否定的态度,而 他对于道家思想在整个中国学术史上的作用不仅全无批评,而且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和热烈的歌颂; 方东美是依据道家的开放心态来批评宋儒的固陋狭隘的心量,批评儒家以“道统”观念排斥异端;他 认为中国文化的决定性因素是哲学与艺术的综合融贯,在艺术才情上儒家不如道家;在他看来,讲哲 学就要讲本体论,而且更得讲超本体论,儒家仅仅停留在本体论的层面上,道家则既讲本体论又讲起 本体论。方东美哲学思想的灵魂是道家的哲学思想,他追求的是道家的精神境界,自觉地在思想上。 精神上和艺术才情上与道家思想认同。     

文化与哲学的整合--论张岱年先生早期的哲学文化观

张岱年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他的"综合创造论"体系卓然独立于三、四十年代的哲学论坛,至今仍放射出真理的光芒.在哲学上,张先生力主以新唯物论为基础,兼综唯心论关于理想的贡献,吸收解析派的哲学方法,构成一个新的综合;以此为理论基础,进而提出了新文化建设的"综合创造"的文化观.本文以文化与哲学的关系为视角,剖析了张岱年先生哲学观与文化观的内在关联,指出张先生广博精深的造诣乃在于二者的有机碰撞和交融.     

张岱年文化综合创新论探析

本文就张岱年对文化综合创新的可能性所作的思考及其方法论思想进行了分析。在张岱年看来,文化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它具有可析取性,这使得文化综合创新在客观上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文化综合创新还有赖于主体的文化自觉以及对文化的正确理解。就其方法论而言,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是其“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发展观的具体运用,在“兼和”理念指导下,他主张进行辩证综合,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论魏晋玄学的名教思想

<正> 玄学是魏晋时期的重要思潮。玄学中的名教思想是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和哲学思想的综合,名教与自然之辨是玄学的重要内容,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揭示玄学的本质。汉代以还,所谓“名教”,指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伦理道德,而“三纲五常”则是其核心,     

从“辩证综合”到“综合创新”——张申府对张岱年的影响

张申府(1893-1986)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成员之一。他在中西哲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在文化建设上也有独到的见解。然而,由于诸多主客观原因的限制,使张申府没有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在迈入二十一世纪,社会转型、文化转型正在加速的过程中,深入探讨张申府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而研究张申府思想,一个重要的侧面是,他对其胞弟、当今学术大师张岱年思想的影响。因此,本文将以张申府“辩证综合”的思想与张岱年“综合创新”思想的关系为重点,作一初步的探讨。     

苏慧廉论基督教与中国宗教的会通——以耶儒会通为例

苏慧廉广泛研究中国宗教,关注基督教与中国宗教的关系,提出以“成全”为总体思路来会通中西宗教.苏氏“成全”论的产生有受时代思潮和他的宗教综合史观影响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基于他的传教士视域.他以对中国宗教的同情为开始,主张通过“属灵原则”的渗透,以达到解构和重构中国宗教的目的,其文化创新意义不容忽视.     

读《戴震哲学新探》

对大师的思想,人们关注的是他们晚年的东西,而对其早、中期的思想则有所忽视.这样是无法把握大师们的思想发展历程的.目前学术界对戴震的研究,集中于他的晚年思想,而对戴震的早期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则重视不够.有鉴于此,周兆茂教授对戴震的早期与中期哲学思想作详细的考察.这是周兆茂教授《戴震哲学新探》的特点之一.《新探》将戴震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分为早、中、晚三期.在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作者明白地指出:早期的戴震(32岁前),接受新安理学的影响,而视程朱理学为“理明义精之学”.这时的戴震,推崇程朱理学,提出“盈天地间,道(理)其体也”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主张.中年的戴震(32岁到44岁),过着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涯与勉以温饱的教书生活,社会的黑暗,民众的痛苦,令他对程朱理学的信仰日益动摇.一方面仍具程朱的     

贺麟的法治观及其当代启示

贺麟作为现代新儒学八大家之一,其哲学思想历来为学界所重视,而对其法哲学思想则鲜有论及。事实上,贺麟的法哲学思想也是颇为精湛的。他的法治观是他的法哲学思想的重要部分。贺麟对法治何以存在、什么是真正的法治、法治的类型、诸种法治类型演进的规律等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并对认为"儒家重德治反对法治"的错误观念进行了批判,还对其所处时代的法治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期望。这些思想对当今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诸多借鉴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批判馮友兰的哲学思想

在全民大跃进的高潮中,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的全体同志,经过半个多月的苦战,写出了批判冯友兰哲学思想的论文八篇,共计约十万字。这些文章比较全面地批判了冯友兰在解放前后所发表的主要哲学著作和文章,而且批判冯友兰以前的哲学思想都联系到他解放后所散布的修正主义哲学思想,批判他解放后的哲学观点也都追溯到他过去的哲学体系。其中有些文章质量还是较好的。如:杨宪邦同志的“冯友兰的新理学——封建买办王朝的御用哲学”一文,着重揭露和批判“新理学”的阶级根源,揭露冯友兰全部哲学的政治内容是为蒋介石王朝的反动的政治纲领服务的,文章并且深刻地分析了冯友兰如何以他的哲学唯心主义、不可知主义、神秘主义、相对主义和诡辩论来为他的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