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真实与知人之术——基于《韩非子》术论的分析

《韩非子》蕴含着中国古代典型的治理逻辑,君主以治人而非治事为核心。为了帮助君主去蔽求真、获得关于人的政治真实,韩非设计了操控性从弱到强的知人之术,在以无求真、以有求真、以真求真、以假求真四种方法中,既有值得今日借鉴的无为而治、广开言路,也有至今仍有影响、值得警惕的君主诈伪。君主逐渐加强的政治操控导致臣属心理和行为发生扭曲,他们由规则依附转向人身依附,不再以规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是以迎合君主为己任,这在今日制度建设中要予以抛弃。韩非的知人之术本欲维护政治秩序,却在强力控制中走向反面。     

韩非君主观论析

韩非的现世君主观实现了对君主理解的转向,将先秦时理想的君主拉回到现实。韩非认为,君主的现世治理以道为依据,虽然以君臣关系为核心,但又不忽视人民,同时韩非理解中的君主具有非人格化特征。韩非试图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中人之治的治理模式,反对智治和德治。虽然韩非"术治重臣"的政治主张是以加强君权为核心的,但这只是过程性目的,其终极性目的是君主为国而治。韩非的这一论断建立在不稳定的"君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基础上,现实中则常常出现"君国分离"的情况,此时君主强权下的人民会受到很大压迫,而这一点是超出韩非预期的。     

明君之道——韩非君主论思想研究

韩非汲取和改造了老子之"道"理论,将之用于政治领域,借道释君,认为君是"道"在人间的体现,君主只有体道,才能成为明君圣主。他提出了明君之道的基本原则:三守、虚静自处、用人之长、不依仁义,并从反面对君主提出了告诫,期待有明君、圣主能采其言且行之。     

论韩非的“内圣外王”之学

"内圣外王"的本义是指无所不备、无所不在的"古之道术",其后起义是指"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的学问。若"接着讲",韩非之学亦是"内圣外王"。道体沿着两条途径向下落实为"内圣"与"外王":一是道体内化为人的精神,精神积聚而成"德",而"德"的最高层次是心中主道而虚静,是为"内圣";二是道体落实为事物的内在法则,形成了"理","理"又落实为君主的统治手段"法"和"术",是为"外王"。"内圣"与"外王"是并列统一关系。在理想政治中,圣人兼备"内圣"与"外王";而在现实政治中,韩非所论偏重于"外王"。道家、儒家、法家均有"内圣外王"思想,故"内圣外王"应是先秦学术的共性,而非某家之专利。     

“御”与中国古代的治国之道

"御"起源于驾车,定型于君主专称。本文通过梳理"御"观念的演变,分析其与中国古代治国之道的关系。文章首先简要论述马在国家政治中具有重要地位,指明以御为治国隐喻的发生根源。接下来沿动、静两条线索展开:第一,御的动词式演进,经历"御马→御民→御臣"的转化。先秦诸子对此均有贡献,但是充分奠定御的君术地位的无疑是韩非,他的"驾车喻"具有"技艺""控制""主体客体对抗"等特征。第二,御的名词式演进,经历"御者→御礼→御制"的转变。这是一个从具体名词到抽象概念凝固化的过程,仪式是名词性演化的核心。秦汉之际,皇权建立,御最终转化为君主专称,儒家的御礼和法家的御臣术共同缔造了强大的君权。御作为君制概念反应了先人对于治国的理解:君主以仪式和控制实现统治,政治生活中充满了对抗,又不乏协同。     

韩非思想的历史地位

韩非适应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统一代替分裂的形势,批判继承和发展了先秦诸子学说,创立了以法为核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学说和主张“世异则事异”的历史发展观;否定儒家、墨家的仁义、兼爱的道德观念,提倡狭隘的功利主义。在哲学上,他继承荀子“明于天人之分”,改造老子的道,建立了以道、德、理为骨架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强调遵循客观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倡唯物主义反映论。韩非的思想既有精华,又有糟粕:他既主张以法治国、法不阿贵,又主张君主不受制裁、暴力论和文化专制,既主张举贤任能,又主张君主玩弄诡计;既主张听言纳谏,依法处世,又主张君主至上,权力万能;既用社会生产,物质因素说明历史发展,又把历史进步归功于少数圣人。在哲学上,韩非的贡献则是主要的。韩非的思想是地主阶级夺权、建立中央集权的理论。因而当中央集权建立之后,它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不过它被封建统治者在阳儒阴法的形式下继承着。     

韩非法律思想中的"法、势、术"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韩国人,是先秦法家杰出的思想家。“韩非者,韩之诸公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公元前234年,韩非为韩使于秦,遭李斯、姚贾陷害,被迫服毒自杀。韩非的法律思想以“法治”为核心,提出了法、势、术相统一的“法治”思想体系。 为了实行“法治”,韩非认为首先必须有“法”。如果不重视“法”,国家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法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韩非子     

黄老思想因素在韩非子政治学说中的作用

战国后期盛行的黄老思想对韩非子的政治学说无疑有着重要影响。但黄老思想在韩非子政治学说中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起到什么作用,这个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探讨。考察可知,黄老思想中的因循之道启发韩非子要求君主"缘道理""因人情"而立法,其无为思想则被韩非子用来告诫君主不要凭个人的聪明和能力治国,而要依靠法度;黄老思想中的阴柔玄妙、以柔克刚之术在韩非子学说中既可以被君主用来防范大臣专制,也可以被法术之士用来控制和驾驭君主。总的来说,黄老思想在韩非子政治学说中起到了减弱君主专制成分的作用。     

先秦儒家知人思想的源起

中国传统儒家知人思想有着身心一体的理论奠基,因而它不把人的内在之"心"与外在之"身"完全分别对待,而更注重透过人的外在身体表现去把握其内在质性。知人思想源起于政治,发展于政治,最终脱离政治而获得独立地位,这是中国知人文化的早期发展形态。到了孔子之时的轴心时代,原先依赖巫、王以相接于天的传统也受到了冲击,人们可以不再向外追寻,而是面向自身,发现自我。这种自我发现使得人对自身的认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发源于政治的知人也就从政治中获得突破,具有了更为深刻的涵义。     

《吕氏春秋》的执一统众之术

本文着重探讨《吕氏春秋》一书中为帝王治国提供驾驭臣民、巩固政权的执一统众之术。《吕氏春秋》把用众与慎势作为君王保持至尊权利的根本方法,而把正名审分作为控制社会各阶级、阶层使之安分守己从而达到政治稳定的手段,在用人政策上亲亲与尊贤兼采,在价值取向上重义与尚利并用。《吕氏春秋》从维护君主独裁制度出发,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广泛吸取先秦各家有关治道的理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杂家”帝王术。     

试论齐文化权力制衡思想

先秦齐国实行"权力受限"的开明君主制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君主权力制衡思想。齐文化的君主权力制衡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以法制权、以权制权、以民制权、以礼制权。通过权力制衡,有效规范了君主权力的行使,促成了齐国"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冠"的强国富民地位。挖掘、阐发齐文化的权力制衡思想,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消解与建构：《韩非子》文本中的孔子形象

韩非阐述自己学说的方法之一，是对孔子儒家身份的消解以及对其法家新形象的建构。韩非批判儒家仁义立场在治国上的缺陷与不足，认为这种立场会使家、国之间的关系处于失衡状态，是以损害国家与君主利益为代价来保全个人及家族宗法伦理价值的。在弱化乃至消解了孔子的儒家身份以后，韩非以法家立场重塑了孔子为政以法、注重刑罚的法家式新形象。     

论韩非的诚信观

韩非从富国强兵的目标出发阐述其诚信思想,形成了系统的诚信观。他认为君主信任他人存在受制于人的道德风险,法律信用却有利于赢得民心,有利于保护君主权力免受权臣侵蚀,有利于富国强兵;基于信任他人的道德风险和法律信用的价值,韩非提出了"循名责实"的诚信管理论,意在防范诚信风险、彰显诚信价值。韩非的诚信观可以为治理当代的诚信危机提供一些启示。     

韩非子与齐国黄老之学

司马迁著《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指出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可惜语焉不详。直至今日,学界对这一线索仍莫明究竟。对此,笔者曾做过一番探赜索隐的工作,现将基本思路整理成文,以就教于专家。     

韩非“术”论澄释

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传统中,韩非的"术"论被视为"阴谋论",但是这些研究没有注意到《韩非子》中的"术"具有七种含义、八种用法,从而导致了偏颇。韩非提出术治是为了保障君权、重建强国。"术"从产生的基础看,是基于不确定的权力感而进行的防范;从保护的对象看,是针对不确定的权势进行的防范;从表现的方式看,包括从弱到强获取臣下真实情况的各种行为模式;从实施的效果看,君臣间信息不对称的境况导致臣属陷入了预期不确定的危机。     

先秦法家论“怨”——以《管子》《商君书》《韩非子》为中心

先秦法家以"法"观"怨",从知、行、言三个维度切入论题,为中华传统"怨"论框架的奠定做出了独特贡献。从情感发生学入手,管仲、商鞅、韩非等人旗帜鲜明地标举"私怨不入公门"的理念,既通观上下内外,又不限于一时一事。由知入行,先秦法家还通过情感调控一面严明赏罚,以绘制"不怨"的治国蓝图;一面又精研人情事理,提炼出"除怨"与"用怨"之术。秉持功用主义的言行观,法家于上建议君主"怨而无言"统御臣民,于下又主张"刑罚而民不敢怨"的持续高压。将上述理念验之商鞅作法自毙和秦朝二世而亡,可知先秦法家虽构想"无怨"、处处防"怨"却又最终亡于"怨",其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值得深思。     

论广告活动与科学精神

求真的科学精神应为广告活动的唯一重要的基础;求善应是广告活动的核心部分,终极目的;求美是其升华.三方面各不相同.另一方面,广告活动又是真、善、美的统一和集中体现.广告活动必须以求真的科学精神为指导,首先保持过程真,其次保证传播真,并在不断运动中保证传播真与行为真的内在统一.     

儒家政治伦理化的人性论根基及其启示

儒家的政治伦理化意指政治以伦理为基础、方法和目标,其人性论根基是性善论。在天人合一前提下,人之性善首先是人对天、人应然德性的价值选择,这对政治的要求即君主禀赋德性教化百姓、施行仁政以获民意。人之性善更是人对人、天实然德性的情感自明,这可推动家族伦理延伸形成政治秩序。政治伦理化提示政治的终极目标在于人性的自我完善。儒家这一独特理念对未来人类发展方向极具启示。     

“君主本位”还是“君子本位”：论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两条线索

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有两条线索。备受学界关注的“从周”与“正名”的思想线索，接续的是春秋霸政时期以礼维护层级秩序的传统，并非单一维护君主集权。而“小邦君子政治”的思想线索，依托于春秋末期出现的邑宰政治，是由君子在底层担负政治责任，以实现良好的政治局面。与孔子维护“君主本位政治”的传统看法不同，这两条思想线索皆为“君子本位”。它们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中“小邦君子政治”的思路，是孔子政治思想中尤其值得重视的一个面向。     

《道德经》“治大国若烹小鲜”新解

老子众所周知的一句政治名言是"治大国若烹小鲜"。有文字可考,最早注释老子《道德经》的乃是法家代表人物韩非。韩非对老子这句话的解读,两千多年来一直代表着权威注解。但是,历史上也有少数人针对韩非的解读提出了质疑和反驳。本着理性怀疑精神,笔者结合生活经验、文字知识以及对老子政治观念的理解,认为韩非在解读"治大国若烹小鲜"时,确实发生了严重的理解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