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之学”与无神论

中华民族具有无神论的文化传统,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心性之学"。它产生于我们对人的"天命"的追求;要想实现人的"天命",人们就必须走上"大学之道";对"天命"的追求使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自我完善的内在动力;我们现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则是这一传统的延续,所以就应当继续坚持儒学所开辟的正确方向,深入认识并实现人的"天命"。     

重新认识“心性之学”

<正> 《孔子研究》编辑部提出在学术界开展“心性之学”的讨论,我认为是很必要的。这不但有理论意义,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也有现实意义。要正确开展“心性之学”的讨论与研究,首先就必须重新认识与评价“心性之学”。“心性之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十多年的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心性之学”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心性之学”的深入研究,我觉得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     

应该研究“心性之学”

<正> “心与性”及其关系,是孔孟学说至宋明理学的一个中心议题。搞不清楚这个问题,难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思想。讨论儒学的“心性之学”,无论对于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精华,还是对于建构新时代的精神文明,都是必要的。“心性之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式(传统)的人性论,是内圣之学,是政治观的人性论基础。中国传统的“心性”论与西方人性学说,在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把“性”分为“善”与“恶”,即不是“性善论”,便是“性恶论”。性善论与性恶论,各自的代表是孟子与荀子。他们起点和途径虽异,但归宿是相同的。孟子承孔子心仁论,不仁者,就是现代语言所谓的“没良心”。性善论在道德层面上,持性善,心性合一。荀子也讲心,但与孔孟不同,不是心性合一论,而是二元论。一般地说,荀子将心视为性的高一层次,对性具有主管职能。那么,性是什么,又何谓“性恶”呢?他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     

权近《天人心性合一之图》研究

韩国有着悠久的学《易》历史,早在汉代,中国儒学便已传入其国。到李朝时期,作为易学一部分的易图学研究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代表人物是高丽末期、李朝初期的哲学家权近。他在中国易学家周敦颐《周氏太极图》的影响下,创制了《天人心性合一之图》。《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与《周氏太极图》的轮廓大体相同,都是黑白相间、酷似人形,反映了太极为本、阴阳互补、天人合一的特征。但《天人心性合一之图》又有它独特的一面,将伦理、心性等问题纳入易学体系,完成对前者的超越。由此可见,中韩易学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既有借鉴和吸收,又有创新和超越。     

儒家“心性之学”的界定、历史发展与前景

<正> “心性之学”(the Philosophy of Mind and Soul)一词有广义、次狭义及狭义的理解。广义地说,它应是所有民族(包括东方、西方诸民族)的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部门,指的是探讨人的存在的根本原理的学问。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基督教神学以及各种宗教哲学思想中都有丰富的心性之学的内容,假如我们采取一种次狭义的看法,将范围缩小至中国哲学的话,那么,道家与佛学(尤其是禅宗)无疑都以心性为讨论的重点。但从约定俗成的用法来看,“心性之学”似专指儒家哲学而言。本文将对“心性之学”的讨论限制到儒家,这是狭义的说法,只是为了将问题讨论的对象缩小,并不表示否认其他各派哲学都     

马修·阿诺德的“天人之策”

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既是一部文化批评名著,也是一部政治学名作。作者应时势之需要,赋予文化以政治教化的功能,以此来纠偏中产阶级的市侩习气,驯化底层民众的反抗精神,以力求社会摆脱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可能。阿诺德的对策固然有迂阔不实的一面,可他从文化角度去解决社会问题,对于20世纪新左派知识分子倡导的文化政治多有启发。     

孔子天人之学的生态意义

孔子是儒家生态哲学的开创者。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哲学”这个概念,如同他并没有提出“哲学”这一概念一样;但是,在他的思想言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识,并影响到后来儒学的发展。儒家的“天人合一”之学是从孔子开始的,孔子的“天人合一”之学与生态哲学有极大关系。孔子不仅是提倡人间关怀的人文主义始祖,而且是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而得到人生乐趣的伟大思想家。     

从“天人之学”到“内圣外王之道”——论王船山对庄学之哲学重建

王船山《庄子解》是以经典传注为形式、以哲学重建为鹄的的庄学诠释学著作。王船山指出,正如孔子许狂者不忘其初,庄子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持护者。在存在论上,天地万物是气之流行聚散,道是天地运行过程中的几微之力,以天兼道,天为人之源,人为天之心。在价值论上,天有厚生之德,健顺之道,庄子所谓的"至人之神"是对"天地之神"的领悟,因此提出"天命我而为人,则固体天以为命"的价值诉求。职是之故,在人生论上,他将《达生》篇"反以相天"解释为"参赞天地之化育",并提出人生价值之"立命而相天"与"能移而相天"两大人生归趣,从而挺立起一个既含摄庄子"自由主体"又含摄儒家"价值主体"的人生主体。船山在以《易》《庸》的"参赞"精神诠释《庄子》的同时,也以庄子之因顺自然天道、重视个体存在的"在宥"精神反哺儒家经典在此方面之阙如,从而形成一个更加周延、儒道互摄的"内圣外王"哲学体系。     

心性之学的界定与其主题

<正> 心性之学从何时起,到何时才可称得上一门学问,释、道两家可否称为心性之学,这在学术界大体有一致的看法。在先秦时代,虽然也谈心论性,如孟子、荀子、《管子》之《心术》等四篇,都有较深入讨论,但不能说已构成心性之学,真正的心性之学,应该说成熟于宋明时期,宋明理学中的各种学派,都细致入微地讨论心性问题,所以后来有“无事袖手谈心性”之说,心性之学成为理学的代名词。宋明时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高峰期,其标志在于此时的哲学家对哲学概念都有相对的界定,并深入地探索概念的联系,并自觉地建立体系。宋明时期心性之学的最主要的特点是把心性本体化,并通过工夫来完善本体,本体与工夫是这时期思想的主旋律。关于宋明理学的主旨,我已在《孔子研究》1992年第一期《本体与工夫》一文中作了探讨,我指出从本体上看,有四种类型,一为气本体论,一为理本体     

“精白”之义与儒道心性修养论之异同

学界在讨论帛书《易传》中的“精白”概念时,常论及其与黄老思想的相通之处。考索相关文献可见,今帛本《易传》与黄老典籍对“精白”“神明”之精神境界和“洗心”“洁宫”等修养工夫有不少相近的表达,但二者的思想其实存在巨大的深层差异：就工夫而言,撰写《易传》的儒家学者主张要在“进德修业”的具体实践中锤炼其心,黄老道家则取虚欲、适情之静修路径;就境界而言,儒家期许由“精白”境界而致用利民,黄老道家则偏重关切一己身心之场域。此差异产生之根源,其一在于两家形上架构之重心不同,即儒家注重阐述本源的生生之用,关注万事万物的变化,而黄老道家侧重论述道的虚静特性与精气的普遍性;其二在于两家对人、道关系的认识不同,即儒家认为人之于道是“参赞”的关系,道的充分展现离不开人的作用,而黄老道家则认为人之于道只能因循、顺从,故黄老典籍常言“参”而不言“赞”;其三在于两家对人性之后天可塑性持不同观点,儒家认为人性应在先天禀赋的基础上持续进益,黄老道家则强调人性的先天完满性。     

天赋德性与人文化成——孟荀天人之学比较

天人之学是儒家的重要论域,而孟荀之说正好代表了其\"究天人之际\"的两种基本路向。孟子讲\"仁,人心也\",又讲此\"心\"为\"天之所与我者\",以心性点化仁学,打通天道与心性,证立了儒家道德境界的天人合一精神,表现了儒家内在超越的精神特质,这是从仁学进路发展了孔子天人之学中道德之天的思想,完善了其天人合德的道德理想精神。荀子讲\"积礼义而为君子\"\"礼义之谓治\",将成德成治寄望于\"人\"(礼)而非\"天\",确立了一种以天人之分、天生人成为核心内容的新型天人观念,彰显了儒家人文化成的理性精神,这是从礼学进路发展了孔子天人之学中自然之天的思想,深化了其所倡导的\"人能弘道\"的人文理性精神。     

吴澄理学视野下的易学天人之学

吴澄是光显于元代的著名理学家、经学家和易学家.他在易学的象数之学方面整合汉宋而创辟己见,而在义理之学方面则以全新理学视野解读<周易>经传,开显出<周易>吴氏学--一种理学视野下的独特易学天人之学.其基本内容是:天道为人道的终极价值根据,人宜推天遭以明人事,法天道以开人文;天道性命相贯通,由理气所造化出的天人万象相互内在,息息相通,一体无隔,构成一无限宏大的一本而万殊的有机宇宙生存共同体与生命共同体;万象如此而相连一体、动态流转着的这个世界,亦遂成为人的整个生活的世界;人应透过自觉的德性涵养修为工夫,变化气质,最大限度地彰显出与天地之理一而不二的本然正性,豁醒自足之整体人文生命理性意识,令生命最终达致成为天地之理圆满化身与自觉而圆融体现者的天地境界,进而挺立自己生命的主体性,确立应然的正大宇宙人生担当,促成天理沛然流行、和谐有序而通泰的有机人的生活世界的建立.     

天人之道

正王鲁湘:自从人类进入工业社会,生态问题就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我们应该从什么地方去吸取一种智慧来抗衡这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道教和道教的生态智慧,从天人之道的角度来探讨道教中蕴含的古老智慧。1995年的时候,张继禹副会长、彭马田先生,还有全世界的一些宗教的有识之士,曾经在英国的温莎城堡举办过一个关于宗教与环境问题的会议,而且发表过一个宣言,请张继禹副会长跟我们说一下是     

《洪范》“彝伦攸叙”与儒家天人之极

《洪范》\"彝伦\"一涵,与历代儒者对天道与人道的理解具有密切的关系。汉唐儒者对\"彝伦\"一涵的诠释,与宋明儒者存在根本性的差异。汉唐儒者推崇天意与王权,而宋明儒者的诠释则体现了对王权的限制与对天意的削弱,彼此之间形成了由\"君主—天意\"到\"圣人—天理\"的转向。宋儒在诠释\"彝伦\"的过程中,提炼发明了贯穿于天道与人道的本体之理,并将\"彝伦\"置于人伦日用当中进行考察,使人道的地位得以突显。宋儒以此为回应佛老与重建儒学做出了努力。到晚明时期,思想家重新考量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在阐明天人相通的前提下,以五行生克解释彝伦次序,使天道人道更加融贯一体,由此建立天人中和之极。     

北宋心性之学的发展与宋代《四书》学的形成

面对佛道之学的挑战,宋初儒者认识到必须弥补儒学心性论的缺陷,建立起与佛道之学相颉颃的心性理论.为此,他们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心性论领域,展开心性理论的探讨.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中庸>、<孟子>逐渐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论语>的地位也进一步提高,<四书>成为儒家重要的思想学术资源,不同思想倾向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四书>进行了阐释、利用与发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四书>学.     

“《易》为之原”与“天人之道”——刘歆易学思想新论

学界多把刘歆和刘向的易学放在一起研究,这样很难揭示二人的易学特色和贡献。与刘向相比,刘歆对易学有系统的构建,这主要表现在“《易》为之原”和“天人之道”方面。在“《易》为之原”思想的指导下,刘歆对“五经”的顺序作了调整,把《周易》置于首位。刘歆提出“《易》为之原”的思想,与其认为《周易》是一部关于“天人之道”的著作有关。在“天人之道”思想的指导下,刘歆创作了“三统历”,其目的是以天统指导人统。刘歆创建的以“三统历”为核心的系统,不仅体现了其律历学思想,而且反映了其对宇宙万物、社会历史的形而上学思考。     

孔子“三畏”:“天人之合”的信仰建构

“天人合一”是中华文化信仰的基本认知范式,也是理解儒家思想的关键所在。本文试从孔子“三畏”入手,通过梳理先秦语境——“巫的传统”、阐释“天人之合”的内在脉络、揭示“圣人形象”的伦理处境,指出孔子以“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三个范畴转换了西周“德性—礼乐”文明传统的基本范式,开创了“圣人—仁学”的天人模式,但同时也给后人的信仰实践留下了许多模糊的空间。     

刘逢禄之“例”学

孔子作《春秋》,三传为之诠解,传以经言大义,后人理解"微言大义",或以孔子口传密授,仅公羊得之;或藉"义例"褒贬言之。清人刘逢禄认为,阐释圣人微言大义,必须兼有师法传承与义例褒贬,方能彰明圣人著述思想。清代发扬今文经学,尤推何休,义例之学同时得到重视。论文认为除了经学内在的汉学溯源,清代对"例"的研究,有一部分影响来自清代对"律例"的不断修纂,深化了经学家对"经例"的重视与诠释,同时将汉代藉经义以决狱的做法重新发扬,刘逢禄即具代表性人物。     

“为己之学”——孔子之论“学”

孔子强调“学” ,认为学是一切美德的基础 ,他对子路说 :“好仁不好学 ,其蔽也愚 ;好知不好学 ,其蔽也荡 ;好信不好学 ,其蔽也贼 ;好直不好学 ,其蔽也绞 ;好勇不好学 ,其蔽也乱 ;好刚不好学 ,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将学看成是修身之本。“好学”则是孔门对人的最高评价之一。孔子在回答鲁哀公哪个弟子最好学的问题时说 :“有颜回者好学 ,不迁怒 ,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 !今也则亡 ,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唯有颜回被孔子称为好学。好学 ,孔子自称也是其最大的长处 ,他说 :“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不如丘之好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