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迹论与魏晋士人理想人格

一中国哲学的特点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作为一种“观念原型”在宗教神学、政治理念、人生追求方面均有表现。为了达到或接近天人合一的境界 ,古代哲学非常重视人的能动性方面。这促使中国古代哲学提倡“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的实践人格。先秦儒家站在人文主义立场上往往对“圣人”发出赞叹 ,孔子说 :“大哉尧之为君也 ,巍巍乎 ,惟天为大 ,惟尧则之。”(《论语·泰伯》)《中庸》用内在超越的方式将此归结为 :“诚者 ,天之道也 ,诚之者 ,人之道也。”孟子用心性说将人道与天道联系起来 :“尽其心者 ,知其性也 ,知其性则知天也。”(《孟子·尽…     

心性之学的界定与其主题

<正> 心性之学从何时起,到何时才可称得上一门学问,释、道两家可否称为心性之学,这在学术界大体有一致的看法。在先秦时代,虽然也谈心论性,如孟子、荀子、《管子》之《心术》等四篇,都有较深入讨论,但不能说已构成心性之学,真正的心性之学,应该说成熟于宋明时期,宋明理学中的各种学派,都细致入微地讨论心性问题,所以后来有“无事袖手谈心性”之说,心性之学成为理学的代名词。宋明时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高峰期,其标志在于此时的哲学家对哲学概念都有相对的界定,并深入地探索概念的联系,并自觉地建立体系。宋明时期心性之学的最主要的特点是把心性本体化,并通过工夫来完善本体,本体与工夫是这时期思想的主旋律。关于宋明理学的主旨,我已在《孔子研究》1992年第一期《本体与工夫》一文中作了探讨,我指出从本体上看,有四种类型,一为气本体论,一为理本体     

儒家“心性之学”的界定、历史发展与前景

<正> “心性之学”(the Philosophy of Mind and Soul)一词有广义、次狭义及狭义的理解。广义地说,它应是所有民族(包括东方、西方诸民族)的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部门,指的是探讨人的存在的根本原理的学问。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基督教神学以及各种宗教哲学思想中都有丰富的心性之学的内容,假如我们采取一种次狭义的看法,将范围缩小至中国哲学的话,那么,道家与佛学(尤其是禅宗)无疑都以心性为讨论的重点。但从约定俗成的用法来看,“心性之学”似专指儒家哲学而言。本文将对“心性之学”的讨论限制到儒家,这是狭义的说法,只是为了将问题讨论的对象缩小,并不表示否认其他各派哲学都     

重新认识“心性之学”

<正> 《孔子研究》编辑部提出在学术界开展“心性之学”的讨论,我认为是很必要的。这不但有理论意义,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也有现实意义。要正确开展“心性之学”的讨论与研究,首先就必须重新认识与评价“心性之学”。“心性之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十多年的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心性之学”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心性之学”的深入研究,我觉得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     

从“亨通嘉会”到“知礼成性”——《易传》对礼的哲学思考

《周易》源出上古礼乐政教传统,其礼学思考构成早期儒家礼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言》以礼为君子四德之一。《系辞》提出"知礼成性"说,以知、礼为崇德、修业之本,前者追求形上之道的理解和精神生活的提升,后者突出谦卑、谨细的礼仪生活方式和躬行践履。《易传》礼学拓展了儒家礼学的形上维度,通过礼使天道观、心性论和修养论相互贯通,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影响。     

应该研究“心性之学”

<正> “心与性”及其关系,是孔孟学说至宋明理学的一个中心议题。搞不清楚这个问题,难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思想。讨论儒学的“心性之学”,无论对于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精华,还是对于建构新时代的精神文明,都是必要的。“心性之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式(传统)的人性论,是内圣之学,是政治观的人性论基础。中国传统的“心性”论与西方人性学说,在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把“性”分为“善”与“恶”,即不是“性善论”,便是“性恶论”。性善论与性恶论,各自的代表是孟子与荀子。他们起点和途径虽异,但归宿是相同的。孟子承孔子心仁论,不仁者,就是现代语言所谓的“没良心”。性善论在道德层面上,持性善,心性合一。荀子也讲心,但与孔孟不同,不是心性合一论,而是二元论。一般地说,荀子将心视为性的高一层次,对性具有主管职能。那么,性是什么,又何谓“性恶”呢?他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     

“《易》为之原”与“天人之道”——刘歆易学思想新论

学界多把刘歆和刘向的易学放在一起研究,这样很难揭示二人的易学特色和贡献。与刘向相比,刘歆对易学有系统的构建,这主要表现在“《易》为之原”和“天人之道”方面。在“《易》为之原”思想的指导下,刘歆对“五经”的顺序作了调整,把《周易》置于首位。刘歆提出“《易》为之原”的思想,与其认为《周易》是一部关于“天人之道”的著作有关。在“天人之道”思想的指导下,刘歆创作了“三统历”,其目的是以天统指导人统。刘歆创建的以“三统历”为核心的系统,不仅体现了其律历学思想,而且反映了其对宇宙万物、社会历史的形而上学思考。     

北宋心性之学的发展与宋代《四书》学的形成北大核心CSSCISSCI

面对佛道之学的挑战,宋初儒者认识到必须弥补儒学心性论的缺陷,建立起与佛道之学相颉颃的心性理论。为此,他们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心性论领域,展开心性理论的探讨。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中庸》、《孟子》逐渐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论语》的地位也进一步提高,《四书》成为儒家重要的思想学术资源,不同思想倾向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四书》进行了阐释、利用与发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四书》学。     

《论语》中的“文”

《论语》中的“文”含义丰富，既反映了不同语境下的多重含义，更折射出诸子时代前后思想史上的重要转折——由德礼体系向仁礼体系的创造性转化。西周春秋时期的思想史围绕且聚焦于“德”,并塑造了德礼体系；孔子则进一步突出“仁”的意义，在仁礼互动关系下重新阐发了“文”。孔子和儒家学派将六经作为经典之“文”的重要代表，亦通过天人之道来论说“斯文”,进一步深化“文”的哲学价值，由此建构出基于秩序性与神圣性的思想文化传统，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思想世界和儒家哲学史的发展脉络，至今仍有重要的启发与意义。     

知“道”,成“道”与行“道”——对《郭店楚墓竹简》儒家“德”论的一种解说

哲学的使命决不仅仅是认识和把握形上之理(所谓知“道”),更重要的还在于把形上之理转化为人的内在之性(所谓成“道”),并在此基础上把掌握于人的形上之理对象化于人的实践活动中(所谓行“道”)。因此,知“道”、成“道”、行“道”,是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三个基本环节。但是,并不是所有哲学都能自觉地意识到和处理好这三个环节之间的关系。《郭店楚墓竹简》儒家诸篇对这三个环节的处理和把握,对我们颇具启发意义。《郭店楚墓竹简》儒家的著作分别是《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     

李翱论“诚”

稍晚于韩愈的李翱 ,是韩的侄婿 ,与韩愈的关系介于师友之间。其为文“辞致浑厚 ,见推当时” ,是当时著名散文家 ,也是韩愈所倡导的新古文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和韩愈同样以孔孟道统的继承人自居 ,在儒释道争立的斗争中排斥佛道二教 ,捍卫儒学 ,并且抬出一个孔门心传的性命之学 ,提出复性学说 ,丰富了儒家哲学中心性论的内容 ,给宋明理学很大影响。李翱所作《复性书》是他复性思想的最全面表述。在此文中 ,他讲性善情恶、讲复性 ,受佛道思想影响已无可讳言 ,但他的心性论也有一点与它们大不相同的地方 ,就是他极重“诚” ,“诚”是《复性书》…     

“通”论三题

“通”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诸子百家所推崇的“道”,就以“通”为本质。老子说:“善为道者,微妙玄通。”(《老子》第十五章)庄子则直称“道”为“大通”。(《庄子·大宗师》)成玄英疏:“大通,犹大道也。道能通生万物,故谓道为大通也。”汉代大儒扬雄在回答何为“道”时说:“道也者,通也,无不通也。”(《法言·问道》)南朝黄侃在其《论语义疏》中说:“道者,通万物之妙也。”(《卫灵公》疏)道无所不在,故无所不通。“通”成为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     

天赋德性与人文化成——孟荀天人之学比较

天人之学是儒家的重要论域,而孟荀之说正好代表了其"究天人之际"的两种基本路向.孟子讲"仁,人心也",又讲此"心"为"天之所与我者",以心性点化仁学,打通天道与心性,证立了儒家道德境界的天人合一精神,表现了儒家内在超越的精神特质,这是从仁学进路发展了孔子天人之学中道德之天的思想,完善了其天人合德的道德理想精神.荀子讲"积...     

也说“验之出土文献与历史”——答尹振环先生

尹振环先生撰文《论〈老子〉需要验之出土文献与历史》 (见《哲学研究》 2 0 0 3年第 1期 ,以下简称“尹文”) ,对拙作《老子道论价值取向辨略》 (见《哲学研究》 2 0 0 1年第 6期 ,以下简称“《辨略》”)提出商榷 ,其以“验之出土文献”、“验之历史”置辞 ,断言老子学说为“政治哲学” ,指摘拙论对老子道论之价值取向的辨说乃是“远离了”《老子》一书的“主题”。现扼其要 ,简答如下 :1 .老子虽曾为“周守藏室之史” ,但终于“自隐”而做了隐者。《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谓 :“老子 ,隐君子也” ,又谓“老子修道德 ,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     

孔孟儒家的“性”的理念及其话语权力膨胀的后果

一在孔孟儒家的终极伦理观念中,以天所赐之正命为人之性是立命的一个内容。也就是说,“性”就是指对天所赐之正命进行认同性领悟这件事。“性”作为一个动词就是指人对终极伦理的领悟,就是指人自觉自愿地与天命建立起积极的关系这件事;“性”作为一个名词实际上是终极伦理的内在化和理念化。《中庸》开篇就讲“天命之谓性”,并不是说天所命令的某种东西就是性,而是说天命这件事本身就是性,天命这件事本身就被认同地领悟为性。孟子由心说性,但也清楚地领悟到性与天命之关系：“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因…     

“默识”如何成为一种工夫？——基于历史与哲学的考察

“默识”在汉唐期间的《论语》诠释中本属一般性的知识论议题。至宋明,伴随心性哲学的发展,得力于理学对“心”之认知力的开拓、心学对认知隐默面向的极力发挥,乃至佛学之禅修理念的影响,“默识”逐步转变为冥契本体之认知方式与主体涵养之实践要求。“默识”的工夫论演化呈现了儒家心性修养路径在“道问学”与“尊德性”之间的微妙转换,同时凸显了儒家心性哲学乃是朝向两个层面的确定性寻求,即确定得者为真（朝向本体）与确定真得（朝向主体）。对“默识”的工夫化进程的梳理和分析可为儒家心性哲学工夫论的探讨提供一历史与逻辑的线索。     

法相唯识学与船山哲学

<正> 船山重视法相唯识学,近人时有发明。熊十力先生说,他早岁十分崇拜船山学问,后读佛典,“始知船山甚浅。然考船山遗书目录,有《相宗络要》、《八识规矩赞》二书,自邓显鹤、曾国藩之伦,皆莫为之刊行。诸为船山作传者,亦置弗道。吾臆船山晚年或于佛学有所窥,陋儒或讳其书不传,未可知耳。”(《新唯识论·心书》)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也说:“尤可注意者,遗书目录中有《相宗络索》及《三藏法师八识规矩论赞》二书。在彼时以儒者而知治唯识学,可不谓豪杰之士耶!”船山对法相唯识学如何理解?法相唯识学与船山哲学有何关系?船山于佛学研究为何独着意于法相唯识学?本文试作一些初步探索。     

“道”、“礼”之辩——庄子礼学研究

三代以礼治天下,礼治是其基本的治国模式。春秋中后期以来,礼崩乐坏,社会失序。儒家试图恢复礼治,重树礼的权威,论证礼的价值,从正面建构了其礼学体系;道家则反思礼治传统,揭露礼治弊端,从道的高度批评和解构礼,由此而从反面建构了其礼学体系。在道家学说中,庄子的礼学思想最为丰厚,甚至可以说,庄子礼学即是道家礼学的代表。一、以道批礼:礼是乱之源道家以道为宇宙的本原和最高主宰,视道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总规律,列道为治理天下的唯一准则。老子曰:“以道莅天下”(《老子》六十章),即是要求圣王遵守道的原则,无为而治,顺应自然。…     

“应物而无累于物”

<正> 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和《孔子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小小学术座谈会”。座谈的题目定为:“心性之学”,并且在通知单上写明:“这是一个古老的题目,但望能探得一点‘源头活水’出来”。我觉得会议召开得好,题目出得好,“探得一点源头活水来”的立意更好。“心性之学”,是我们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对我们民族的凝聚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正面作用固然很重大,负面作用也很不小。告子提出:“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孟夫子批评说,这是不分人和禽兽:难道人和牛和犬是一样的吗? (见《孟子·告子上》)看来,告子讲的是人性的最低层次,孟子强调人和动物的区别,是人性的第二层次;还有在人中再分出圣人和凡人的区别,这是人性的第三层次,也是最高层次了。儒家特别强调“修身”、“养心”、“养性”。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树     

周易“易”之本义

<正> 对于《周易》的“易”字,各家解说不一:《易纬·乾凿度》说:“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系辞传》说:“易者象也”;“生生之谓易”,韩注:“阴阳转易,以成化生”;《礼记·祭义》以为“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疏》谓“立此阴阳以作易”;《说文》引“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所以,《庄子·天下篇》说:“易以道阴阳。”这些解说,都说出了“易”含阴阳转变化生的哲理。至于分歧之处,一是说“易”是“不易也”,即变易之道和贞正的原则是始终不变的。另一是秘书说:“日月为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