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习俗伦理责任到道德责任——西方责任伦理思想的现代性变迁

责任概念本身具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随着西方现代性的发展,西方责任伦理思想产生了"习俗伦理责任"、"类理性责任"与"道德责任"三种责任形态的变迁.在传统社会里,人的责任是个人对自己所在社会结构的习俗伦理责任.现代社会里的责任为个人基于主体外在自由的类理性责任.后现代社会里的责任为个人基于主体意志(内在)自由的道德责任.后现代社会的个体化使得责任解除了外在结构的要求,走向了道德责任.     

“无意之罪” 何以归责?——哲学与精神分析论域下的“无意识意愿”及其伦理意蕴

从古希腊以来,行为的自愿性或有意性便被视为道德归责的依据,而经过基督教哲学对意志及其自由决断的探讨,人的道德主体性开始被明确奠基于自由意志之上。在此过程中,作为相关理论学说的试金石,并非出于自觉的意愿而导致的罪过即"无意之罪"的问题一再以不同形式被提出。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对于"不能自制"问题的分析,还是奥古斯丁对于情感最初波动之罪的考察,实际上都对意愿或意志活动的无意识维度及其伦理意蕴进行了揭示。时至现代,作为精神分析创立者的弗洛伊德通过对"无意识"的系统探究,深化了对于意志问题及其复杂性的理解,并正面勾勒出了某种"无意识意愿"的雏形。在此基础上,拉康在驳斥对欲望的自然主义解读并赋予欲望以特定伦理内涵的同时,也通过重新界定欲望、意志与理性的关系,并构想一种自愿为他者揽责而实现的自由,从而实现了对西方传统的哲学心理学与伦理观的创造性重构。     

康德的道德命令如何可能

道德形而上学要求全部道德概念都先天地错落在理性之中,在来源上具有纯粹性且俱足尊严,合乎责任是不够的,还必须出于责任;纯粹实践理性批判要求自由是一切人的意志所固有的性质,人们以他律和自律的方式来思想自己,意志自由是道德命令如何可能的最后根据。人的价值和尊严不在于漂忽不定的、有条件的幸福的追求上,而在于无条件的、崇高的道德律的敬重上。在道德认识和道德判断的问题上,进行动机抑或效果的、形式抑或实质的二者必居其一的二元判断,逻辑上自相矛盾。     

自由意志、决定论与道德责任：一个实证的新研究

经典道德责任理论认为,"自由"事关人类尊严,"自由意志"是人类在道德上负责任的必要前提,"自由意志"在法学中也被视为承担刑事法律责任的法理基础。通过将经验证据与哲学思辨结合,提出并回应了"无意识的自由意志"问题,指出作为人类能力的"自由意志"存在个体差异。通过218个样本的实验发现:(1)多数公众持一种认为世界不完全由物理规律决定的"非决定论"世界观。(2)公众认为"完全由物理规律决定"并不意味着直接与"自由"相冲突,即存在一种"被决定的自由";高达85.32%的公众认为人类拥有"自由意志"。(3)中西方文化情境中的公众均认为,"道德责任"与"决定论"相兼容:哪怕在一个行动者缺乏"自由意志"的"完全决定"的世界里,一个人也需要对其行为负责。因此,关于自由意志、决定论与道德责任的哲学论断,关于刑事责任的法律推理都呼唤必要的调整。     

来源的不相容论与道德责任

就道德责任的归属而论,有两种典型的情形似乎表明道德责任有一个历史的维度。一些意志自由论者由此认为这为不相容论提供了一个有力论证,并进一步强调道德责任要求一种完全摆脱了因果决定的自由。通过批判性地考察约翰·费希尔对于道德上负责任的行动所产生的机制的论述,本文试图表明这两种情形所暗示的"历史维度"实际上可以从相容论的观点得到阐明。因此,总的来说,我们没有必要设定任何"反因果"的自由来说明道德上负责任的行动的真正可能性。     

试论奥古斯丁著作中的意愿(voluntas)概念--以《论自由选择》和《忏悔录》为例

文章力图从对《论自由选择》和《忏悔录》的分析出发，重构奥古斯丁思想中的意愿概念，以及他在这一观念基础上对人的行为和道德责任的理论解析。奥古斯丁对恶的起源问题的神学关注赋予了他重思自由意愿这一古老问题的契机，他强调意愿作为灵魂能力的独立性，由此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对人的道德行为做出了不同于希腊罗马理智论传统的原创性分析。同时，意愿的独立性也确保了人选择不同行为模式的自由和实现自身本性的自由。正是这一自由确保我们成为自己行为的主人而为之承担颂扬或是责难，亦即道德责任的基础。奥古斯丁这一意愿理论也足以回应当代英美哲学尤其是Gilbert Ryle对意愿概念效用的责难。     

意志的缺席——对古典希腊道德心理学的批评

无论是在柏拉图那里还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在他们颇具代表性的灵魂二分或三分学说中均没有意志概念的位置。我们可以说,在古典希腊道德心理学中并不存在着一个意志概念。而当我们进一步考察与意志概念相关的行为道德责任问题,特别是考察亚里士多德的自愿与不自愿概念时,我们可以发现欲望和理性二元结构是古典希腊道德心理学解释行为道德责任的主要思想资源,在这样的一个结构中意志概念是缺席的。赖尔与威廉斯等人所代表的极端观点认为,没有意志概念的古希腊道德心理学比有意志概念的现代道德心理学在解释与说明人的行为上可能更为成功。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意志概念不是一个心理官能和心理活动的概念,而是同行为的主体性相关。古典希腊道德心理学在根本上是一种自然主义行为心理学,它所根本缺失的恰恰是行为的道德责任概念。     

道德行为归责的可能性——评聂敏里《意志的缺席——对古典希腊道德心理学的批评》

本文审视了聂敏里《意志的缺席——对古典希腊道德心理学的批评》一文中提出的几个基本观点,即古希腊意志概念的缺席、康德意志概念的优越性、行为之道德属性应归责于意志以及赖尔对意志概念的消解之无效性,并对其各自做了回应。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和考量,本文提出如下观点:(一)与狄勒"古希腊无意志"一说中所发现的、在古希腊哲学中缺席的意志概念,对应的是康德的自由抉择(Willkür)概念,而非其意志(Wille)概念——康德将道德的善恶归责于自由抉择,而非作为实践理性的意志;(二)康德也认识到了赖尔所批评的身心间因果作用的问题,而重视赖尔所提出的问题,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康德将意志限制到道德领域的做法。     

“根本恶”或“恶魔之恶” ——“偷吃禁果”神话寓意的双向解读

《圣经》中的偷吃禁果神话历来存在事实和寓意两个阐释角度以及误用自由意志和正用自由意志两类价值判断。奥古斯丁既推崇保罗的原罪遗传说,将其看作祸延后裔的始祖犯罪,也强调意志堕落说,将其视为多重邪恶意志及罪性生命的象征;康德将"出乎道德"的充分动机视为道德行为之尺度,并推导出有关意志堕落的三大根本恶。他进而推翻了偷吃禁果的事实性起源,释之为根本恶的逻辑起源。然而,这一寓意释经同时开辟了其反向诠释的空间。相较于始祖出于诱惑或自爱而从清白守法的自由意志中堕落,他们更像是出于道德义务而偷吃禁果,抗击了以自爱动机为行动依据的根本恶,实践了自由意志的第一次正用,并因此从动物变成人;齐泽克同样持自由意志正用的观点。他激活了康德试图回避的第四种根本恶,即只为恶而作恶、将作恶抬升到伦理原则高度的"恶魔之恶",视之为偷吃禁果神话之真谛。     

论个人道德责任的根据

<正>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讨论了公正与意愿行为、意愿与选择以及意愿与行为责任的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意志自由和道德责任的关系问题,以及判断道德行为的标准问题。亚里士多德把行为者的意愿,即主观动机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应对其行为负责的必要条件,他     

自由意志是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吗?——对一个否定论证的考察

通过被称为法氏例子的思想实验,法兰克福否定了自由意志是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决定论与道德责任相容.法兰克福的论证对不相容论者造成了巨大的挑战.魏德克以及其他一些不相容论者发展出一种主要的反驳策略,但未能切中肯綮.本文区分了本体论上的可取舍的可能性与经验上的可取舍的可能性.法氏例子实际上只涉及经验上的可取舍的可能性,而自由意志陈述的却是本体论上的可取舍的可能性.由于没有做出这样的区分,法兰克福在概念层次间做了不恰当的跨越,将由法氏例子得出的结论看作是对本体论层次上的可取舍的可能性原则的否定.因此法兰克福并未能通过法氏例子否定自由意志是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法氏例子也不能表明决定论与道德责任相容.     

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道德自由及其实现路径

西方道德哲学以理性的个人为基点,形成了“意志自由”和“行动自由”两条确证道德自由的代表性理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两条理路由于忽略了道德自由问题产生的现实生活基础,要么将道德自由推向了道德强制,要么将道德自由降格为道德任意.道德自由只有在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中才能获得真实的理解,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是道德选择和道德责任发生的具体场域,也是道德自由得以可能的真实支点.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道德自由是社会伦理自由,社会性的个人所承担的道德责任是现实的社会伦理责任.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中,社会伦理责任所承载的道德自由才能真正实现.     

责任的伦理意蕴

责任,在现代汉语中有三个基本含义:分内应做的事;特定的人对特定事项的发生、发展、变化及其成果负有积极的助长义务;因没有做好分内的事情或没有履行助长义务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1]康德指出,责任"这一概念就是善良意志概念的体现","道德行为不能出于爱好,只能出于责任".[2]     

康德道德归责论探赜

康德实践哲学中的道德归责难题,因《纯粹理性批判》对自由的先验规定而生,又因《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对意志自由与道德法则的关系所作的同构性解释而尖锐化。康德通过区分感性世界(现象)和理智世界(物自体),将行为的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理性品格,将行为的非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感性品格,非但不能解决道德归责难题,反倒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理论困境:自由实际上成为一个空洞的先验概念。这迫使康德转换视阈,从行动者的实践能力角度重新诠释自由问题。自由被解释为道德实践者自愿选择服从或不服从道德法则的一种意志行动,它与道德性并不能相互化约。因此,自由既联系着善行,也联系着恶行。不道德的恶行同样可以是行动者基于意志之独立的自我规定而作出的自由抉断。如此一来,人不仅要对善的行为负责,也必然要为恶的行为负责。康德由此揭示出意志与道德法则通过自由选择所形成的条件性联结,道德行动者的自由选择就是一种为去恶迁善而进行的斗争。     

自由意志:实证心理学的视角

自由意志是哲学史上最古老、最持久和最艰难的问题之一,并且一直是哲学,包括实证主义哲学和人文主义哲学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心理学家开始尝试用实证科学的方法探索自由意志的心理机制、影响及表达.研究发现虽然自由意志是一种错觉,但人们仍然相信它的存在,并受到它的影响.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道德行为、创造力、自尊和幸福等概念有密切关系.未来研究应在自由意志的概念界定、产生机制、作用功能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并从实证、理论和常识三种水平上综合考察、理解自由意志问题.     

激进意志论的困难与无意志的道德责任——兼与聂敏里、黄裕生二先生商榷

近来以聂敏里和黄裕生为代表的激进意志论者发表一系列文章,阐释独立于自然因果链的意志对道德和自由的关键性作用。他们批评亚里士多德对意志的忽略,高度评价奥古斯丁和康德对意志自由的设定。本文将阐明他们对意志的设定的主要问题:缺乏经验依据容易陷入神秘主义;有循环论证的嫌疑并会滑向无穷后退;甚至所设想的意志根本就不重要。其实,实际生活中的责任追究诉诸的并不是意志而是因果链。道德是进化形成的复杂因果回路,责任的承担者是道德因果链上容易被改变的环节。实际生活中的自由同样基于因果律。因此,道德与自由应该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     

论“由自”——兼及“由自”与意志自由、责任承担的关系

依据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合理活动"的内在逻辑,我们就可以将自由活动分解为两个基本方面:自由与"由自"。直观上,"根据自己的意志"主要体现"由自","进行合理活动"则主要体现自由,前者主要基于自我、基于观念,后者主要基于"我他(它)"、基于实在。"由自"是不应隐没、归附于自由概念的,它需要从自由概念中突现出来加以特别对待。由于人们时常把"由自"混同于自由之中,于是便导致在对自由的规定和理解上出现了一些逻辑上的困难。只有将"由自"从自由概念中提升出来,厘清"由自"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才能对自由有更加深入准确的把握,也才能更好地理解"由自"与意志自由、与责任担当之间的内在联系。     

论意志与法则——卢梭与康德在道德领域的突破

自奥古斯丁提出自由意志概念并将其确立为行为归责的最终根据后,便在西方哲学史上开启了意志与行为法则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在卢梭之前,外在关系说主导着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但是无论是把法则视作来自意志之上的神,还是视作来自意志之外的理性或情感,都会使得自由意志成为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而卢梭对"普遍意志"及其与法则的关系的发现,则使得意志成为了万法之源,从而与法则内在地关联在了一起。卢梭的这一开创性工作,为康德进一步完成道德领域的三大突破奠定了基础。     

论技术主义对人类道德责任的消解

技术主义流行于 2 0世纪的工业社会之中 ,成为支配人们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知识就是力量”的技术主义知识立论 ,在学理层面上消解了人的道德责任 ;技术意志取代人的自由意志 ,在伦理层面上消解了人的道德责任 ;社会生产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标准化和科层制 ,在操作层面上颠覆了人的道德责任 ;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拒斥了对自然的道德责任。     

康德、牟宗三对自由意志的解读歧异及中西人性论比较的伪公度性

康德以自由意志作为比性善/性恶论更本质的属性展开其全部道德哲学的论述,自由意志的不可知是康德的道德哲学的基本坚持。牟宗三、康德自由意志说的最大歧异是“呈现”和“悬设”之别。牟宗三先生是要以传统儒学“圣贤人格”的道德生命来消解康德学的现象界/本体界的两相悬隔。但是,牟极力与康德的呈现说对扬的不过是“道德原型”的概念,而该概念在康德是属于经验世界的消极的、负面的概念,因此,儒家的“理想人格”(“道德原型”)与先验哲学的实践理性法则是互相排斥的,牟先生的呈现说实际上意味着自由的自我取消。牟先生以“天人合一”的预设作为儒家道德形而上学之呈现的自由意志说的唯一理解规则,说明他无意疏通一条儒学与康德学之间可以互容共通的方法管道,而是设置了一条仅供接受心性儒学的观念图式的人通行的“单行道”,这与他借康德学的主体性构架来阐发传统心性儒学普世的思想性和时代感的普遍性致思是相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