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测量抑郁症的重要神经指标:静息额叶脑电活动的不对称性

额叶脑电活动的不对称性指即指额叶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m,EEG)偏侧化,其考察的是左侧额叶和右侧额叶alpha波(8~13 Hz)的活动。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表明,静息额叶EEG偏侧化程度与抑郁症密切相关。回顾国内外关于静息额叶EEG偏侧化与抑郁症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和现状,发现静息额叶EEG偏侧化程度与抑郁水平负相关,患有抑郁症个体的静息额叶EEG相对右侧化,伴随着右侧额叶更大的活动;从短期和长期而言,抑郁个体静息额叶EEG偏侧化具有稳定性;静息额叶EEG偏侧化对个体的抑郁水平具有预测作用。除此之外,静息额叶EEG偏侧化可能反应了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其中,左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可能在抑郁症的形成中起了一个主要的作用。未来的研究可致力于进一步探讨静息额叶EEG偏侧化预测抑郁症的神经机制、静息额叶EEG偏侧化对抑郁水平预测的可应用性,尝试通过训练(比如,正念冥想训练)来改变抑郁个体的静息额叶EEG偏侧化程度,进而缓解个体的抑郁水平。     

情绪调节灵活性对负性情绪的影响：来自经验取样的证据

情绪调节灵活性是指个体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境需求灵活部署情绪调节策略的能力。本研究采用经验取样方法,通过拟合个体在日常生活事件(如,未通过考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COVID-19)中的策略使用剖面结构和情境负性程度与策略使用程度的共变关系测量个体的情绪调节灵活性水平,并探讨其对个体后续负性情绪(抑郁和焦虑)的影响。两个独立样本结果表明：单一策略使用偏好(如沉浸偏好和表达抑制偏好)的个体在负性生活事件中和疫情期间经历了更高水平的抑郁和焦虑情绪。此外,当个体随情境负性程度提高使用更多分心策略,而随情境负性程度降低使用更多认知重评策略(意味较高的情绪调节灵活性),其抑郁和焦虑情绪水平更低。以上结果共同证实了情绪调节灵活性有利于减少个体的负性情绪体验。     

趋近和回避动机的区分及其对心理病理学的影响

趋近和回避是动机的两种最基本形式, 反映着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方式, 是个体适应环境的核心机能。回避动机保证了个体的生存, 趋近动机则促进个体的成长。两类动机系统在前额叶皮层呈不对称偏侧化分布, 趋近动机与左侧额叶皮层激活相连, 回避动机与右侧额叶皮层激活相连。Youngstorm 和Izard等认为两类动机系统失调可能与一系列的情绪和行为问题有关, 如躁狂、抑郁、焦虑和儿童多动症等。这一观点已得到一些相关研究和临床研究证实。建议未来研究关注趋近-回避动机区分与情绪和认知功能研究的融合, 进一步检验趋近-回避动机系统失调模型, 并加强趋近和回避动机系统的可塑性研究。     

早期应激对情绪调节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

在个体生命早期遭遇的长期或重大的应激经历会显著增加个体罹患抑郁、焦虑等心理疾患的风险, 而情绪调节能力的损伤是引发这些心理疾患的重要因素之一。以人类为对象的行为实验和调查研究表明, 早期应激不仅会影响日常生活中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 还会对情绪调节能力造成影响, 其影响方向可能与早期应激的严重程度有关。目前, 大部分研究表明严重的早期应激会损伤情绪调节能力, 但中度的早期应激也可能提高情绪调节能力。更为整合性的研究表明情绪调节能力中介了早期应激和各类疾患之间的关系。进一步, 我们从神经层面上阐述了早期应激对情绪调节相关脑区和神经环路的影响。未来研究应当注意控制无关变量, 进一步探究不同早期应激对于情绪调节的影响。     

身体活动对情绪的影响及其脑机制

身体活动不仅有助于提高人的生理机能, 还具有改善心境、调节情绪的功能。有规律的身体活动不仅能够增强个体的积极情绪, 提升幸福感和自尊感, 也可以缓解消极情绪、矫治情绪障碍。关于身体活动对情绪影响的脑神经机制, 研究者先后提出神经递质假说、大脑可塑性假说、前额叶偏侧化假说和双模型假说。进一步的研究需要控制运动强度对身体活动情绪效益的影响, 比较不同类型身体活动的情绪调节效果, 同时考察基因、神经生长及社会互动等因素对情绪的交互作用。     

情绪调节的发展及其与情绪体验、情绪能力、情绪调节态度的关系

本研究使用追踪法考察情绪调节的发展及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并对不同情绪调节策略在个体发展过程中的适应性进行探讨。对569位来自于上海地区的初中预备班和八年级学生进行测查,并于10个月之后进行第二次测查。 研究发现,随着个体的发展,其正性情绪体验逐渐减少,各种情绪调节态度的强烈程度均下降,情绪增强调节的使用呈递减趋势;情绪体验、情绪能力、情绪调节态度三者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测情绪调节发展;在测试阶段一较多使用情绪减弱调节的青少年,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情绪能力提高的幅度较大且体验到更多正性情绪,说明了该策略在个体发展过程中具有更高的适应价值。     

45天-6°头低位卧床对个体额区EEG偏侧化和情绪的影响

考察了16名22~34岁男性被试在45天-6°头低位卧床模拟失重条件下, 在卧床前(第2天)、卧床期(第11, 20, 32, 40天)及卧床后(第8天)的额区EEG偏侧化变化趋势, 并采用贝克焦虑量表(BAI)和贝克抑郁量表(BDI)对主观情绪状态进行评估。研究发现EEG偏侧化指标呈现出明显的线性变化趋势。卧床期间个体的心境状态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报告有较强的躯体焦虑感。在整个卧床期间, 个体为维持稳定的情绪状态而付出比较大的情绪调节努力。     

正念冥想对情绪的调节作用:理论与神经机制

正念冥想可调节个体的负性情绪、促进个体正性情绪,对于心身疾病具有显著的干预效用.正念冥想的再感知模型、正念应对模型、推动性上升螺旋模型以及正念情绪调节模型都强调了正念冥想对情绪的调节作用.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正念冥想可促进左侧前额叶脑区激活增强,涉及的脑区主要包括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和背内侧前额叶皮层(DMPFC).研究者进一步发现,正念特质是通过改善前额叶对边缘系统反应的调节来实现对情绪的调节作用.而且,这种调节作用还有可能体现为通过冥想训练分离联结在一起的两种自我参照神经机制,从而加强体验性神经机制.另外,研究者还发现,正念冥想训练还可以改变与情绪加工相关的大脑结构.进一步澄清冥想训练与大脑偏侧化的关系和不同类型被试之间的比较研究将成为该领域日后研究的重点.     

内隐情绪调节:一种有效的自我保护

内隐情绪调节是情绪调节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是指个体在没有意识监控和意图的情况下改变了自身情绪反应的品质、强度和持续时间等的一种情绪活动过程。内隐情绪调节的内部机制是自动反向调节,它能让个体的情绪保持平衡状态,具有自我保护作用;其实验研究过程一般分为诱导特定情绪、引发内隐调节过程两个步骤。内隐情绪调节涉及的脑区主要有前扣带回皮层、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内隐情绪调节的形式包括内隐认知重评和情绪标签等,这些调节方式本身可能受个体差异、情绪体验强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腹内侧前额叶在内隐认知重评中的因果作用

情绪调节对维持个体心理健康、适应社会生活十分重要, 然而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外显情绪调节, 目前我们对内隐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的了解还非常有限。为揭示内隐情绪调节的核心脑区, 本研究使用句子整理任务启动内隐认知重评, 并采用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激活内侧前额叶特别是腹内侧前额叶(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 考察该脑区在内隐情绪调节中的因果作用。结果表明, vmPFC被激活的被试组(实验组, n = 40)在内隐认知重评启动条件下比tDCS伪刺激组(对照组, n = 40), 在观看负性图片时报告了更少的负性情绪, 同时负性图片诱发的晚正成分(late positive potential, LPP)波幅更低(LPP是情绪体验强度的客观指标)。同时, 实验组比对照组在观看负性图片时表现出更低的枕区P1波幅(P1为早期视觉注意程度的客观指标)。以上结果说明, 激活以vmPFC为代表的内侧前额叶不但能增强内隐情绪调节的效果, 还能减少被试对负性刺激的早期注意分配。本研究是采用tDCS技术考察启动引起的内隐情绪调节的首次尝试, 研究结果不但表明了以vmPFC为代表的内侧前额叶在内隐认知重评中的关键作用, 还为临床应用研究指出了增强内隐情绪调节能力的神经调控潜在靶点。     

右腹外侧前额叶对高抑郁水平成年人社会情绪调节的作用：一项tDCS研究

已有的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研究证明, 右腹外侧前额叶(right 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RVLPFC)是社会情绪调节的重要脑区, 激活RVLPFC可显著降低人们对社会性负性情绪体验的强度。社会功能受损是抑郁症患者或抑郁倾向人群的重要特征之一。该群体对社会排斥的敏感性高, 且对负性社会情绪体验的情绪调节能力降低。在本研究中, 我们采用外显的情绪调节任务, 研究了高、低抑郁水平的两组成年人被试在RVLPFC接受阳性tDCS后其情绪调节能力的改变。结果表明, 虽然采用tDCS激活RVLPFC可帮助被试通过情绪调节(认知重评)减弱负性情绪体验, 但高抑郁水平被试的负性情绪强度下降程度明显小于低抑郁水平被试。另外本文还发现, 与源于个人的负性情绪相比, tDCS效应对源于社会的负性情绪(即社会排斥)更强。本研究是采用电或磁刺激提高抑郁人群社会情绪调节能力的首次尝试。实验结果表明, 高抑郁水平成年人的RVLPFC仅通过单次、短时间(34 min)的tDCS激活, 其情绪调节能力并未得到显著提升。这提示对抑郁倾向群体或抑郁症患者的干预或治疗需要多次施加tDCS。     

毒品成瘾者情绪加工及应对方式的特点:基于负性情绪的视角

负性情绪是导致个体毒品成瘾及复吸的主要心理因素。毒品成瘾者在情绪加工过程中会夸大负性刺激,产生负性化偏向,提高负性情绪的唤醒度,最终导致其产生更多负性情绪体验。而当毒品成瘾者体验到诸如焦虑、抑郁、压力等负性情绪时,他们却更倾向于使用毒品来缓解或逃避负性情绪带来的不愉快体验。研究表明,毒品成瘾者这种负性情绪加工异常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期毒品滥用所导致的个体大脑情绪回路相关脑区的受损,如杏仁核、海马、额叶等。未来研究应更进一步探讨成瘾者负性情绪加工与毒品成瘾之间的关系;并对戒断者在负性情绪加工能力的恢复方面做进一步探索,开展更多的关于如何改善成瘾者及戒断者对负性情绪应对方式的研究,从而更为有效抑制个体对毒品形成的心理依赖及强迫的药物渴求行为。     

工作记忆刷新训练改善抑郁倾向大学生情绪调节能力的HRV证据

根据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和贝克抑郁量表(BDI-II-C)的得分情况招募健康被试20例, 抑郁倾向被试40例, 以自愿参加的分组方式将抑郁倾向被试分为工作记忆刷新训练组和对照组, 每组20例。对训练组进行为期20天的工作记忆刷新训练, 对照组不做处理。记录各组被试在前后测的刷新功能以及在情绪调节任务中量表的得分情况, 并收集各组被试在5种实验条件下的心率变异性(HRV)的频域指标值, 结果发现：前测时抑郁倾向个体的HF-HRV显著低于健康个体的平均水平。经过工作记忆训练, 后测的抑郁倾向训练组在情绪调节任务中的HF-HRV水平有显著的提高, 贴近健康对照组的水平, 并与抑郁倾向对照组分离。研究表明, 工作记忆刷新训练能够使抑郁倾向大学生的HRV活动更接近健康被试的HRV活动, 表明抑郁倾向大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得到了改善。     

不同线索下特质焦虑个体的返回抑制

焦虑与注意偏向的研究是近年来情绪与认知领域的热点。为探讨特质焦虑个体的注意偏向特点及其返回抑制能力是否受不同线索的调节, 采用特质焦虑量表筛选高特质焦虑大学生29名, 低特质焦虑大学生28名完成线索-靶子任务。要求被试在提示线索消失后, 对位置进行快而准地辨别反应, 分别探索中性和情绪性提示线索下被试的返回抑制。结果发现：(1)在中性线索条件下, 高焦虑个体平均反应时慢于低焦虑个体。(2) 在情绪线索条件下, 高焦虑个体在负性线索下的反应时小于在正性线索下的反应时; 高、低焦虑个体在各种SOA条件下均出现了返回抑制, 但各组返回抑制量受到情绪线索的调节：在正性情绪线索条件下, 两组返回抑制量没有显著差异; 在负性情绪线索下, 高焦虑个体返回抑制量显著小于低焦虑个体。这表明, (1)焦虑个体的注意偏向受到刺激信息的影响：只对负性情绪线索出现注意警觉; (2)只有在涉及负性情绪信息时高、低焦虑个体返回抑制能力才有差异, 高焦虑个体存在对负性情绪线索的抑制困难。     

前额叶皮质损伤患者的情绪异常

人类前额叶皮质与情绪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文章在相关的临床和神经成像研究结果基础上,分析了前额叶皮质损伤对情绪行为造成的影响,分别概述了精神分裂症、重性抑郁和焦虑患者的情绪变化、前额叶切除对情绪的影响以及左右前额叶皮质与情绪的关系,重点阐述了前额叶功能异常的神经生理学特点,认为情绪的改变会随着前额叶皮质不同部位的结构缺损或功能变化而有所不同,此有利于对前额叶皮质损伤患者情绪异常的评价与防治。     

人际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基础

人际情绪调节是社会互动一方有意改变另一方情绪状态的过程,它有利于个体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关系发展,并且具有不同于自我情绪调节的独特优势。近年已有不少脑成像研究考察了人际情绪调节,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该过程的脑神经基础:人际情绪调节涉及心智化系统(楔前叶、颞顶联合区、内侧前额叶等)、情绪反应系统(杏仁核、脑岛等)和情绪调控系统(外侧前额叶、内侧前额叶、扣带回等),其中心智化系统是不同于自我情绪调节的特异性脑区。未来研究可纳入不同人群作为研究对象,将脑观测技术与脑调控技术相结合,从单脑和双脑两个层面对人际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深入探讨,为人际情绪调节在应用领域的实施和推广提供科学依据。     

中学生抑郁与焦虑的关系研究

本研究运用了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对中学生抑郁和焦虑情绪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抑郁和焦虑并不是同一种负性情绪,各自有着自己的独立性。同时,抑郁和焦虑之间存在共同的成份,在同一个体身上二者往往相互伴随发生。     

精准的意义：负性情绪粒度的作用机制与干预

情绪粒度是指个体在相似情绪状态之间做出粒度化细微区分的能力,其中负性情绪粒度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在认知层面,负性情绪粒度可以通过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性与有效性,人际情绪技能和充当个体内、外化问题的保护性因子发挥积极作用;在神经生理层面,负性情绪粒度可以通过调节自主和中枢神经系统活动来维持自身稳态。负性情绪粒度的干预技术主要包括情绪词汇训练和正念干预训练等。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提高负性情绪粒度的测量精度,从个体中心视角探讨负性情绪粒度的动态变化过程,拓展其干预应用,并且关注正、负性情绪粒度作用机制的比较。     

非情绪与情绪背景下行为抑制时外侧前额叶的功能分化:一项fNIRS研究

采用功能性近红外脑成像技术(f NIRS),结合事件相关设计,在非情绪与情绪背景下,测量个体完成go/no-go任务时外侧前额叶皮层氧合血红蛋白浓度(Hb O)的变化。结果发现:在非情绪背景下,行为抑制时双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和右眶额叶皮层负激活;在情绪背景下,行为抑制时双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和眶额皮层负激活,情绪与行为抑制的交互作用显著负激活双侧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结果表明:在非情绪与情绪背景下,双侧背外侧前额叶和右眶额叶皮层可能以神经抑制的活动形式参与行为抑制反应;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可能不是行为抑制的重要脑区,但对情绪与行为抑制整合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负性情绪背景下,双侧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可能以更大程度的神经抑制活动参与到情绪与行为抑制交互作用中来。     

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情绪调节策略的脑网络分析：来自EEG和ERP的证据

本文旨在对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常用情绪调节策略的自发脑网络特征及认知神经活动进行深入探讨。研究采集36名在校大学生的静息态和任务态脑电数据, 经过源定位和图论分析发现节点效率与两种情绪调节显著相关的脑区, 以及脑区之间的功能连接。研究结果表明, 在使用认知重评进行情绪调节时会激活前额叶皮质、前扣带回、顶叶、海马旁回和枕叶等多个脑区, 在使用表达抑制进行情绪调节时会激活前额叶皮质、顶叶、海马旁回、枕叶、颞叶和脑岛等多个脑区。因此, 这些脑区的节点效率或功能连接强度可能成为评估个体使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调节情绪效果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