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中的"德"及其现代价值

"德"是中国文化中最根本的观念之一.<管子>中的"德"因循"天德"、"帝德"观念,认为"德"与"道"相通,与自然秩序节律及其生态机制相切合;"德"由上而下,始于君王,教化百姓,是仁、义、礼、法乃至一切社会秩序的基础,在"富国安民"、"经世致用"中具有统领性的意义.现代社会面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以及国家区域与人类共同体等诸多冲突和不协调,中国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管子>中的"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荀子"刑、德"思想探析

荀子“刑”、“德”思想自有其独特的学术品格,但溯其源流,大抵远绍周公“明德慎罚”思想,近承孔子“为政以德”、“先教后诛”思想,下启董仲舒“德主刑辅”思想,诸多思想与表述甚至直接袭用《尚书》等书、引证孔子等语录事迹,在先秦儒家刑德思想发展系统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孔子论周公之德——从孔子对周公“使骄且吝”的评价谈起CSSCI

孔子向往周公之治,而周公治政以德为先,因此孔子需要直面周公之德。在《论语》中,孔子对周公之德只有"使骄且吝"的评价。通过分析发现,"骄且吝"有其特殊指向和政治目的,这说明周公之德主要是一种政治之德。孔子采用否定性的评价方式,表明了对周公之德的高度重视。孔子对周公的重德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它落实在君子人格的养成上,更为重视表现在伦常日用之中的修身之德。总之,周公之德体现为工具理性,而孔子之德则体现为价值理性。     

《中庸》与《周易》的中道思想管窥

<周易>与<中庸>皆为早期儒家的重要文献,但是由于二书成书年代、作者以及相关的文献学问题,学界始终争论不定,很难从学术谱系上断定其关联.因而本文通过对二者文本中的重要思想、概念的比较,着重对"德"与"位"合一的论述,以为<中庸>未发之中,与<周易>变易从道之中有对应关系.在这种对应关系中构建出儒家"大德必得其位"的中道思想.     

庄子"德"论释解

庄子"德"论思想主要承接老子对"德"的阐释而来。"德"的原初意义是为"得到",老子在此基础上对"德"的蕴涵加以提升与扩展,主要意指为"人"与"万物"从"道"得到的属于自身的特质,具体落实到"人"这一个体层面而言,主要是指个体的德性而论,老子哲学中的"德"重在阐述政治意义层面个体之"德"。而庄子所论的"德"着重阐发了人生哲学领域"德"的多重性,进而在自我个体精神层面扩充了"德"的内涵。庄子在其"德"论思想中引入"心""性""情"等概念,并突出了自我个体不但是道德性的存在者,而且是"德""形""心""神"的有机统一体,依此自我个体方能在把握自身"德"的基础上,在反思自我过程中,展现其审视世界、沟通世界的多维向度,这使得庄子"德"论思想既体现了其自身特点又展现了其多样化色彩。     

方以智"密衍"思想发微

方以智易学中的"密衍"思想,主要体现在"<河图>变<洛书>"的过程中,认为<河图>强调五行相生,而<洛书>强调五行相克,二者展示了儒家所推崇的生生之德.由"金火易位"出发,方以智等人深化了对"五行尊火为宗"与"金生水"等命题的认识,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全新观念.     

"圣人深见《易》道之无穷"--朱熹治《易》理路刍议

朱的治<易>体会.本文据此考察了朱子治<易>理路:一是对<易>道和<易>书的定位,认为圣人所深见的<易>道不仅仅指<易>的生生之道,而且还涵<易>书本为卜筮而作的本义;二是对治<易>困境的省思,认为因<易>之本义被遮蔽,且<易>道还需经历见得之故,故<易>成为难读的"天书".得出:朱子认定只有达至"此心大段虚明宁静"之境后,方可像圣人一样"深见<易>道之无穷",证成"学<易>无大过"的生命境界.     

一部断代《尚书》学研究的力作——评马士远教授《两汉〈尚书〉学研究》

<正>"五经"之中,《尚书》最尊,也最为难读,古人有"诘屈聱牙"之评,再加上其形成过程复杂,流传过程亦多波折,从而在其版本、篇目、真伪、年代等方面形成了诸多难解的谜题,更加重了研究的难度。然而,研治《尚书》者代不乏人,著述宏富,这自然是研究者的勇气可嘉,同时也更加彰显了《尚书》的独特性和重要性。近年来,《尚书》的研究亦逐步推进,特别是在断代《尚书》学的研究上成就斐然,其中马士远教授《两汉〈尚书〉学研究》一书尤为突出。此书是作者继《周秦〈尚书〉学研究》     

"时"与《易传》德性领域的开启

"时"足易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本文通过阐述"时"与<周易>卜筮、阴阳符号及阴阳理论的关系,揭示"时"、一阴一阳之谓道、德三者的贯通.并见其由趋时变通到随时从道的转化,及<易传>德性意义的开启.     

杨万里易学中的"二五之应"问题

杨万里治<易>参证史事,对"二五之应"问题尤其青睐.因为它不但得象、得体、得时,还得用.杨万里尤其重视它的"用"问题,由于这个"用","二五之应"不但贯通天人,也彰显史事宗义理派求真、务实的治<易>特色.     

儒家"让"德批判——兼及"让"德与和谐社会建设

"让"是儒家礼治的核心价值,是礼治所以可能的价值根基,其源于"六君子"之躬行"让"德.在儒家学说之价值体系中,"让"德涵摄辞让、禅让、谦让、卑让等多重维度,分别凸显出与"争、夺、骄、私"相对立的价值内涵.但"让"并非一无限度的绝对性道德准则,正确践履"让"德必从于"仁"、授于贤、合于"礼"、利于人(国、事).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传统"让"德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与孔子的"德"之比较

从上个世纪20年代至今,中国学者将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重要的伦理概念arete译为"德性"、"德"、"德行"、"美德"、"品德"、"优秀"等等.亚氏的arete指人时意思是人的理性的特长、功能.它分为两类:"理智的德性"和"伦理的德性";后者与理性密切相关,显示了亚氏伦理学的理性主义特征.孔子的"德"与亚氏的arete较为相似.孔子的"德"包括才在内,指人的道德.这或许可以叫做道德理性.孔子的"德"包涵内在的与外在的两个方面.在内为个人修养,外化为德行,二者密不可分.具体言之,即修己与安人.比较这两个概念,有助于理解这两位东西方大师的伦理学说.     

现代“四德”对传统美德承接点的探析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的任务,同时又指出了"弘扬中华文化"的途径和方向.从传统美德中的"礼"、"忠"、"孝"、"仁"的蕴义里,挖掘其底蕴,利用其精髓,并以其作为现代"四德"的承接点,是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的重要途径.     

德性论视域下和谐"医患共同体"的构建

当前"医患共同体"的构建应当回归"德性基础主义"的建构路径.德性论思想从五个维度展现了其对构筑和谐"医惠共同体"的理论价值及意义.在和谐"医患共同体"的实际构建中德性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环境和谐"的德性建构、"文化和谐"的德性塑造、"医疗和谐"的德性创设、"生命和谐"的德性构造.     

"谦"的德性传统及其当代命运

作为中国传统德性之一的"谦"德,一般指谦逊、谦卑和谦虚.中国古代思想家不仅阐述了"谦"的含义和根据,而且还论证了"谦"的价值.一般认为,"谦"的价值在于其有益于修德、为学、待人和持业.中国古代思想家特别重视"谦"德,以至于出现了某种过谦的倾向.西方亦有"谦"的传统,不过与中国古代的"谦"德相比,西方的"谦"德不易走向极端化.当代中国社会虽然正在向现代性社会转型,但"谦"德仍然有其价值.我们应当在接续传统精华的同时,吸取西方"谦"德的有益成分,以重塑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谦"德.     

论儒家"诚"与德性的关系

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诚”与德性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诚”是至高的德性;(2)“诚”是德性的心灵根基;(3)“诚”是其他诸德之体。     

"做人"是一种德性——兼论个体道德的起点

我们必须超越时"做人"的常识化理解,从更加具有普遍意义的关系视阚而非日常私人交往领域来重新审视"做人","做人"是一种德性,内含着人的本质性规定.同样,对"做人"的评价、对"好人"的认定也要超出日常的私人交往领域,为"做好人"确立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和宽松的环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和民主社会公共交往扩大的背景下,按照新的"做人"观念学会做人应成为个体道德建构的起点.     

重温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命题:反驳与辩解

本文通过对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命题及其反驳与辩解的分析,揭示了道德哲学领域中三个重要的问题:人类道德行为是否只受理性的支配;道德哲学要不要涉及实践领域;能否在价值领域建立可靠的知识.     

"以德治国"谁为主体

本文论述了"以德治国"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还论述了人民主体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以及要实现"以德治国"就必须加强以人民为主体的权力道德建设.     

Virtue in Virtue Ethics

This paper represents two polemics. One is against suggestions (made by Harman and others) that recent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unts against any claim that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genuine virtue (Cf. Harman, in: Byrne, Stalnaker, Wedgwood (eds.) Fact and value, pp 117–127, 2001). The other is against the view that virtue ethics should be seen as competing against such theories as Kantian ethics or consequentialism, particularly in the specification of decision proced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