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敏感性的影响因素——基于“个人×环境模型”

拒绝敏感性指个体对拒绝信息存在焦虑预期,易于知觉并倾向于产生过度反应的程度。以往研究大多关注拒绝敏感性的认知及神经机制,缺少以社会性发展的视角探讨拒绝敏感性影响因素的证据。本文根据“个体×环境模型”,发现性别、外貌特征、人格特质以及早期创伤经历、依恋、专制型教养方式、同伴欺负与友谊及文化差异均可以影响个体拒绝敏感性的水平,且它们之间还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同时,本文对未来研究方向提出了展望。     

人际互动中的拒绝敏感性

拒绝敏感性是一种人格特质,在人际互动情境中尤为凸显。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对拒绝特别敏感的个体会焦虑地预期他人的拒绝,易于察觉拒绝线索且对拒绝反应过度。以往研究认为拒绝敏感性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可能是早期不良的依恋关系,以及来自父母或同伴的拒绝经历。这种早期不良的交往经历会从一种关系迁移到另一种关系中,使个体在之后的人际互...     

大学生社交焦虑对躯体变形障碍的影响：外表拒绝敏感性的中介作用

躯体变形障碍在大学生群体中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在其发展过程中,社交焦虑是重要的预测因素;然而两者潜在的中介机制却未得到研究者关注。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旨在大学生 (N = 875)中探究外表拒绝敏感性在社交焦虑与躯体变形障碍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 (1) 社交焦虑显著正向预测外表拒绝敏感性与躯体变形障碍,且外表拒绝敏感性显著正向预测躯体变形障碍; (2) 外表拒绝敏感性在社交焦虑与躯体变形障碍之间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发现,个体的社交焦虑可直接影响躯体变形障碍,也可通过提高外表拒绝敏感性间接影响。     

关系流动性、拒绝敏感性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为了从社会生态学的视角探讨预测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因素、考察拒绝敏感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揭示高关系流动的社会环境对心理健康可能的积极作用,以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幸福感等为测量工具,对成人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关系流动性可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 拒绝敏感性在关系流动性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关系流动性能预测个体的低拒绝敏感性,进而预测更高的主观幸福感。     

低自尊个体对拒绝性信息的注意偏向

自尊是个体对自我的情感性评价, 影响着个体对周围环境的应对方式。低自尊个体由于容易知觉到外部的拒绝性信息, 也更倾向于将别人的行为知觉为拒绝, 因而存在对拒绝性信息的注意偏向。本文首先综述了低自尊个体的认知与行为特点, 其次简单介绍了低自尊个体注意偏向的常用研究范式(Stroop范式、点探测任务、空间线索任务、惊吓探测范式、注意监测任务、注意转移任务), 随后列举了解释低自尊个体注意偏向的理论(社会计量理论、关系图式理论、注意成分说、注意控制说), 最后总结了低自尊个体注意偏向的脑机制研究。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关注自尊结构的复杂性, 注意偏向的信息加工阶段性及其脑机制, 注意训练的作用机制及低自尊个体注意偏向的本土研究等问题。     

预期想象对拖延的影响:想象过程和想象结果的效应分离

摘要 为了考察预期想象对不同拖延水平个体拖延行为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一般拖延量表(General Procrastination Scale)选取高拖延被试和低拖延被试,要求被试在进行模拟现实的拖延任务之前分别对任务过程和任务结果进行预期想象,比较不同拖延水平的被试在预期想象作用下拖延行为的变化。结果表明：(1)在两组被试中,相比于无想象条件下的拖延行为,对任务过程的预期想象增强拖延行为,对任务结果的预期想象削弱拖延行为;(2)对任务不同成分的预期想象所引发的情绪与拖延行为的变化相关显著。这说明情绪和预期想象是影响拖延的重要因素,合理地操纵对任务不同成分的预期想象可以有效干预拖延行为。     

预期想象对拖延的影响:想象过程和想象结果的效应分离

摘要 为了考察预期想象对不同拖延水平个体拖延行为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一般拖延量表(General Procrastination Scale)选取高拖延被试和低拖延被试,要求被试在进行模拟现实的拖延任务之前分别对任务过程和任务结果进行预期想象,比较不同拖延水平的被试在预期想象作用下拖延行为的变化。结果表明：(1)在两组被试中,相比于无想象条件下的拖延行为,对任务过程的预期想象增强拖延行为,对任务结果的预期想象削弱拖延行为;(2)对任务不同成分的预期想象所引发的情绪与拖延行为的变化相关显著。这说明情绪和预期想象是影响拖延的重要因素,合理地操纵对任务不同成分的预期想象可以有效干预拖延行为。     

儿童父母拒绝与同伴拒绝的关系:问题行为的中介作用和家庭环境纷杂度的调节作用

为探讨儿童父母拒绝、问题行为、家庭环境纷杂度和同伴拒绝的关系,该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采用自我报告、母亲报告和同伴提名的方式对济南市三所小学4年级至6年级共307名被试进行测查,结果表明：（1）父母拒绝对儿童的同伴拒绝和外化问题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在父母拒绝与同伴拒绝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家庭环境纷杂度调节了父母拒绝通过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影响同伴拒绝的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即低家庭环境纷杂度可以作为一种保护因素,降低遭受父母拒绝的儿童出现外化问题行为的风险。     

共同冗思的概念、测量和理论解释

共同冗思指个体在双向关系中过度讨论个人问题的行为。共同冗思对个体产生适应权衡效应,即它不仅与积极的友谊属性有关,还与抑郁和焦虑等内化问题相关。以往研究主要分析共同冗思的性别差异、发展特点及其在不同亲密关系中的表现。结果发现共同冗思的适应权衡效应在女性群体中比在男性群体中更为突出,在青少年群体中比在儿童群体中更为突出。研究者主要从同伴传染、压力生成、共情痛苦以及生理机制等角度解释共同冗思与内化问题的关系。友谊等亲密关系中的共同冗思对个体适应的负面影响难以察觉,它可以作为个体抑郁和焦虑等内化问题的危险信号。后续研究可以从考察共同冗思的人格以及环境影响因素等角度深化对该主题的理解。     

真实自豪对人际信任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对四川某医科大学与重庆某综合类大学553名大一到大三的学生进行施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技术考察了自豪与社会支持、拒绝敏感性、人际信任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社会支持在真实自豪和人际信任之间起完全中介的作用,真实自豪通过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间接产生影响;（2）拒绝敏感性对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起到调节作用,即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影响随着个体拒绝敏感性水平的降低而提升;（3）自大自豪对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没有预测作用。     

同伴拒绝与网络欺负的关系:愤怒的中介作用和感知匿名性的调节作用

网络欺负是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讯工具快速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欺负形式。本研究旨在探讨同伴拒绝和网络欺负的关系以及愤怒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和感知匿名性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以武汉市703名初中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法对其同伴拒绝、网络欺负、愤怒和感知匿名性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在控制性别、年龄和每天上网时间后,同伴拒绝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欺负;（2）愤怒在同伴拒绝和网络欺负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3）同伴拒绝对网络欺负的直接作用和愤怒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均会受到感知匿名性的调节,相对于感知匿名性水平低的个体,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在感知匿名性水平高的个体中更强。研究结果支持同伴拒绝和网络欺负的关系是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这对于制定青少年网络欺负的干预和预防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同伴拒绝与网络欺负的关系:愤怒的中介作用和感知匿名性的调节作用

网络欺负是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讯工具快速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欺负形式。本研究旨在探讨同伴拒绝和网络欺负的关系以及愤怒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和感知匿名性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以武汉市703名初中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法对其同伴拒绝、网络欺负、愤怒和感知匿名性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在控制性别、年龄和每天上网时间后,同伴拒绝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欺负;（2）愤怒在同伴拒绝和网络欺负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3）同伴拒绝对网络欺负的直接作用和愤怒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均会受到感知匿名性的调节,相对于感知匿名性水平低的个体,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在感知匿名性水平高的个体中更强。研究结果支持同伴拒绝和网络欺负的关系是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这对于制定青少年网络欺负的干预和预防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工作场所领导愤怒的有效性及其作用机制

领导愤怒(leader anger)作为最常见、最易被感受到的工作场所负面情绪之一, 对于改善工作关系、行为和绩效具有显著影响。然而, 已有文献关于领导愤怒阻碍还是促进领导有效性的观点存在许多争议, 对于领导愤怒为什么以及何种条件下影响领导有效性的问题尚不明确。在回顾工作场所领导愤怒概念起源和内涵特点的基础上, 从消极效应和积极效应双刃视角厘清了工作场所领导愤怒的有效性, 基于情绪即社会信息理论阐释了工作场所领导愤怒有效性的双路径中介机制, 并从个体/团队/组织三层面分析了领导愤怒有效性的边界条件。未来研究应从工作场所领导愤怒的概念和结构测量、事件前因和后果、中介机制、情境因素、研究方法和研究层面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儿童拒绝敏感性与自我知觉的关系:一项交叉滞后研究

采用儿童拒绝敏感性问卷与儿童自我知觉量表对596名中小学儿童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追踪调查,通过交叉滞后回归分析考察儿童拒绝敏感性与多种自我知觉间的预测关系。结果发现：（1）自我知觉的年级差异显著,初中儿童的自我知觉水平较低;（2）在两次测量中,拒绝敏感性与多种自我知觉均呈显著的负相关;（3）控制性别、年级以及自身稳定性之后,第一年的多种自我知觉均可以负向预测第二年的拒绝敏感性,而第一年的拒绝敏感性仅可以负向预测第二年的体貌及一般自我知觉;（4）年级调节了拒绝敏感性与一般和行为自我知觉间的纵向关系,并在小学与初中儿童中表现出不同的模式。研究证实自我知觉是儿童拒绝敏感性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为儿童社会认知及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提供新的实证依据。     

儿童拒绝敏感性与自我知觉的关系:一项交叉滞后研究

采用儿童拒绝敏感性问卷与儿童自我知觉量表对596名中小学儿童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追踪调查,通过交叉滞后回归分析考察儿童拒绝敏感性与多种自我知觉间的预测关系。结果发现：（1）自我知觉的年级差异显著,初中儿童的自我知觉水平较低;（2）在两次测量中,拒绝敏感性与多种自我知觉均呈显著的负相关;（3）控制性别、年级以及自身稳定性之后,第一年的多种自我知觉均可以负向预测第二年的拒绝敏感性,而第一年的拒绝敏感性仅可以负向预测第二年的体貌及一般自我知觉;（4）年级调节了拒绝敏感性与一般和行为自我知觉间的纵向关系,并在小学与初中儿童中表现出不同的模式。研究证实自我知觉是儿童拒绝敏感性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为儿童社会认知及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提供新的实证依据。     

威胁敏感性的概念和测量：生理和认知两种取向

对威胁敏感是人类在应对外部环境过程中不断发展的生存技能。威胁敏感性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取向：生理取向以敏感性强化理论为基础, 将行为抑制系统的敏感性界定为威胁敏感性, 量化为个体应对威胁时的生理、情绪和行为反应水平; 认知取向以信息加工的认知风格理论为基础, 将个体在对威胁信息加工过程中的敏感性偏向定义为威胁警觉, 量化为威胁刺激呈现前后的预期水平和探测水平。未来研究还需进一步整合和界定威胁敏感性的概念内涵, 验证各测量指标之间的关系, 拓展不同种类威胁敏感性的研究方法。     

初中生同伴圈子的发展及其对合作倾向、预期和行为的影响

在社会化过程中,同伴圈子不仅决定儿童青少年的交往范围和互动质量,而且影响其心理发展和社会适应。本研究从苏州市某初级中学选取768名初一学生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追踪,采用社会认知地图、合作倾向评定量表和公共物品困境实验范式测查了同伴圈子、合作倾向、预期与合作行为,运用多层线性模型技术（Two-level HLM）探讨同伴圈子的合作水平对个体合作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1）女生圈子数量最多而规模最小,男女混合圈子规模最大而数量最少;跨地域圈子数量最多且规模最大;（2）女生圈子最为稳定,男女混合圈子最不稳定;（3）在混合性别圈子中,个体的合作预期与行为更容易随着圈子合作预期水平的提高而增强;而在单性别圈子中,个体的合作预期与行为更容易随着圈子合作行为水平的提高而增强。结论：初中生同伴圈子在性别上具有同质性,女生圈子多且稳定;第一年单性别和混合性别圈子的合作倾向、预期和行为水平对第二年个体的合作水平产生了不同影响,即不同性别圈子对个体的影响模式存在差异。     

初中生同伴圈子的发展及其对合作倾向、预期和行为的影响

在社会化过程中,同伴圈子不仅决定儿童青少年的交往范围和互动质量,而且影响其心理发展和社会适应。本研究从苏州市某初级中学选取768名初一学生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追踪,采用社会认知地图、合作倾向评定量表和公共物品困境实验范式测查了同伴圈子、合作倾向、预期与合作行为,运用多层线性模型技术（Two-level HLM）探讨同伴圈子的合作水平对个体合作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1）女生圈子数量最多而规模最小,男女混合圈子规模最大而数量最少;跨地域圈子数量最多且规模最大;（2）女生圈子最为稳定,男女混合圈子最不稳定;（3）在混合性别圈子中,个体的合作预期与行为更容易随着圈子合作预期水平的提高而增强;而在单性别圈子中,个体的合作预期与行为更容易随着圈子合作行为水平的提高而增强。结论：初中生同伴圈子在性别上具有同质性,女生圈子多且稳定;第一年单性别和混合性别圈子的合作倾向、预期和行为水平对第二年个体的合作水平产生了不同影响,即不同性别圈子对个体的影响模式存在差异。     

低家庭社会阶层大学生为何更容易社交焦虑？——心理社会资源和拒绝敏感性的多重中介作用

在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和备用容量模型框架下,探讨心理社会资源、拒绝敏感性在家庭社会阶层与大学生社交焦虑间的多重中介作用。选取1400名在校大学生为被试,采用与积极心理变量结果相关度最高的乐观、控制感、自尊和外向性四种人格特质问卷作为心理社会资源的测量工具,同时施测了MacArthur主观社会阶层量表、拒绝敏感性问卷、Liebowitz社交焦虑量表,还收集了被试的父母亲职业、受教育程度及月收入水平等客观家庭社会阶层指标。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家庭社会阶层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社交焦虑,心理社会资源水平、拒绝敏感性在二者间起到中介作用,同时家庭社会阶层还顺序性地通过先影响心理社会资源、再影响拒绝敏感性这一链式路径对社交焦虑产生影响。因此为了预防和干预低阶层大学生社交焦虑,未来可以考虑提升心理社会资源水平和降低拒绝威胁敏感性两种途径。     

低家庭社会阶层大学生为何更容易社交焦虑？——心理社会资源和拒绝敏感性的多重中介作用

在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和备用容量模型框架下,探讨心理社会资源、拒绝敏感性在家庭社会阶层与大学生社交焦虑间的多重中介作用。选取1400名在校大学生为被试,采用与积极心理变量结果相关度最高的乐观、控制感、自尊和外向性四种人格特质问卷作为心理社会资源的测量工具,同时施测了MacArthur主观社会阶层量表、拒绝敏感性问卷、Liebowitz社交焦虑量表,还收集了被试的父母亲职业、受教育程度及月收入水平等客观家庭社会阶层指标。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家庭社会阶层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社交焦虑,心理社会资源水平、拒绝敏感性在二者间起到中介作用,同时家庭社会阶层还顺序性地通过先影响心理社会资源、再影响拒绝敏感性这一链式路径对社交焦虑产生影响。因此为了预防和干预低阶层大学生社交焦虑,未来可以考虑提升心理社会资源水平和降低拒绝威胁敏感性两种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