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王道思想对管子思想的汲取

作为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任政相齐四十余年,"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实施革新,国富兵强,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首霸。孟子追随孔子,提倡王道,反对霸道,对管仲常有"轻薄之意,溢于言外",然深究孟子之王道思想,其民本、人才、税收等内容,却又对管子思想有诸多汲取。     

儒学的德性进路对评价管仲、齐桓公的影响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学注重通过心性论的方式诠释德性自律,而荀子则从人性恶入手,强调通过礼制的教化作用以化性起伪。儒学的这两种德性进路对两宋时期尊孟派与疑孟派评价管仲、齐桓公产生了重要影响。疑孟派强调"礼"作为一种外在规范对人行为的制约作用,充分肯定齐桓公、管仲尊王攘夷的霸业对维护周礼的积极意义,并对王道、霸道进行量化分析,将王道、霸道视作同一性质而不同层次的两种为政方式。尊孟派则极力区分孔子称赞管仲"如其仁"的内涵,在充分肯定管仲具有"仁之功"的同时,从儒学心性论的角度否认管仲之"仁"。疑孟派充分肯定了齐桓公、管仲的霸道,尊孟派则严格区分王道、霸道在性质上之不同,揭示了齐桓公、管仲霸道"假仁以霸"的本质。尊孟派与疑孟派关于评价管仲、齐桓公的分歧,本质上是儒家两种德性进路的分歧。管商功利主义是管仲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再现,儒学德性进路的分歧又形成对管商功利主义评价的分歧。     

论孔子称管仲以“仁”——“思想史事件”视野下的分析

孔子称管仲以"仁"的事件引起了古今学者的诸多争论,至今未有公论。以往的批评和辩护往往不经意间渗入了论者时代特有的观念,显得以今责古,这样不免失去孔子本意。由此,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思想史事件",从对事件的解释史入手,剔除孟子、荀子和后贤看法中独属于他们而不属于孔子的先行观念,从而使得孔子的评价更为清晰地向我们呈现。孟子贬抑霸道,荀子以礼为最高以及宋儒特重忠君、悌道等,都是后来的观念而不在孔子观念中居于核心的地位。相反,孔子更多以华夏存续为重,赞许管仲以文明的方式战胜了野蛮,虽指出管仲不"礼",但仍多次、前后一贯地肯定管仲之"仁"。     

《保训》“中道”与桓公霸政

《保训》的中心内容"中"或"中道"既包括"勿淫",又包括利民。它是周代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桓公霸政既是齐桓公治世思想的主要内容,又是霸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桓公霸政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保训》"中道"。《保训》"中道"中的利民思想被桓公霸政所继承,"勿淫"内容则因时代原因被齐桓公所摒弃。这体现了霸政"以力假仁"的特色。但战国学者反思霸政时,认为理想霸政理应包括王道德政内容,即继承《保训》"勿淫"思想。     

再论如何理解孔子对管仲的评价

学者一般都认为,基于管仲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历史功绩,孔子对管仲的最终评价是肯定性的。然而,这却直接与孔子所言之,"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相冲突。实际上孔子并没有直接否定子路、子贡对管仲的看法。结合孔子的施教目标和《论语》中孔子回答弟子提问的基本方式,可以推断出孔子并没有肯定管仲为"仁"。"如其仁"一语,与管仲并无直接关联。究其本质而言,孔子的回答旨在教化、激励弟子;而从孔子对礼制的一贯立场来看,违礼之管仲不能为仁者。     

疑孟派与尊孟派论桓管

对齐桓公、管仲的评价,是两宋时期疑孟派与尊孟派论辩的重要论题。＂如其仁＂与＂假仁以霸＂、＂君君、臣臣＂与＂君不君、臣不臣＂、＂正而不谲＂与＂谲而不正＂是疑孟派与尊孟派争论的焦点。疑孟派站在质疑孟子学说的立场,肯定管仲＂如其仁＂,肯定齐桓公尊王攘夷对维护周礼的积极意义及齐桓公＂正而不谲＂;尊孟派则站在尊崇孟子学说的立场,批判了桓管＂假仁以霸＂、＂谲而不正＂。桓管的霸业,在疑孟派与尊孟派激辩的历史背景下,被赋予了不同的价值和意义。     

孔子知人思想下的管仲与颜回

孔子对管仲与颜回都有着较高的评价,而涉及到"仁",管仲似乎获得了更多的赞,而对其中缘由的探讨则要深入到孔子的认知理论中去。与依靠理性直觉力实现颜回的认知不同,孔子在对管仲的认知上更多的是依靠想象与理性的判断力。认知方式的不同使得孔子对颜回之德性有所深入体察,而对管仲之德行有理性的理解。管仲之事功行为因其具有实践意义的普遍性,能够在内在精神上与孔子道德观念契合,故而孔子之论管仲可以说表现出的是对道德实践精神的赞颂,与同道德权威主义的异趣,是对人自身生命价值的切实尊重与肯定。     

“管仲之器小哉”辨正

《论语·八佾》篇有“管仲之器小哉”一章,其中“器”字何晏、朱熹理解为“器量”“局量”,其他各家理解为“器用”“器才(材)”。“器”字在现存先秦文献中没有“器量”“局量”等词义,何晏、朱熹之训诂没有文献根据。根据孔子对管仲存亡继绝之历史功绩的评价和史料对管仲政治成就的记载,评价管仲为“器用小”或“器才(材)小”,是不合理的。清华简第六辑《管仲》篇有管仲言论作“既佞又仁,此谓成器”,当是《八佾》此章孔子和“或曰”者对话的背景和前提,“管仲之器小哉”当读为“管仲之‘器’小哉”,理解为“管仲所说的‘成器’太狭隘了吧”。孔子对管仲关于“成器”的定义持否定态度,大概源于二人的思想观念有所不同。     

宋金元人论管仲

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的事功和政治经济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至宋金元三朝,管仲和《管子》仍然对社会政治以及士人的思想行为发生重要影响。宋代主张革新、务实尚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志士仁人多崇尚管仲尊王攘夷的事功,尊之为贤相能臣的楷模,赞许孔子对管仲“如其仁”的评论。空谈心性的宋儒既讥讽管仲“器小”,也贬低管仲的事功,孟子对管仲的评判影响了这类宋儒。金元人尊崇管仲合诸侯匡天下的事功,尊其为贤臣之首,对管仲的所谓“器小”几无苛责。金元汉儒多讳言管仲攘夷平戎的功绩。     

儒家王道政治秩序的构建及其遇到的困境——以“管仲之器小哉”的诠释为例

一、不知礼与如其仁:孔子对管仲的评价管仲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不过,对于管仲的评价争议颇多。在这些争议中,多涉及儒家的关键议题,因此,也必然成为孔门师徒经常讨论的问题。《论语》有关管仲的讨论主要在《八佾》和     

孟子王道理想的心性向度

王道理想是孟子政治哲学的核心,作为一套超乎现实却又对现实具有普遍导向意义的治国理念,其践行的基石被孟子归结在人的心性之上。立足于“心”孟子提出王道缘起于“仁”,基于“性”孟子断言王道的落实在于“义”;由“心”“性”的统一确立了仁义一体的构想,据此认为,“居仁由义”是王道理想得以向现实转化的基本思路。     

孔子对管仲的评价

一管仲是中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他相齐桓公,改革内政,称霸诸侯,对齐国的富强,对维护华夏族先进的经济、文化,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逐步形成,起了促进作用。中国历史上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是肯定、赞颂管仲的,并吸取了他的某些思想观点。《论语》中孔子对管仲的评论,主要有三条,两条赞颂,一条批评: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     

孟子的《春秋》观与儒学“道脉”

孟子对孔子之道的把握和继承,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对孔子与《春秋》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上。孟子深受子恩思想影响,而子思则受孔子、曾子思想影响殊深。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言必称尧舜”。孔子、孟子的社会理想建立在总结历史与反恩现实的基础上。孔子作《春秋》,深蕴了他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孟子进而表彰、称颂之,表现了他与孔子之间一脉相承的特性。孟子的《春秋》观,关乎儒家“道脉”。     

重思先秦儒家的王霸之辨

王霸之辨是儒家由道德哲学通向政治哲学的重要一步,并能反映儒家对政治的最核心与最底色的看法。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初步奠定了王霸之辨的思想,认为王道是德礼之治,霸道是刑罚之治。孟子经由反思战国残酷的政治与战争现实,认识到王霸之辨的核心是是否得民心,也即王道以民为本,霸道以利为本。荀子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法家政治的效果,但是他认为法家的治理因为缺乏儒家的礼义,所以不能实现长治久安,而王道是以礼义为根本原则的。     

《荀子》之“子弓”为“仲弓”而非“馯臂子弓”新证——兼谈儒学之弓荀学派与思孟学派的分歧

古人字前的"伯"、"仲"、"季"或"子",或存或省,并非不可变通。《论语.雍也》篇孔子说"雍也可使南面",上博楚简《仲弓》显示仲弓向孔子请教的多是临民为政之道。《说苑.修文》说"仲弓通于化术,孔子明于王道,而无以加仲弓之言"。《史记.李斯列传》说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这些皆可间接证明荀子承传了孔子、仲弓一系之外王儒学。在《孟子》书中,提到孔门十哲中的九位,唯独少了仲弓,荀子则极力批判子思和孟子。由此看来,弓荀学派之外王儒学,与思孟学派之内圣儒学相区分,似并非向壁虚造。     

论管子对孔子思想体系的影响

孔子的伟大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一书中,在《论语》中,孔子用了相当的篇幅介绍了管仲的为人,孔子的许多思想观点也与管仲的相同。管仲早于孔子180年,是齐鲁大地影响极大的人物,他作的《管子》一书深入人心,笔者大胆地认为孔子的思想吸取了管子的思想成分,现在提出来与大家讨论,接受大家的批评。     

民俗学视角下管晏“不死”故事的比较探析——以孔子的评价为中心

管仲与晏婴同是先秦齐国历史上著名的宰相,他们的故事中均有不为所事之主而死的情节。从民俗学角度,说明时代和民俗的变化影响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分析孔子评价人物的仁、道标准及其言说标准下的管晏形象,为当下职场人士处理上下级关系提供参照。     

缔造一个“人”的世界──孔子论君子风范

孔子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古今学者对孔子的研究可谓穷形尽相、发掘至深。在史书中,司马迁首先真正给了他不朽的历史地位;在学术界,孟子则对他进行了恰当的评价：吼子,圣之时者也。孔子谓之集大成。”（《孟子·万伞下》）孔子不仅总结了前人和时人的思想成果,还阐发了他自己的独到见解,并形成一个新的思想体系,从而为其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确定了完整的基本指导思想。这个新的思想体系可以说是一种君子学说。孔子企图对此学说的具体形式——一君子风范的张扬,以期实现儒家缔造一个“人”的世界的社会理想。在孔子…     

从《论语》看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再探

《论语》中孔子关于管仲的评价或褒或贬,褒贬抵捂,令人费解。本文认为,孔子守道达变,他实际上是从道义和功利两个角度分别对管仲予以评价：一为以价值判断;一为用事实说话。     

《管子》与孔子人才思想之比较

管仲和孔子都是春秋时期的思想家。他们都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都有丰富的人才思想与论述。但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管仲与作为教育家和思想家的孔子,他们的人才思想也有许多区别。作为管仲思想记录与发挥的《管子》的人才思想是管仲治国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孔子的人才思想只不过是他以仁义治国、实现其改良社会政治的一个保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