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正义的进路与人道主义关怀

全球正义与全球贫困现象内在关联。全球正义是一种世界主义的理想追求,当代全球正义的追求是以最基本的人的需求为对象的正义诉求,在人权清单中,全球正义把生存权看成是最根本的权利。全球正义理论从最基本的人的生存需要出发,提出了当代人类社会的紧迫问题。人道主义援助是解救当代全球贫困的另一进路。首先,人道主义援助的困难在于人们把责任看成是分内应当承担的,而把仁慈捐赠看成是超义务的。其次,从权利与义务的相关性来看,作为人人具有的生存权,需要一定的机构或个人承担相应的义务。然而,仁慈捐赠的义务并非是完善的义务,不具有强制性;最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与民族主义以及同胞偏爱并非完全是一种制约关系。但是,全球正义作为一种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     

全球贫困与制度正义

全球贫困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伦理学话题。从道义的角度来看,济贫是一种道德义务而不仅仅是一种出于同情或怜悯的慈善,并且这种义务视情况既可以是道德上的不完全义务,也可能是完全义务。在道德责任上,全球贫困的消除不仅体现在富有国家(或富人)对贫困国家(或穷人)给予不附加条件的补偿及援助,而且还要履行"主动行善"的积极责任及"不伤害"的消极责任。不过,彻底消除全球贫困、实现对贫困国家(或穷人)的终极关怀,需要从制度正义中寻求救治良方。这种制度正义要求提升贫穷国家的社会个体的"综合能力"、加强贫困国家自身的"造血"功能、彻底改变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消除剥削和财产私有制以铲除社会不平等之"根"。     

国际正义之限度:援助义务——对罗尔斯拒斥全球差别原则的探源

在《万民法》中,罗尔斯将正义理论从国内领域向国际领域扩展时,放弃了差别原则。这种做法招致世界主义者的质疑,被视为前后观点的不一致。实际上,在其理论的转向过程中,罗尔斯不再预设封闭的世界合作体系,而是从尚不充分的国际合作关系和合理多元论的现实出发,将影响国际正义的主要原因归于国内文化、政治、制度等因素,然后提出较弱意义的作为过渡性原则的国际援助义务,为国际分配正义划定界限。罗尔斯前后观点的不一致并没有对他的正义理论整体的内在逻辑造成冲突,真正的问题在于他对多元论现实的过分强调,从而使万民法止步于国际正义。但正是他对多样性的重视,使我们在继续推进其正义理论时须更加谨慎、合理。     

难民问题的伦理反思

难民问题是全球化背景下人类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道德问题。难民问题是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多方面发展的综合产物,其首先表现为一个人道主义问题,但同时又与政治密不可分,人道性和政治性带来了难民问题的复杂性。"自我"与"他者"问题是处理难民问题的关键所在,而"自我"与"他者"问题的核心是道德义务是否局限于共同体边界。难民问题的解决应当诉诸于一种基于责任原则的复杂路径,基于责任的援助义务为难民问题提供了伦理出路,难民在道德上没有过错,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际层面,主导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发达国家都应承担起援助难民的义务和责任。     

论克劳斯科对罗尔斯政治义务理论的拯救

罗尔斯的公平原则与正义的自然责任原则是两种影响深远的政治义务理论,但是它们各自也面临着无法解决的难题:公平原则无法解释那些不情愿收到非排他性公共产品的公民的政治义务,正义的自然责任理论则无法证明公民对其所属国家的政治义务。与其他的政治义务理论一样,罗尔斯的理论也没能避免"普适性-特殊性"悖论的困境,但是罗尔斯已经尝试利用多种道德原则论证政治义务(责任)。为了拯救罗尔斯政治义务理论面临的困境,克劳斯科提出了由公平原则、自然责任原则和"共同利益"原则联合构成的多元-原则政治义务理论。尽管这个理论尚在雏形并且仍有缺陷,但是它对政治义务的解释力和前途就在于它符合了当今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和联系性。     

生态责任分配正义原则何以可能

人类已经遇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承担生态责任势在必行。人类要承担生态责任，就需要确立承担生态责任所依据的原则，而其中生态责任分配正义原则的建构尤为重要，因为存在着生态责任主体的认定和环境正义问题。生态责任分配正义原则要具有可能性，应具备普遍必然性、自律和他律的统一性、公平性和普遍有效性。我们可以依据如下理论和现实确立它的内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统一，所以人类应保护自然界；自然物具有生存权，应受到尊重；基于不同性质国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确定它们生态责任的大小。生态责任分配正义原则具体包括不伤害原则、不干涉原则、积极保护原则和合理补偿原则。     

用脚投票及其限度:一个分配正义问题

用脚投票是当今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造成广泛存在的国际不正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围绕用脚投票问题的一个核心争论在于用脚投票者是否对其母国负有特殊义务。内在价值论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肯定回答,但这种回答本身并不能否定用脚投票的正当性。在根本上,用脚投票的限度取决于两组关系,即自由与正义以及应得与平等的关系。当前,用脚投票是一种事实上的自由,而这种事实上的自由要成为一种规范性的自由,必须以正义为前提,即用脚投票须受到正义原则的调节。主张用脚投票须受正义原则调节,意味着不承认自然天赋属于应得,这是罗尔斯"差别原则"的前提。但用脚投票的伦理限度不是差别原则,而是平等原则,只有当其有助于促进国际平等时,用脚投票才具有正当性,才是一种规范性的价值。     

从义务论的角度看康德的正义思想

康德虽然没有正义论方面的专著,但具有丰富的正义思想。从义务论的角度看,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把康德的义务论等同于正义论。但人们应该注意到:康德把义务分为可以外在强制的法权义务和只能自我强制的德性义务,因此其义务论有法权义务论和德性义务论之分。由于法权义务的履行可以通过外在强制的法律,因而属于"合法性"即正义的范围,法权义务论也就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正义论。对康德而言,合法的即正当的,而正当的即正义的。相反,一切违背法律的行为都为不义。但是,德性义务作为人的一种自我强制,作为"同时是义务的目的",只能依靠人的内心自觉去履行,这就决定了德性义务论不是正义论。康德背离了古代德性论的传统,把正义不再视为人的一种基本德性。     

感激原则与政治义务

感激原则有时候被用来解释和证成公民的政治义务,根据这种理论,公民的政治义务说到底是一种感激义务。基于家国类比的感激理论夸大了家庭与国家的相似之处;从感激义务的积极方面出发去解释和证成政治义务的尝试由于将感激国家的义务限定于服从法律,从而与感激表达方式的可选择性相违背;从感激义务的消极方面出发去解释和证成政治义务的进路虽然可以避免前一种进路的缺陷,但无论是将政治义务看作对国家的感激义务还是对其他所有公民的感激义务都有失妥当,而且这种进路也不能解释政治义务的复杂性。感激理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表明,我们不能把政治义务建立在感激原则的基础之上。     

不偏不倚性与正义观念的多元性--亚马蒂亚·森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批评

森把罗尔斯处理正义问题的进路概括为以追求单一的完美正义原则为目标的先验制度主义,他批评这种进路既非必要亦不可行.通过澄清一些误解,能够论证在正义这个问题上,界定单一的正义原则是必要的,但罗尔斯的所谓合理的正义观念的确面临着由一种高阶无偏倚性要求带来的多元化压力.为此,罗尔斯提出了一定程度上化解这种压力的途径及合理性.     

论健康权的国际合作与援助义务

目前,在全球健康领域存在诸多不平等,各国均有义务对外开展合作与援助。这种健康权的国际合作与援助义务主要以国际法规则和有关政治承诺为基础,由此也明确了该义务的依据和范围。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要辩证地看待这项国际义务：既应积极履行该项国际义务,同时也要努力寻求国际合作,并完善本国健康权保护体系。     

论罗尔斯的政治义务理论

政治义务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哈特首先用“相互限制原则”来解释政治义务,这一原则为罗尔斯所继承并加以修正。鉴于该原则存在的诸多问题,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削减了它在政治义务的道德证明中的作用,而诉诸正义的自然责任原则。这个原则仍然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批评,许多罗尔斯的追随者对这些批评作了回应。罗尔斯从公平游戏原则到自然责任原则的转变反映了他对契约论不同的态度。     

全球贫困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以罗尔斯、辛格、博格的全球正义理论为中心

全球贫困是全球正义的核心议题。全球正义理论内部有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两种不同立场,国家主义代表人物罗尔斯主张有限人道主义援助。世界主义理论内部又有两种不同主张:(1)道德世界主义者辛格倡导无限人道主义援助;(2)政治世界主义者博格主张重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我们秉持综合主义全球正义立场,将全球正义与杨的社会正义理论结合起来扩展为全球社会正义理论,推动其从分配范式走向关系范式,主张人道主义援助和国际秩序重构融合互补,寻求一种以正义为基础,去"宰制和压迫"的伦理型国际关系,力图为全球贫困问题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能力进路”视阈下的动物尊严与道德地位

在以理性为根基的权利话语体系之外,纳斯鲍姆对动物尊严与道德地位问题提出了"能力进路"的探讨。她认为动物具有力图兴旺地存在着的能力,因此也自有一种尊严,人类应以一种"体贴的家长主义"态度来对待动物能力与尊严。"能力进路"以能力为依据,以尊严为导向,旨在对罗尔斯《正义论》中未能深入分析的动物问题提出理论批判,并试图构建一种跨物种正义理论,为理解和把握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野,同时这一进路也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矛盾与理论缺陷。     

自然责任理论能否证成政治义务

在证成政治义务的诸多理论当中,自然责任理论具有自身的理论独特性,那就是它诉诸政治共同体的自然特质,而这种独特性在正义的自然责任理论和乐善好施的自然责任理论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检视两种自然责任理论对政治义务的证成情况并对它们的证成效果进行评估有利于澄清这一问题。     

罗尔斯原初状态中立约人特性——作为公平的正义与利己主义

正确理解原初状态中立约人的特征对于理解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体系至关重要。判定正义原则与利己主义之间关系的关键在于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是否将自利原则视为其理论体系的首要价值,我们不能因为该理论承认立约人的理性选择的自利考虑而判定其是利己主义。任何企图从立约人合理性选择推出理性选择的思考进路,都是对原初状态的误解。     

忠诚与幸福关系的论证

在道德生活中,人们总是无法回避"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一苏格拉底问题,其实质是要解决美德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人们往往通过反思正义、智慧、节制等具体美德是否促进幸福来论证上述问题,但是鲜有人系统地论证"忠诚"与幸福的关系。忠诚对幸福的影响要么被忽略了,要么被视为对幸福不那么重要。我们试图从儒家伦理、美德论、功利论、义务论和积极心理学等维度论证忠诚对人类幸福具有某种促进作用,但是尚未找到充分的证据证明忠诚与幸福具有因果关系。     

“救世与救心”: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国际发展援助的特征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在发展援助中的作用关注日甚。该类组织兼具非政府组织和宗教性双重特征。文章采用开放系统的分析框架,从世俗环境和宗教环境两方面对其国际发展援助行为进行探讨。在相同的世俗环境的作用下,在援助内容和方式等方面,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与世俗非政府组织表现出一定的趋同。在宗教环境的影响下,与世俗组织不同,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多将发展援助置于其信仰框架内,奉行"救世与救心"并举的原则,但其强调的重点不尽相同:在基督宗教内部,福音派或基要派背景的组织侧重于将国际援助视为福音传播途径式的"救心",在此方面,美国背景的组织更甚于西欧;而自由派或主流教会则更倾向于宏观的社会结构变革,其活动方式更接近与世俗组织,其"救心"表现为受本宗教教义所指引,体现人之尊严。     

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有援助义务吗——彼得·辛格论国家援助问题

彼得·辛格论证富裕国家及其人民有义务援助海外的绝对贫困者,是通过扩展"救助落水儿童"的事例完成的。他认为如果有义务救助落水儿童,那么基于同样的道理,富裕国家及其人民也有义务救助那些绝对贫困者。对辛格的道德论证,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辛格也进行了相关回应。但是,他的援助理论仍然面对一些严峻的挑战,如援助理论背后预设了一种不合理的责任观,"类似道德重要性"的评估对人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同时也面临着"对人要求过高"的功利主义诘难。     

罗尔斯、帕斯卡与决策论——威廉斯论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证明

在《罗尔斯与帕斯卡之赌》中,威廉斯主要关注的是罗尔斯对其正义原则的证明,他主要论及三方面内容:第一,罗尔斯在论证其正义原则时诉诸的基本想法,也即一组原则是正义的,仅当自利的人们在某种无知条件下能够对其达成一致同意;第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在某些方面偏离了这一基本想法,这里的偏离主要指偏离自利选择的轨道;第三,他比较了帕斯卡之赌中包含的证明与罗尔斯对其正义原则的证明,认为两者虽然在论证结构上高度相似,但后者更缺乏说服力。就第一方面的内容而言,威廉斯只是阐述了罗尔斯的基本想法,并未对此作过多讨论。就第二方面的内容来说,威廉斯所说的"偏离"要么缺乏足够的根据,要么仅止于断言;只有第三个偏离可以在罗尔斯的文本中得到印证。就第三方面的内容来看,威廉斯的批评并不令人信服,罗尔斯仍然有辩护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