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学、宋学经典诠释之不同

经学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对中国哲学与文化及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与经学的发展演变相适应,中国有两千多年注释儒家经典的传统,有许多关于诠释学的思想资料,并形成了较有代表性的若干诠释方法和理论。汉学和宋学即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两大流派,它们分别     

朱熹经学之特征

朱熹的经学思想是他整个学术思想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围绕着对诸经本义的探求和以义理解释儒家经典,留下了大量的经学论著。朱熹作为经学中宋学的集大成者,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对汉学的扬弃和对宋学流弊的修正,把中国经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朱熹的经学思想由其“四书”学、易学、诗经学、尚书学、孔学、春秋学、孝经学等各个部分组成,概括来讲,大致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一、经传相分,直求经文之本义朱熹治经,素称严谨,既以宋学为主,又往往能超越汉宋之樊篱,在批评只重传往,不重经义的汉学流弊的同时,又针砭只…     

关于清代今文经学的几个问题

经学,即以儒家所崇奉的经典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严格地说,它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才开始起步的。到西汉末,还出现了经今、古文之学。此后,每一个统一的、统治时间又较长的朝代,无例外地都崇儒尊经,而且给以法典化。由满洲爱新觉罗氏建立的清朝。在经学史上虽属殿后,却有着重要的地位。不仅汉学(古文经学)、宋学、尤其是汉学的进展,趋于鼎盛;而且,被冷落了一千五百年的今文经学,又恢复了生命力。     

“宋学”、“理学”与“理学化经学”

一、“宋学”形成的历史原因及其学术走向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从治学方法上将汉代以后的经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汉学”,一类是“宋学”。汉学偏重训诂考证,宋学偏重义理诠释。但是,“宋学”概念并不意味有宋一朝的学术。北宋庆历以前的80年间,经学的主要成就是邢?所主持修纂的《论语注疏》、《尔雅注疏》、《孝经注疏》等经书,这可以说是唐代孔颖达《五经正义》,贾公彦《仪礼注疏》、《周礼注疏》,杨士勋《春秋谷梁传注疏》,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义疏体经注的延续。它是汉唐经学的绪余,是“唐学”,而不是“宋学”。“宋学”从什么时候开始…     

乾嘉汉学再评价─—兼评方东树对汉学的回应

一、“汉学”名目及学风特点汉学、宋学的概念是由清人江藩提出的,他著有两部传记式的小书,名为《汉学师承记》和《宋学渊源记》,是分别记述清代的考据学家和理学家的。对乾嘉时期所盛行的考据学,不名为“经学”,也不名为“考据学”,又不名为“清学”,而名为“汉学”,江藩本人显然有其道理。乾嘉时期的学术以惠栋、戴震两家为大宗,前者称为吴派,后者称为皖派。江藩为惠栋的再传弟子,他之所议标榜“汉学”的名目,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只有惠栋方可称得上乾嘉学术的典范。《汉学师承记》卷二说惠栋“年五十后,专心经术,尤遂于易,…     

注经与哲学——朱熹经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

儒家经学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对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朱熹作为经学中宋学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他的经学思想不仅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冯友兰先生当年作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把整个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先秦,     

明末清初经学研究的回归原典运动

<正> 一、前言如果将历代经学家的著作随意加以检视,将会发现大部分学者都以自己的诠释最符合经典的原义。所以,不论是汉学或宋学,几乎都以阐述孔门经学的真义为职志。但在时间的迁流中,学者也往往不自主地使自己的诠释偏离常轨,失去经典的原旨。经典的研究既有此常态现象,每经一段时间,触角较灵敏的学者,就会有“回归原典”的呼声。回顾历代经学的发展,这种呼声可谓此起彼落,例如,魏晋时代的王弼,作《周易注》,抛弃汉人的象数之学,希望由经书本身义理的诠释来了解易经,而不是汉儒的“由辞以通道”。王氏研究《易     

宋代士大夫与唐宋学术转型

唐宋时期的中国发生了重大变革,唐宋变革的主要力量是士大夫。宋代打破汉唐的"士族门第",形成了一个来自民间社会、但又能够集政治精英、社会精英、文化精英为一体的士大夫群体。宋代士大夫作为政治主体和文化主体,他们的学术视野、政治情怀、人格理想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力推动了唐宋之际的思想变革。宋代士大夫群体作为文化主体力量,主导了一种新型儒学的兴起和发展,终于形成了一种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宋学。宋学既强调回归儒家经典又有创造性哲学思辨、既追求现实政治功利又向往超越性宗教情怀,是一种新型学术形态。宋代士大夫通过对唐宋学术转型的推动,创造出这一种崇尚"明体达用"、"内圣外王"、"义理之学"的"宋学"。     

顾炎武对宋学的取舍

宋明理学延异或反动为清代考据学是近世中国哲学的重大转型。清代考据学取汉学舍宋学,而顾炎武为其开山,但顾炎武对于宋学的取舍,实有待分疏。《五经同异》是顾炎武辑录宋、元、明以及清初诸儒论述经学相关问题的纂辑体著述,反映了顾炎武在论学旨趣、内容、方法上对宋学的取舍,以及他为清代考据学所奠定的哲学基础。     

论经学的历史发展

本文依据经学内容和方法的倾向或特色的不同,将经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划分为汉学、宋学和清学三个阶段,并探讨了各个阶段所包含的历史时期、基本的学术特色及代表人物的学术观点、学派特色,展示了经学的历史发展轨迹。     

易理诠释与哲学创造：以熊十力为例

创造性的诠释懦家经典特别是《周易》是熊十力建构其“新唯识论”的重要理路。这种与古代经学方法有别的经典诠释,部分地归因于20世纪的历史语境：后经学时代自由解经的空间、对动力式文化精神的哲学追求、近代以来的哲学变革;部分地则归因于熊十力本人将现代观念与传统智慧的创造性结合,并且由此实现了哲学的创造。但其经典诠释方式存在着相对主义与独断论的紧张,“譬喻”说则是为其经学诠释所做的方法论辩护。     

《汉代“秘经”:纬书思想分论》

<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33.9万字。本书在汉代经学发展的视野下对纬书的形成与思想作一整体的研究。纬书相对经学而言,因此,欲明纬书之形成与思想,必先了解当时经学之发展及特点。在这一前提下,本书对《易纬》、《春秋纬》、《尚书纬》等诸纬的形成与思想分别作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纬书形成方面,主要侧重从西汉经学传承的情况方面来分析各个纬书的形成。西汉经学发展到     

玩味与涵泳:宋代解经学的一个重要方法

汉代到宋代经学和儒学的转变,不仅仅是依止经典的转变,而且还有经典诠释路向的转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宋代"玩味"与"涵泳"解经方法的兴起,这与汉代以经典为共同体立法的解经方式不同。当然,玩味与涵泳,不仅仅是一种经典诠释方法,更是在根本上与理学相关联。特别是,玩味与涵泳使经典对成德之学的作用成为可能,或者说,经典所具有的工夫论意义因之在理学中得到了凸显。遗憾的是,这种解经方法在清代以来被渐渐遗忘。今日欲重建经学,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发展这种方法。     

传统经学、经学传统及其现代转型

作为经典之学、诠释之学、信仰之学、经世之学的传统经学,长久以来形成了经学内容史学化、经学义理哲学化、经学品格崇古化的经学传统,具有沟通经学与西方现代学术的基础。但是,经学在现代转型中遭遇了价值与学理的双重危机,必须用大经学的综合研究弥补学科分科研究之不足,才能化解经学的学理危机,缓解经学的价值焦虑。     

井田制研究理学化典范的宋代生成

宋代的理学思潮重塑了由汉代郑玄以来井田制研究的汉学典范,进而形成了一个新典范,即井田制研究的理学化典范。井田制研究的汉学典范困境和宋代理学思潮的冲击是井田制研究理学化开启的前提条件。宋代井田制研究的理学化是一个过程,又可分为两期。前期为井田制研究的理学思潮化阶段。北宋欧阳修是井田制理学化的早期实践者,他将理学批判和理学形上论运用到井田制的研究中,这是井田制研究理学化的开端。其后,宋儒井田制研究的重点是批判汉儒的方法和观点,但忽视形而上的研究,破而不立,并没有建立新典范的意识。后期是井田制研究的理学典范化阶段。南宋朱熹的研究扭转了两宋以来重批判轻形上的风气,将典范所依据的经典由《周礼》转向《孟子》;将所要诠释的井田制模式由《周礼》井田制沟洫制转为《孟子》九夫为井制;确立了以义理为本、典制为末观念为制度阐释的原则。朱熹的相关研究标志着井田制理学化典范的形成。井田制研究理学化过程是理学思潮重塑汉唐以来经学研究的面貌的过程,也是理学思潮自身调适和转向的过程。通过对井田制研究理学化过程的考察,可以丰富理学思潮如何成为典范的认知,也可以为汉学转向宋学的内在理路提供新的解释。     

中国伊斯兰教中的经学

本文意在说明,“经学”并非只指儒家解说、诠释经典的学问。中国伊斯兰教诠释经典、解说教义的学问也称“经学”。在此认识基础上。作者重点探讨了这种经学的形成、发展和演化过程。从而说明,这种经学其实就是伊斯兰教教义学的中国形式。     

"六经注我":宋代理学的阐释学——兼谈朱熹在经学阐释史上的贡献

中国学术和思想的发展历史可谓经学的阐释历史,汉代经学和宋代理学则是这一历史发展的两个关键期。朱熹就是宋代理学确立的关键人物。文章在叙述宋代理学的兴起及发展过程中,探讨了经学向理学转向过程中的阐释学思想的变迁,通过这一历史梳理,说明朱熹在其中的贡献和历史地位。文章包括五部分内容:一、经典文本的重新确立,二、“理一分殊”与本体阐释,三、“尊德性”与“道问学”,四、“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五、朱熹在经学阐释史上的贡献。     

“宋代哲学与中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宋代哲学与中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高秀昌会议于１９９３年４月１２日至１４日在河南开封市召开,由河南省中原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河南省社联、河南省社科院等单位发起主办。来自全国各地和国外、港台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参加了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如下问题展开了讨论和交流。一、宋代哲学的内容和特点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宋代理学是宋代哲学的主流。宋代理学是义理之学或心性之学,它以复兴儒学的形式出现,实际上是受到了佛道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哲学上突出地表现为重视本体论的建构和心性哲学中心地位的确立。崔大华认为,宋代理学将原始儒学所具有的“天命”、“礼”和“仁”的三个道德理论层面归纳为道德根源（“理”或“心”）和修养方法（“穷理”、“明心”）两个理论层面。与先秦儒学相比,宋代理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增加了,理性程度提高了。石训认为,宋学（即宋代理学）的形成标志着儒学经魏晋隋唐演进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哲理化形态,其基本特点是更加重视社会发展的哲理性研究。台湾学者董金裕认为宋代理学思想虽杂揉道佛之说,但仍以儒家思想为宗主,故又有新儒学之称。理学的规模基本上是按照新经学的体系而建立的,亦即依四书的义理系统而建立的。其特点是规模宏阔、义理精微、承     

经学传统与诠释型文化

经学从西汉开始盛行,纵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在伦常道德规范、思想、行为方式和人生价值观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儒学就历史而言较经学为长,就内容而言较经学为广。但是,儒学在封建时期的发展同样依赖于对“六经”的诠释,呈现出和经学大致相同的演     

中国经典诠释学视野下的朱熹经学研究——读《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

蔡方鹿先生的《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一书,2004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洋洋洒洒,有49万字之巨,是作者花费数载对朱熹经学思想及其影响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又一部力作。本书作者立足于朱熹著作的“文本”,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在充分吸取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成果和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以朱熹经学为点,以宋学为面,以整个中国儒家经学发展史为线,通过点、面、线三者相结合,将朱熹经学置于中国经学发展史和宋学思潮的大背景视域来加以审视,着重厘清和诠释朱熹的“四书”学、易学、《诗经》学、《尚书》学、《礼》学、《春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