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独一理智——驳阿维洛伊主义者

托马斯.阿奎那与阿维洛伊的理智学说之争是中世纪神哲学史上的一场极其重要的学术之争。本文是阿奎那对阿维洛伊理智学说的一次清算。阿维洛伊不仅将亚里士多德的可能理智称作物质理智,宣布理智是一种脱离身体而独立存在的实体,而且还宣布这种可能理智为全人类所共有的独一的理智。阿奎那则依据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物理学》和《论动物的产生》等论著,针对阿维洛伊的上述观点,强调指出"理智是灵魂的一种能力,而灵魂则是身体的形式或现实",从而昭示出他们两个的理智学说在神学信仰和"哲学原则"方面的根本对立。     

亚里士多德论目的、功能与幸福 ——对包容论的新辩护

在著名的"功能论证"中,亚里士多德将幸福定义为灵魂的符合"最具目的性的"德性的实现活动。学术界围绕该定义的理智论和包容论之争,根源在于"目的"概念的双重意涵(整全和终极)之间的张力。基于对《尼各马可伦理学》I.1-2和I.7关于目的、功能与幸福的阐发的分析,可知亚里士多德在"功能论证"中采用的目的概念更加强调其整全而非终极的意涵,因此,该论证最终得出的幸福生活应该是具有整全的实践视野的政治生活,而非实现终极的人类可能性的哲学生活。     

运气均等主义理论:证成与反对

运气均等主义理论是当今平等理论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人们关于运气均等主义的争论可以分为"外部之争"和"内部之争"两个方面:运气均等主义的外部之争是争论运气均等主义本身"能否证成"的问题,而运气均等主义的内部之争是在认同运气均等主义基本信条的前提下,争论应该以"什么的平等"来体现它.实际上,就平等理论关注的对象而言,运气均等主义错置了关注的重心,与平等主义政治运动相脱节,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运气均等主义要实现自我救赎,应扩大其关注的范围.     

语词之争

本文试图对关于语词之争这样的元哲学问题加以探讨,并指出可能的解决途径。在相当多的哲学争论中,有很多争论只是琐屑的语词之争,那么如何区别语词之争和真正的事实之争呢？我们可以通过语词测试来加以检验,从而辨别出何谓语词之争何谓事实之争,一旦某论题为事实之争,则在语言层面上的争论就变成了关于基底概念的讨论,比如关于意识问题,伦理学问题等等。在关于这样的基本概念上,无法给出唯一的定义,我们需要运用概念多元主义,不同的概念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因此本文所提供的方法并不能彻底地解决争议,而是有助于我们接近问题的核心,重新题解问题本身。     

理智德性辨

亚里士多德将灵魂的理性部分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科学的部分,一是计算的部分.灵魂的科学的部分是关于不变对象的,形成的是普遍的理论知识,亦即intellect.灵魂的计算部分是关于可变对象的,它主要是实践智慧,亦即intelligence.Intellect与intelligence有着种类的差异,不能混为一谈.但是,近现代认识论流行的教条却忽视两者的差别,正是在理智主义的传奇的影响下,人们使用intellectual virtue翻译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与灵魂的理性部分相对应的德性.理智主义的传奇反映在伦理学中,表现为伦理学忽视实践智慧,道德被简化为理论活动.     

经院哲学与西欧中世纪政教之争

西欧中世纪政教二元的政治体系造成了教俗双方在权力领域相互斗争又相互制约的局面.教俗双方的较量引发了关于基督教世界最高权力的争论.争论双方引经据典,以辩证法为工具,捍卫各自的政治立场,从而促生了经院哲学.因此,经院哲学的发展与政教之争的进程息息相关,是政教之争在哲学和神学领域中的反映.     

生物学还原论与反还原论之争:困境、反思与超越

生物学还原论与反还原论之争自近代延续至今,其原因究竟何在 21世纪以来发生的生物学计算与信息转向是否标志着还原论的成功?抑或是代表了某种"既非还原又非整体"的"中间路线"?本文以经典文献为据,考察上述争论的历史演进,并对其理论困境作出反思,指出两派之争的根源在于双方均陷入了某种单向度的思维定式。据此,超越还原论与反还原论或许仍需一种持续深化与扩展的自然辩证策略,即主张生物界在根本上具有双重属性,是在"量—质"循环转化中,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而生物学计算与信息转向或许恰是这一哲学辨证路径的科学启示。     

托马斯·阿奎那论灵魂的本质与等级

依据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的论述,灵魂,尤其是人类的理智灵魂,乃是一种特殊的形式。其特殊性在于:一、与一般的非生命体的形式相比较,灵魂是生命体的第一原则,等级更高,更加高贵;二、按照生命体的形式的等级,人类的理智灵魂高于动物的感觉灵魂和植物的生长灵魂,并且包含有后两者的全部能力;三、灵魂作为形式,对于质料具有主动性,并且理智灵魂具有对其他形式的认知能力,这种认知因为主动理智的原因而与上帝有关系;四、灵魂脱离躯体后,依然保有其存在,但是其认知方式已经有所改变。     

陆九渊哲学思想研究

建国以来对陆九渊(1139-1192)哲学思想的研究,侯外庐和任继愈都采取了朱陆比较的方法。80年代,包遵信、王茂和焦克明等,又在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从认识论和主客体关系上分析陆学内在矛盾的方法。现将研究情况综述如下。一陆学的性质和朱陆之辩的实质关于陆学的性质和朱陆之辩的实质,学术界大致有三种意见。 (一)吕振羽、侯外庐、任继愈和包遵信都认为陆九渊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但对朱陆之辩的实质及其意义则有不同的看法。吕振羽认为,朱陆之争是心物二元论和主观唯心主义之争。这种争论是根源于争论双方各自代表的社会阶层利益的不同,同时也反映出地主阶级内部诸阶层利益冲突的剧烈。陆九     

亚里士多德心智哲学难题与托马斯的化解

虽然心智哲学是19世纪才渐臻成熟的一个哲学流派,但是关于心智问题的哲学思考早已发韧于古希腊。自阿那克萨戈拉提出“nous”(mind)以降,希腊哲学家就普遍把心智问题作为哲学思考的一个重要方面。亚里士多德在《灵魂论》第三卷第四、五章中对心智问题更是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哲学阐释,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关于理智性质问题的哲学难题。后世注释家围绕亚氏难题作了诸多揣测乃至针锋相对的诠释,尤其在中世纪,各种不同诠释引发的争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托马斯·阿奎那由于肩负以亚里士多德主义改造作为传统基督教理论基础的柏拉图-奥古斯丁主义…     

反分裂视角下的“中华民族认同”建设

"民族"在现代汉语里使用频度很高,但含义十分模糊。百年来围绕着"民族"的涵义中国学界曾爆发过数次争论。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费孝通关于"民族"的争论表面上看来是称谓之争,其核心则事关中国的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中国的分裂主义产生于国家认同弱化之际,并一直以族群民族主义为工具,力图在中华民族之外建构新的"民族",以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通过强化中华民族认同达到强化国家认同之目的,是反分裂的治本之策。     

论施特劳斯与伽达默尔关于历史主义之争

施特劳斯与伽达默尔之间的争论被施特劳斯定位为"古今之争"。这次争论源起于二者之间的"三封通信",并以历史主义为争论的核心焦点。通过这次争论,施特劳斯最终试图复归古典政治哲学,并以此来克服由历史主义所带来的现代性危机,从而走出"世界的黑夜"。本文试图重新回到这场争论,探究其缘起、维度与理论归宿,挖掘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9世纪西方素描与色彩之争的意义

西方美术史中早已存在素描和色彩之争,主要发生于16世纪的佛罗伦萨画派和威尼斯画派在绘画理念方面不同的争论,对后来西方的艺术发展和理论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导致了西方美术史上关于素描与色彩的争论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本文主要研究19世纪以安格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艺术家与以德拉克洛瓦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艺术家所进行的素描与色彩之争,探讨他们不同的艺术观念,分析其争论的影响及意义。     

“科技—伦理生态”与“科技—伦理禁区”

在科技伦理学的意义上,"科技有无禁区"不能也不应简单地归之于关于"科技本身"有无禁区的争论.从形上层面来看,"科技禁区"之争之所以产生,在根本上是"关系本位"的伦理学方法和标准科学观的共同宰制以及原有的科技-伦理生态整体失衡的结果.因此,所谓的"科技禁区",并不只是"科技本身"或"伦理本身"的禁区,甚至也不只是科技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禁区,而是"科技-伦理生态"的禁区."科技有无禁区"之争就其实质而言是科技-伦理生态的"同一性危机","科技禁区"实际上是科技-伦理生态的"同一性禁区".     

儒教是教非教之争的历史起源及启示

本文通过考察明末清初中国礼仪之争过程中不同方面对儒教的判释和定位 ,说明儒教是教非教之争真正的源头是在这里。对儒教如此截然相反的判释是由于各方面不同的视角和立场 ,儒教非教说更深刻地把握了儒教的本质 ,而儒教是教说则是形式化的以偏盖全。这一争论影响到近代 ,乃至当今对儒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判定     

论心理学文化品性

长期以来,关于心理学性质的理解一直存有争论,人们总是以自己的哲学观、心理观和理智背景来认识和解说心理学性质.从文化哲学视角来分析和探讨,会揭示出心理学对象、心理学者研究立场、心理学概念、心理学知识基础、心理学思维方式等诸要素与一定的价值立场和文化传统之间有着内在关联,其背后是强大的文化支持系统,这从整体上凸显了心理学的文化品性.探讨心理学文化品性旨在发现和建构心理学新的话语实践,使之成为重新解读心理学立论依据.     

“活得好”与“做得好”:亚里士多德幸福概念的两重含义北大核心CSSCI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证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里的eudaimonia概念是"在两种意义上说的",而非只具有一种意思。它既是"活得好"也是"做得好"。这一区分构成了亚氏伦理学主要论证的基础。它是一条贯穿许多主要论争的单一线索。对于这两种用法的区分将能够提供对这些争辩的一种统一性的解决。尤为重要的是,它将使我们得以用一种不十分费劲的方式去阅读那荆棘丛生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的第六到第八章。幸福是"活得好"还是"做得好"这一问题是一个比涵盖论—理智论的论争更为基本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涵盖论—理智论的论争之所以会发生,正是由于争论双方都没能在作为"活得好"的幸福与作为"做得好"的幸福之间进行区分。他们共同地设定幸福的意思在于"活得好",然后开始争论它到底是各种善的复合、还是专注于思辨。本文将首先表明对于活动的讨论在亚里士多德幸福论之中有着何种位置;然后,我将论述"做得好"和"活得好",并将讨论下面一些争论主题:(a)幸福的两种标准;(b)思辨生活的非实用性;(c)首要幸福与第二等级幸福这一层级的性质,以及(d)道德与思辨的关系。     

由“丑书”之争看现代书法

中国文化发展至今,以汉字为载体、以线条和字体结构为表现媒介来有效传达中国传统的美学精神的传统书法表现形式,被冠之以"丑书"的当代书法形式所冲击,引发了一场关于书法的争论。"丑书"之争,正是这种传统审美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个美国当代批判理论家的中国情结——"今日西方批判理论丛书"中文版序

弗雷泽介绍了她与中国的家族渊源,说明了批判学派第三代关于"承认"争论的宏观背景,陈述了全球化背景下政治文化发生的四大变化,并言简意赅地介绍了四本书之间的理论联系:<正义的中断>评价"承认政治"与"分配政治"的分离;<再分配,还是承认>展开弗雷泽的"观点的二元论"和霍耐特的"承认一元论"之争;<正义的尺度>引进了正义的政治维度;<伤害+侮辱>展示了欧美理论家关于承认的辩论.     

对柏拉图文艺对话中“诗哲之争”的再解读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诗和诗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其不利于城邦的"正义",并提出将其逐出"理想国"。但实际上,柏拉图并非反对所有的诗,他攻击的只是诗人在盲目追求爱欲下对真理的不作为和不负责任的摹仿。柏拉图的文艺对话表明,诗人和哲人因对"爱"的不同的理解与追求形成了不同的"诗",一种主要是摹仿诗,另一种则是旨在揭示真理的"哲人诗"。因此,《理想国》中的"诗哲之争"可以解读为"摹仿诗"和"哲人诗"之争,其本质是诗歌内部的争论,而非诗歌与哲学之间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