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辩者之囿

正名家何以为名家,并非只是出于对"名"的关注。可能除了道家声称"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之外,百家之学对于"名"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关注。荀子有专门论"正名",法家常称刑名之学,墨家更有专门的《墨经》论名学,可见名学不是名家的独门功夫。名家的根本特征大概如司马谈所论,是"专决于名而失人情"(《史记·太史公自序》)。专注于"名"是其一面,失于人情则是另一面,此于名家可谓一体之两面,只有两面都说齐全了,才是名家的真面目。对于名家的名学思想,现代学人所论可谓     

主持人语

正中华文明"轴心时代"的先秦诸子的思想,皆关心政治问题,此即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谓"皆务为治者也"。儒家、道家、墨家等,基本都在政治之外指点政治的"应然"面相,唯独法家,真正进入政治,揭示政治的本质,并试图从政治的视角来规范与引导政治。秦朝二世而亡,汉儒认定原因在于暴政,"惨刻无恩"的法家学说应对此承担历史责任。千载之下,批判之声不绝于耳。然而,吊诡之处在于,法家被儒者批判得那么不堪,却又异常顽强地"存活"了下来,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执拗低音"。原因何在?恐怕还与法家最为透彻了解政治的理论特征密切相关。     

先秦儒家对诸子学派的学术批评

先秦儒家对诸子百家的学术批评,始于孔子对道家学派和儒家自身的批评;孔子也批评了早期法家、名家和"小说家"的某些思想因素。孔门"七十子"及其弟子的学术批评,基本发生在儒家内部,其中以子游、子夏、子张间的学术批评和世硕、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相与论性情,"皆言性有善有恶",影响最大。战国中后期儒家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批评,除孟子对杨、墨和荀子对"十二子"的激烈批评之外,对诸子学派最著名的学术批评,是孔子七世孙孔穿对名家公孙龙的批评和孔子九世孙孔鲋及儒者董无心的"诘墨"等。先秦儒家对诸子百家的学术批评,反映了原始儒家的思想特点和价值取向,值得重视。     

“道家重玄学”刍议

本文针对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重玄”思潮的各种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上以重玄思辨发挥老庄学的重玄学术思潮,可以界定为“道家重玄学”。它的真正宗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庄子。道体重玄论是对魏晋玄学术体论的深化和超越。道性自然论,推进了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念和对道的本质特性的理论认识。修心复性论,对唐代后期和五代以后内丹学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源。重玄境界论,实质上是对当时人们所遇到的宇宙人生问题提供了一种解答方案。道家重玄学自觉地并富有创造性地适应了当时作为时代思潮的心性之学,并与隋唐佛教心性论一起成为宋代儒学产生的重要资源。     

从“十论”到“墨辩”——先秦墨学的思想转向及其学术史意义

墨学在先秦时期经历过一次意义非凡的思想转向,即由墨子的"十论"转向后期墨家的"墨辩",由政治、伦理转向逻辑、论辩。学界一般以内部分化与外部刺激作为墨学转向的两大原因,然通过《墨子》之文本实可获得第三种解释,那就是"十论"的政治、伦理思想当中本就蕴含着逻辑之自觉与论辩之观念,后期墨家则将此自觉的观念发展为系统的论辩方法。先秦墨学从"十论"转向"墨辩"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不仅为墨子的"十论"做了有力的逻辑补充,对稷下辩者和惠施、公孙龙等名家辩者所代表的战国中后期名辩思潮产生了非凡的影响,对当代逻辑学、论辩术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亦有深远之启示。     

自然与益生之间:道家道教生命态度比较的重要向度

道家倡自然,道教重益生。在生死立场与生命态度上,道家和道教之间发生重大转向与变化。它既与"道"在先秦诸子文化当中地位的下降有关,也与道教产生的思想资源之驳杂性密切相关;既是政治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是人们应对和解决人与宇宙及社会关系的理论需要与精神诉求。     

论韩非的“内圣外王”之学

"内圣外王"的本义是指无所不备、无所不在的"古之道术",其后起义是指"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的学问。若"接着讲",韩非之学亦是"内圣外王"。道体沿着两条途径向下落实为"内圣"与"外王":一是道体内化为人的精神,精神积聚而成"德",而"德"的最高层次是心中主道而虚静,是为"内圣";二是道体落实为事物的内在法则,形成了"理","理"又落实为君主的统治手段"法"和"术",是为"外王"。"内圣"与"外王"是并列统一关系。在理想政治中,圣人兼备"内圣"与"外王";而在现实政治中,韩非所论偏重于"外王"。道家、儒家、法家均有"内圣外王"思想,故"内圣外王"应是先秦学术的共性,而非某家之专利。     

先秦纵横家对诸子学派的学术批评

先秦纵横家有自己的"学术",这种"学术"就是合纵、连横二派对对方思想行为的批评,和他们对其他诸子学派思想的继承与扬弃。纵横家对儒家仁、义、忠、信、孝、廉等核心的价值观念,对道家老子及黄老学派的思想、道家杨朱学派及其杨朱后学的思想,对墨家"非攻"的思想等,既有肯定,也有批评与否定。纵横家与法家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对法家申、韩之学的肯定和赞扬,与一般史书上所谓申、商法家"刻暴寡恩"的评价尤其不同。先秦纵横家的思想理论,最终由《鬼谷子》一书进行总结与批评。《鬼谷子》从纵横权说的角度对儒、墨、名、法、阴阳诸家的思想学说进行全面的批评和扬弃,而对道家和阴阳家之阴阳对立转换的思想观点,则有更多的吸收和借鉴。     

“道尊于势”的历史与性格

“道”、“势”二词常见于中国古代各家思想,尤其是“道”更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范畴。然各家之“道”名同而实殊：儒家为仁义之道,道家为自然无为之道,墨家为尚同兼爱之道,法家为因道任法、因道全法之法道,名家循名责实之道,兵家安国全军、决胜败安危之兵道。而且各家道论中,道的涵义也是多层次的：道是世界的本体或本原;道是世界的本质及其整体联系;道是事物的普遍规律;道是运动变化的过程;道是政治原则,伦理规范,治国处世的道理,立身行事的内在根据,等等。（参见张立文主编《中国哲学范畴精粹丛书·道》绪论,中国人民大…     

论李斯《督责书》与法家思想之异

李斯《督责书》与先秦法家思想有重要差异,长期以来却未受到应有重视。李斯《督责书》的"督责论"阉割了法家形名论,"深督轻罪"观念与法家的"刑罚观"有别,"拒谏"主张是对法家相关观点的歪曲,"纵欲"主张与法家要求君主"节欲"相反。李斯《督责书》忽略、甚至歪曲了法家思想的合理成份,表面上是张申、韩之说,实则尽歪曲之能事,对后世人们正确理解先秦法家思想产生了无法挽回的误导作用。     

先秦法家论“怨”——以《管子》《商君书》《韩非子》为中心

先秦法家以"法"观"怨",从知、行、言三个维度切入论题,为中华传统"怨"论框架的奠定做出了独特贡献。从情感发生学入手,管仲、商鞅、韩非等人旗帜鲜明地标举"私怨不入公门"的理念,既通观上下内外,又不限于一时一事。由知入行,先秦法家还通过情感调控一面严明赏罚,以绘制"不怨"的治国蓝图;一面又精研人情事理,提炼出"除怨"与"用怨"之术。秉持功用主义的言行观,法家于上建议君主"怨而无言"统御臣民,于下又主张"刑罚而民不敢怨"的持续高压。将上述理念验之商鞅作法自毙和秦朝二世而亡,可知先秦法家虽构想"无怨"、处处防"怨"却又最终亡于"怨",其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值得深思。     

道家、道教与道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向称儒、释、道三家(或称三教).自汉魏以来,史家多以"道家"一名混称老、庄之道家与张陵之道教.而"道学"一名既可指称"黄老之学",又为"宋明理学"之代名词.近世以来,学术界引入西学的概念,严格区分"哲学"(Philosophy)的道家与宗教(Reli-gion)的道教.而另外又有以"道学"之名涵盖"道家之学"者.而自19世纪以来,西方汉学界又以英文之Taoism或法文之taoisme统称中国的"道家"与"道教".于是,"道家"、"道教"与"道学"名称的内涵界定与使用范围遂成为学术界多年以来致力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拟从宗教文化与历史学的角度,通过考察道家思想衍变发展的五个历史阶段,即先秦老子之学与庄子之学,秦汉黄老之学,魏晋玄学,隋唐道教重玄学与宋元道教内丹心性学,来探索"道家"、"道教"与"道学"的内在联系与区别.笔者主张,"道家"一词可作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狭义的"道家"概念,就是确指自先秦老、庄之学,秦汉黄老之学至魏晋玄学的道家学术流派;另一种是广义的"道家"概念,就是既包括原来先秦自魏晋的"道家"学术流派,也包括东汉以后创立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这样,既对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哲学的"道家"与宗教的"道教"作出了明确的区分,更为重要的是表明了我们尊重自身文化传统的学术立场.至于"道学"的名称,笔者认为无论从历史的层面还是现实的层面都易于与原有的文化现象"理学"发生混淆,为学术长远计虑,使用似宜慎之.     

韩非思想所受道家影响

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诸子百家既相互排斥,又互相融摄,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韩非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其思想理论有着明显的道家影响痕迹,主要表现为:君道同体说:“道理”范畴的提出;文化专制说;尚法不尚贤;反对“前识” 的认识说;“誓不两立” 的矛盾说;“无为”     

魏晋玄学对老庄“道”的革新

魏晋玄学之所以被称为"新道家",是因为它对老、庄道家思想的继承和革新。这种革新的具体表现是:王弼、何晏,特别是王弼以其"无"本论对老子"道"的抽象性、普遍性的革新;裴颁以其"有"本论对老子"道"的具体性、特殊性的革新;而作为玄学思想发展之终结者和集成者的郭象以其"独化"论对老庄"道"的"有—无"性内在结构的发掘和革新。经魏晋时期的玄学家们对老庄"道"的继承和革新,先秦道家思想在魏晋时代发挥出了新的作用,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申不害术家说”再认识

申不害思想与黄老之学在许多方面确有相通相近之处:在本体论与宇宙生成论上,“道”为两家思想的最高范畴,并且凸现出同样的“前概念”先天缺陷;在政治学领域,二者都高标“名实之辨”,但尚未上升为形式逻辑学的认识对象;二者又都崇尚“因循”、“无为”,与原生道家立足于“天人关系”之上的意蕴已大相径庭。但是,申不害并不是一位黄老思想家,其根本分歧在于:黄老重法不重术,申不害重术不重法。申不害思想的性质是“术治主义”,相韩十五载躬行的是“术治”。因此,申不害既不是法家,也不是黄老思想家,而是术家,是术家的开创者。     

原始道家的道论与心性论

心性问题是中国哲学讨论的几个重要问题之一。在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儒、 释、道三家都曾开创出本门独特的心性思想体系。然而，长期以来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有一些学 者一直存在一种误解：以为道家（涵道教）之讨论心性问题乃是由于佛教尤其是禅宗“明心见性”思想 刺激的结果。本文作者通过对原始道家道论、心性论思想的研究，认为原始道家以精神提升为归依 的心性哲学乃是内在于其修道、体道思想之中。心性思想奠基于道家道治基础之上，是道论逻辑展 开的必然结果。作者还着重结合禅宗心性理论探讨了原始道家心性思想的特色。     

《性自命出》性情论辨析——兼论其学派归属问题

《性自命出》作为儒学文献虽为诸多学者认同,然而亦有将之归结为与道家或法家思想更有相通之处者。依笔者之浅见,否认《性自命出》的儒家学派性质多出于对其中性、情两个重要范畴的误解。本文拟从深入辨析《性自命出》的性情论为基点,一方面纵向探索《性自命出》与孔子的学术关联,另一方面横向剖析它与道家、法家的思想分歧,旨在说明,就《性自命出》不离孔门之宗而又异于道、法之旨而言,它当属于儒家文献而无疑。     

慎到的“齐物论”

"齐物论"是先秦诸子关注的一个普遍论题,慎到等人持有不同于庄子传世的"齐物"思想。《庄子·天下》评述了慎到的"齐物论",为理解慎到的思想提供了新视角。慎到"齐物论"的思想基础是"齐万物以为首",如果以君王为齐物主体,以"法"为齐物标准,以民情为齐物对象,以因循为处世态度,则可将道家的"齐物论"转换成法家的"齐民论"。慎到"齐物论"的思想实质就是法家"齐民治国"的政治理论,为法家治国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但由于慎到"齐物论"兼有"法"的主宰性和主体的无我无知等特征,其思想存在"身心分裂""尚法而无法""蔽于法而不知贤"和"有见于后无见于先"等矛盾。     

基于“位”范畴的“白马非马”论

先秦逻辑研究有"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现代主义’"与"了解之同情"两种范式,作为前种范式之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归为符号学、语言学、逻辑学、哲学等领域;后种范式基于文本与文本时代特征衍生出文本义理,归为历史学(如中国逻辑史等)领域。"‘白马非马’论证"研究也不例外,有"白马非马"论证兼名说、复合名词说、形式化理论说、诡辩说、任意对象理论说等,也有"唯谓"说、"物–物指"说等。本文提出了"唯位"说,即"白马非马"命题提出的理论根据是"位其所位",这里涉及"物、实、指、名、位、谓"诸范畴;并进而论证《公孙龙子》逻辑理论篇为《名实论》与《指物论》,其中《指物论》补充《名实论》里的"物"与"指"关系,例证篇为《白马论》、《通变论》、《坚白论》,其中《通变论》与《坚白论》完善《白马论》中的"白马非马"例证,得出"白马非马"论证是先秦思想孕育出的一种逻辑。     

道家文化在现代工业设计中的传承和发展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家文化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和贡献是不容忽视的.道家思想在理论上的深度与辩证性,是中国哲学思想中所有其它传统哲学体系所少见的.同时,道家文化对中国艺术、绘画、文学、雕刻、设计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