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试者知情同意决策与家庭的相关度研究

在中国大陆,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影响着受试者知情同意的决策,包括研究者的告知和研究者的导向、人体研究不同分期或类型的差别、受试者个体特质的状况、受试者家庭及类家庭成员(朋友、同伴等)的观念.这些因素与家庭的相关度不尽相同,家庭在不同领域、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人体研究中参与决策表现出不同范围和深度.论证了在受试者知情同意决策过程中,需要受试者家庭或类家庭成员的参与,以实现保护受试者的目的.     

临床决策中患者及其家属的地位与作用

医生、医院每天都在为患者做临床决策.而在各个决策中患者与家属应该处于什么地位的问题早有争论.除了疾病外患者性别、年龄、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个体差异决定了医生决策的不同.患者要真正参与.就必须真正全面知情.关于患者参与多少的问题要因人而异,可能只是提出意愿,可能提出耗资的底线,可能权衡费效比,可能以生活质量为唯一原则.总之,临床决策中患者及其家属的地位因人而异.     

基于性别平等的和谐家庭论

性别平等是实现和谐家庭与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和特征.和谐家庭应是保障男女人格尊严、人生价值、权利地位、家庭责任及生存和发展机会的平等基础上的新型有序状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在我国家庭领域基本得到贯彻,但是当今家庭仍然存在一些性别不平等现象.实现基于性别平等的家庭和谐的社会途径是提高女性家庭经济地位、建设先进性别文化和进一步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     

编织一张丝丝相扣的育人之网

德育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和学生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在智育、体育、美育等教育中,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学校工作起着导向、动力和保障的作用.德育还肩负着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奠基的任务,德育不仅能促进学生品德的发展,而且也能促进学生智能的发展;不仅有发展个性的功能,而且还具有社会性的功能.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也深深地认识到了德育不仅仅是学校的思想教育,家庭德育对孩子的成长显示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突出.家庭德育乃是学校德育的巩固,社会德育乃是家庭、学校德育的深入与实践.对于班主任来说,构建家庭、学校、社会相统一的德育教育,就要编织一张育人之网.     

老年抑郁症治疗决策与个体化和系统论

老年抑郁发病率高,病因、临床表现、预后有其特殊性.在老年抑郁症的治疗决策中,运用个体化和系统论的原则,选择个体最优化综合治疗决策,改善老年抑郁症的不良预后,减轻本病带来的家庭社会负担.     

八至十世纪敦煌尼僧与世俗家庭的关系

人们通常认为尼僧作为出家人将与出家前所在世俗家庭的关系不复存在.但在8至10世纪的敦煌,情况并非这样.当时佛教极为盛行,崇佛礼佛常常成为许多家庭的重要生活内容,许多皈依佛门的尼僧与家庭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孝敬父母,为他们写经造像、参与家庭事务、出家不离家,即其与家庭关系密切之表现.本文利用丰富的敦煌文献对此问题做了论证.     

亲关系动机对家庭消费决策及婚姻满意度的影响

为探讨亲关系动机对家庭消费决策及婚姻满意度的影响,通过两项研究分别在单独决策和共同决策情境下,采用家庭消费决策任务、亲关系动机量表、婚姻调适测定问卷对118名个体被试(研究1)和94对夫妻被试(研究2)进行考察,结果发现：(1)当个体单独进行家庭消费决策时,亲关系动机越高,理性程度越低,而婚姻满意度越高;(2)当夫妻共同进行家庭消费决策时,不同亲关系动机组合下的夫妻理性程度无显著差异,而整体婚姻满意度差异显著,具体表现为夫妻二人亲关系动机“同高”组合下的整体婚姻满意度显著高于“同低”组合和“混合”组合,后两者之间无显著差异。此外,结果还发现亲关系动机与年龄、婚龄、子女情况、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均有关。本研究表明,亲关系动机虽有利于提高婚姻满意度,但在个体单独决策时易引发非理性消费,强调了互动沟通在家庭消费决策中的重要性。     

恶性肿瘤临床决策中应重视的问题

恶性肿瘤是特殊的疾病,临床决策具有高度复杂性.医患共同决策是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多科室合作是决策成功的保障,生命质量是应予以高度关注的课题,人文思想是现代医生必备的素养.     

医疗保险循证决策支持的国际经验探析

英国、加拿大、美国和德国的医疗保险制度不尽相同,但均通过制度来保障医疗保险的循证决策,并由专业的组织机构提供循证决策支持信息。各国的实践经验表明,新技术是循证决策支持的重点,明确的方法学指南指导证据分析,循证决策支持信息整合了研究证据、专家观点以及患者/用户的价值观。严谨的循证决策依据与推荐意见、决策支持信息的公开透明保障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建议我国完善医疗保险的循证决策制度,决策支持机构公开透明提供经评价的科学证据,决策者切实将高质量的证据作为决策依据。     

医患共同决策相关问题思考

医患共同决策作为西方较常见的临床决策模式,对减少决策失误和增进医患关系有着重要作用,但中国传统社会背景下患者的家庭结构、疾病认知度与就医模式等严重影响着医患关系和决策自主性;在医生与患者的责任分担上,专业壁垒的存在让医患共同决策可减轻医生决策压力的理论设定受到质疑,患者对医生既信任又怀疑的矛盾心境也使医生的角色进退两难。因此,医患共同决策模式作为较理想的决策模式在中国临床实践中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