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庄济佛”与“以易济佛”——章太炎与熊十力两种“新唯识学”比较初论

章太炎与熊十力都通过改铸佛学唯识学而构建起"新唯识论"哲学体系,分别以庄学和易学对佛学注入相异的内涵。章太炎以庄学对唯识学进行世间法的还原,熊十力则以易学对唯识学进行哲学改造。章太炎承认一切存在皆自心现影,承认唯识学对主体之消解,却否认唯识学对出世间的追求,转识则成智,顺识则成俗,真妄一元,俗真同体,一切障碍即究竟觉,将佛学的出世涅槃改造为庄学式的在世逍遥。熊十力否认唯识学之唯识无境、体用相分学说,承认体用不二、性相一如,重建传统儒家主体论哲学,重建世间真实性。章太炎与熊十力都用内圣外王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哲学:章太炎按照唯识学和庄学对主体的消解性原则,以依他起自性而否定国家-政府之实在性,从而凸显公民个体性,构建起一个突显个体正义之齐物世界;熊十力则以儒学"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改造唯识学,以儒家的恕道、推恩等原则构建起一个突显社会正义之大同社会。     

梁漱溟论“见体”与“一体”

梁漱溟受熊十力的启发寻求“见体”,肯认熊十力曾实有过见体经验，并对他的见体论予以充分的肯定。“见体”意味着超越能所、内外的分别，是本心性体的呈现。熊十力认为“见体”为儒佛两家学问的根本，但其差别在于佛家否认凡夫能够“见体”。对此，梁漱溟认为儒者能够在凡夫位上“见体”,因为一体性是一种先天本性，人通过理智超越了动物性本能、破除局限之后，人心就能恢复其先天的一体性。梁漱溟把熊十力的“见体”置入自己的一体论哲学当中。就儒佛在“见体”上的异同而言，梁漱溟认为佛家讲“圆复一体”,是在“体”上复归于一体；儒家讲“情同一体”,是在“用”的层面达到一体。两家达到一体性的层次不同。造成此种差别的原因在于，佛家力求通过极深的修行破除“俱生我执”和“分别我执”,而儒家则不要求破除“俱生我执”这一人类先天本能，但主张以心主导形体并超越形体的束缚。儒家立足于现有生命的最高可能，去求“彻达宇宙生命的一体性”。从功夫上说，佛家以实证本体为功夫修行的结果，儒家则以“见体”为为学和功夫的开端。     

“真如”与“生生”——梁漱溟本体思想的演进轨迹及其思考

"真如"与"生生"分别代表了梁漱溟思想中儒佛两家的本体。以梁漱溟早期与后期的不同著述为研究线索,可以清晰地探知"真如"与"生生"这两个本体之间关系的演进轨迹。在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代表的早期思想中,梁漱溟以"生"为儒家道体,"无生"为佛教特色,"真如"与"生生"之间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紧张关系。在以《人心与人生》为代表的后期思想中,梁漱溟一方面开始强调"真如"本体的心体与觉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将生生之体视为人心可以自觉的必要条件,这样,人心、心体的自觉就成了儒佛两家本体的汇通点,"真如"与"生生"的关系转而呈现出融合的姿态。明晰梁漱溟本体思想的演进轨迹,有助于在儒与佛、前期思想与后期思想的讨论框架下,为梁漱溟研究提供更多的问题增长点,更可以为学界关于梁漱溟思想归宿的探讨提供启示。     

熊十力心理学思想初探——从熊氏由佛入儒的心理学思想路径谈起

熊十力早期研究佛教心理学,他采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佛家唯识学进行诠释,首次提出“阿赖耶识”及所含藏种子相当于精神分析学所说的“潜意识”。不过他认为佛家的“阿赖耶识”有宗教“神我”观念,而儒家的“本心”更能够洞彻心源。在对佛家唯识论的心理学思想扬弃和抛却后,熊十力回归到儒家心学体系中构建其“哲学心理学”。熊氏心理学思想虽然在中国现代心理学史上没有什么地位,不过放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来看,也会绽放出与众不同的心理学思维火花。     

一代大儒熊十力“狂”者人格的心理传记学研究

本文采用心理传记学方法对熊十力人格进行研究。明确了熊十力在家庭、人际关系和学术中“狂”者人格表现；从地缘环境、家庭环境与遗传、书籍文化、同伴因素以及时代背景等方面剖析了熊十力“狂者”人格的影响因素；分析了熊十力“狂者”人格及其生涯形成的整体动力论和心理动力学原因。发现成长倾向和对父亲的深刻认同是塑造熊十力“狂者”人格和生涯走向的深层原因。     

熊十力哲学的明心论

<正> 熊十力哲学是五四以来传统色彩最为浓重的一个体系,尽管他在实质上也受到近代西方哲学的刺激与影响,但其体系从思想资料到思想方向都显示出与中国传统哲学(包括佛教)的直接联系。因而,在研究熊十力哲学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进一步彰显出这种联系,还要由此入手,澄清他对传统究竟做了何种适应现代的调整与转化,从而了解现代新儒家之为“新”的某些特质。在熊十力的哲学中,体用论与明心论构成了这一体系的主要部分。体用论以“体用不二”(?)宗,建立了一个有特色的哲学的宇宙论。明心论则以“本习之辨”为中心,他自称之为“哲学的心理学”。就体用论与明心论的关系说,前者是后者的宇宙论基础,后者是前者在人类     

朋霍费尔以“人格”概念为中心的基督论

基督论是基督教思想史中的核心问题，“人格”是基督论讨论中的核心概念。近代基督教思想家受启蒙哲学思想影响，探寻历史人物耶稣的史实性，耶稣被塑造成了一个具道德“人格性”的道德楷模。但近代的“人格”观念忽视了这一概念在古代的三一论、基督论讨论中获得的超越个体主义的维度。朋霍费尔回到古代教父哲学中的“人格”概念，在批评近代基督教思想的“人格性”基础上重塑了基督论，也在当代基督教思想史的背景中重新定义了“人格”概念。     

论柏格森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柏格森哲学曾在中国思想界人为流行,此时也恰好是现代新儒学思潮开始萌芽和兴起的时候,梁漱溟和熊十力均受到了柏格森思想的深刻影响。梁漱溟试图融合佛教唯识学和柏格森生命哲学的观点,用以阐释和发挥儒家“生”之哲学的精义,以重建儒家的理想人格。熊十力则通过反省和比照柏格森哲学的生命观与自然观,提出了他对于生命本体的独特看法,从而创立“翕辟成变”的大化流行论和“默识证会”的直觉说。     

从心体到性体——牟宗三对熊十力哲学的发展

从传统儒学导向现代新儒家,几乎与整个近代思想史同步。其中有两条相对清楚的思想脉络可以把握。一是从康有为、梁启超到梁漱溟、张君劢的从西返中的文化探究之路。一是从谭嗣同、章太炎到熊十力的由释归儒的哲理玄思之路。后者纠葛着儒学的心性与佛     

在圣贤与凡俗之间：从王阳明到熊十力

讨论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绕不过熊十力。在熊十力看来，自己的体用论、天人论等便是对阳明良知说的当代价值的揭示。其核心是把良知与“大易”合而观之，让“良知在什么意义上是本体，在什么意义上又不是本体”成为一个核心问题。一方面，良知“即是本体”,即是“大易”,即是“乾”“坤”“相反相成的整体”;另一方面，良知又“不即是本体”,不即是“大易”,而单指“乾心”。在此“裂隙”中，熊十力一方面坚持通过发展生产、建立契约等以满足人类欲望的自下而上的道路，让欲望有了本体论的依据，坚决反对以“孤明”为良知；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人类必须同时有自上而下的道路，要求本体的圆满性，从对自己本性的体证中获得一种绝对统一性或必然强制力，以统摄群生。熊十力承继传统，放眼世界，“证会”本心而又不遗知识，以“玄学”的形式会通中西，既指出了阳明学的“量智”的不足，又强调其“性智”的现代意义。在人类存在状态还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前提下，熊十力“乾坤互含”及“乾统御坤”的本体论立场、量论以通玄的方法、自由的大方向等，都还是今天建构阳明学当代价值时的不易之论。     

《管子》侈靡观:中国传统崇俭消费观的“异端”

在中国消费思想史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消费观——“崇俭”论与“侈靡”论。从先秦时代起,侈靡消费观第一次在《管子》中得到阐述后,一直作为正统的消费观——崇俭观的“异端”而存在着,直到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消费观的兴起取而代之。在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中,侈靡消费观是很特殊的消费思想,甚至在17世纪以前的世界经济思想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它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应该说,侈靡消费观多少触到了消费与生产     

儒家生生伦理学何以为“生生”

儒家生生伦理学以“生生”为核心，理由有三：一是它对道德本体进行了新的诠释，将时间和空间因素加入其中，打破了道德本体一成不变的传统观点，此为“道德本体之生生”。二是它以三分法为基础，将通常所说的道德本体析分为仁性和智性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的互动是一个不断流动的过程，始终在路上，此为“道德过程之生生”。三是它重新考察了天人关系，不再以天讲人，而是以人讲天，不再讲天给人以道德，而是讲人给天以道德，天与人的交互关系有了全新的面貌，此为“天人关系之生生”。这些变化意义深远，预示着儒学思想范式很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自贵其心”与“依自不依他”——章太炎革命情怀的禅宗无神论思想底蕴

章太炎平生将其革命理想奠基于传统文化的思想根脉上，尤为偏重于佛学，历来论者多重视其所称之“法相之理，华严之行”,也就是佛教的唯识学与华严学。但实际上，章氏于《答铁铮》文中强调的“自贵其心”与“依自不依他”无神论精神信念，直接来源于中国禅宗思想，章太炎基于禅宗无神论的立场对正统唯识学思想产生了善意误读。“中国化佛教”禅宗在一定程度上扬弃了宗教信仰的思想枷锁，汲取了中国文化精神，成为一种高扬人的主体性，实现了“祛魅”的认识论和人生观。但元明清以来，由于禅宗作为“制度化宗教”而存在，又逐渐失去了无神论的思想锋芒，此其局限。     

从“现象因果”到“体用不二”——对熊十力唯识学“四缘论”创造性诠释之辨析

<正>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体系脱胎于佛教唯识学。对熊十力思想演进历程及其新唯识论相关著作加以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唯识学"四缘论"尤其是"因缘论"的创造性诠释,是他走出唯识学、建构其独特理论体系的关键。学术界对于熊十力新唯识论与传统唯识学之间的关系多有论列,但尚无从其体     

“千禧年”与“千禧年主义”

在教会的神学史上，“千禧年”又谓“千年王国”，或“千福年”，此三个词都是意译于外文的Millenium，是一个神学名词。“千禧年主义”（Millenarianism）又叫“千年国说”、“千禧年论”、“锡利亚主义”（Chiliasm，希腊文的“千禧年主义”）。这是在“千禧年”意思的基础上，于教会初期，发展出来的一种末世论思想。但无论是“千禧年”还是“千禧年主义”都与犹太教的启示文学和基督宗教的圣经中的“默示录”有关。 犹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信仰历程就是不断地朝向天主对他们所预许的以他们自己为中心的、天下太平和天下归顺的理想王国。…     

《海岳名言》“贵形”“贵和”辨

《海岳名言》是米芾书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其中,“变态贵形不贵苦,苦生怒,怒生怪;贵形不贵作,作入画,画入俗,皆字病也”一句更是对后世学书者影响深远。而清代学者倪涛编撰的《六艺之一录》中有两种不同的表述,即“贵形”与“贵和”。通过借助对《六艺之一录》编纂过程的考辨,证明两种不同表述存在的可能原因,由此进一步分析“贵形”与“贵和”各自的合理之处,以期对米芾的创作思想、以味论书、儒家的中和观有进一步的理解。     

《成实论》二题

《成实论》是一部小乘佛教的论书。《论》中主要是批评了说一切有部观点。本文从二个方面分析了《成实论》对有部理论的批评。一是破有部的“法体实有”的主张，立自己的“无自体性”思想；二是破有部的“五位七十五法”，主要破“心数法”，强调“心差别”的思想。《成实论》在理论上一方面接近了大乘般若假名真空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在心性理论上，继续走小乘的路数。此外，《成实论》还谈到了印度其它宗教和部派佛教的思想，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料。     

熊十力与内学院的《新唯识论》之争评议

《新唯识论》问世后即饱受争议,熊十力与内学院诸君曾为此多番辩难。通过回顾双方几次正面交锋的情况,可知熊十力对唯识学的一些关键性概念的理解是有意误读,而刘定权对熊十力的批评多为意气之辩,吕澂则意在借批评《新唯识论》抨击整个如来藏佛教宗派,只有王恩洋对《新唯识论》的回应是立足《新唯识论》义理本身而发。实际上,《新唯识论》之争在佛教内部是唯识学与如来藏学之争的延续,而内学院诸君与熊十力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双方儒佛立场的不同。     

《管子》“精气说”对中国绘画品评的美学启示

《管子》继承老子“道”论中的形而上之道，以“心”、“气”为主要论述的范畴，并加以转化，从而成就了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精气说”。将“精气”看做是世间万物的生命本源，认为一个人养护“精气”可以积德成智，更能够培养成一种昂然开阔的人格气象，这对中国后世历代文艺美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谢赫在其著作《画品》中把“气韵生动”列为“六法”之首，将其视为中国绘画品评与艺术创作的最高标准和艺术家所探求的最高境界。“精气”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绘画审美与品评中的重要研究范畴。     

熊十力思想的历史哲学向度与研究回顾

熊十力的体用哲学具有突出的历史性哲学向度,而且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以"治化论"为标志的历史哲学领域的探究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但长期以来,熊十力思想的历史哲学向度一直未能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深入挖掘被学界所忽视的熊十力思想的历史哲学向度,并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作一详细回顾,将有助于进一步拓展与深化熊十力以及现代新儒学和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等领域的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