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基督教的神迹

基督教神迹是什么? 基督教相信神迹,是有神迹的宗教。但基督教的神迹有着它特殊的范畴和含义,其神迹只是出自于信仰真神(上帝)的事迹。应该说,所信仰的真神在自然与历史上完成的事迹是基督教神迹唯一界定,这是基督教神迹的本意。 圣经上的神迹(MIRACLE)亚兰文为MOPET与MPLEOT,译作奇事、神迹与预兆(出7:9,申7:19、29:3),希腊文为TERAS,译为神迹奇事(徒4:29-30,罗15:18),DYNAMIS译为异能(太11:20,加3:5)。这些都说明神迹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在自然与历史上完成的事迹,具有超自然能力的预兆、事迹。     

我们如何理解“医病的神迹”？

在圣经中的确记录医病的神迹,但当人们追求医病的神迹胜于追求赐人生命的信仰之时,这诚然已经背离了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人们为何如此看重医病的神迹?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在对医病的神迹的认识上存有许多误区,倘若能走出这些误区,便能以冷静的态度面对医病的神迹。为此,本文将尝试分析其中的种种误区,并通过对耶稣关于医病的神迹的教训来矫正这些错误的观念,从而走出误区,正确看待医病的神迹。     

走出误区，正确看待医病的神迹

当人们追求医病的神迹胜于追求赐人生命的基督之时,这诚然已经背离了基督教的基本信仰。经文:林前1:22-24在教会里,医病的神迹总是一个大家喜闻乐道的话题。因此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问“上帝能不能医病”的询问;探访工作中,常听到“上帝为何不为我医病”的困惑;祷告会上,常听到为疾病祷告的请求;见证会上,常听到病得医治的见证。无可否认,的确有医病的神迹,但当人们追求医病的神迹胜于追求赐人生命的基督之时,这诚然已经背离了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人们为何如此看重医病的神迹?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在对医病的神迹的认识上存有许多误区,倘若能走出这些误区,便能以冷静的态度面对医病的神迹。为此,本文将尝试分析其中的种种误区,并通过对耶稣关于医病的神迹的教训来矫正这些错误的观念,从而走出误区,正确看待医病的神迹。     

社会转型与宗教皈依:以基督教徒为对象的考察

本论文借助于标准化开放式访谈法对社会转型时期民众的基督教信仰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压力或危机事件的触发是现阶段民众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内在动力,社会网络的示范和导引是民众接受和皈依基督教信仰的中介因素,“神迹”或“特殊的感应”对民众皈依基督教信仰具有催化作用,教义与礼仪通过对信仰者人格的转换逐步实现其信仰的内在化。本研究认为,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系统的非平衡状态会使宗教成为替代或补偿性因素而为更多的人选择,但宗教徒的信仰内容中所包涵的不仅是神秘的宗教经验,而且集结着许多世俗生活的需求和渴望,需要理性客观地加以解读。     

历史研究中的信仰问题——以科林·布朗的《历史与信仰:个人的探询》为理论个案

既然历史事实中内含历史学家(历史叙述者)的"我信"、历史言说中有见证者的"我信"、历史事件中的经历者的"我信",既然历史学的对象是历史言说中的历史事件(口传史)与历史叙述中的历史事件(文献史),那么,历史学最终要面对信仰问题。科林.布朗的《历史与信仰:个人的探询》的写作,就是这方面探讨的尝试。该书遵循在历史中理解信仰(包括启示、神迹、圣道、上帝)的原则。对于汉语思想中的历史学界而言,他大量引述神学家的历史文献,无疑使我们意识到信仰在历史书写中、乃至在历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作用,使我们自觉到基督教在理解西方历史传统中不可替代的价值。     

浅论中国城乡基督教会的差异——以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的个案研究

本文以Rodney Stark和Roger Finke的理性宗教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以山东省泰安市的城区教会为个案，来分析中国城乡教会的差异问题，例如乡村教会的实用主义、灵恩倾向、容易接受神灵，以及保留先前信仰的某些方式等。认为他们的宗教文化资本概念与36和37命题在理解城乡教会方面颇具启发意义，可以把中国人在皈依基督教过程中在信仰上的某些持续性，即信仰的功利性以及重视神迹奇事的灵恩倾向等，视为宗教文化资本的保留和转化。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续二十)

正当我们谈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基督教"是一个首先需要加以界定的概念。当人们提到基督教这个概念时,或者是指基督教信仰,或者是指基督教会,或者是指基督教传统。作为启示的宗教,基督教的启示特征不可否认。但基督教作为一个信仰和文化体系诞生于亚洲,有其东方文化渊源,又是希伯来文明与希腊罗马文明的结晶,并影响着整个的西方文明,也带有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基督教作为一个教会组织体系,是在两希文明及以后其他文明的相遇、碰撞下逐渐形成和发展出来的。也就是说,当基督教向欧洲传播的时     

在中国寻找“上帝的启示”——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对儒释道三教的认识

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先后对中国的释、儒、道三教进行过研究,但其研究中国宗教的目的和过程有必要深入分析。本文认为耶稣会士研究中国宗教是为了在其中寻找"上帝的启示",以此证明在中国人的传统信仰中有虔诚的上帝信仰,以消除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戒心和敌意。在西方社会塑造一个有着虔诚上帝信仰的中国形象,有利于争取西方社会对传教事业的支持,从而推进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携手科学，见证神的伟大——《科学与基督徒信仰》读后感

"科学与基督教信仰",顾名思义是科学与基督教信仰在过去和现在与学术界、教育界的密切关系.阅读<科学与基督徒信仰>一书后,我试着在书中寻找下列问题的答案,"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矛盾吗?""科学与基督教信仰在历史上是如何联系的?""基督教教义对现代科学实验有贡献吗?"     

在主动担当中表达爱国主义精神

正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的先贤们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主动把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的命运与祖国命运紧紧相连,把中国基督教的信仰深深根植于新中国的土壤里,积极倡导和推动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带领中国基督教会把基督教信仰与参与祖国建设相结合,把基督教信仰与推动社会发展相结合,真正地活出了信仰,并见证了坚持基督教信仰与爱国主义的表     

《淮南子》的学习心理思想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汉淮南王刘安编著。唐刘知几说：“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其广博的内容中蕴含有颇为丰富的学习心理思想。本文即拟对此作一探讨。     

生态哲学研究的一个向度——河流自然生命的定位

河流生命一词,多见于文学和艺术作品,用拟人化手法比喻河流是"鲜活的,有生命的",与"陈旧的,僵死的"相对.河流生命作为科学概念,即生态系统的一种具体形式的提出,既来源于全球河流生态危机胁迫产生的河流危机意识,[1]也直接来源于我国黄河管理过程中构建河流生命伦理实践的迫切需要.[2]河流生命有其自然与文化两种存在方式,本文旨在探讨河流自然生命的存在方式,重点对其出发点、立论基础和评价标准做出阐释.     

走出价值相对主义

价值相对主义的理论失误和实践危害,使大多数价值哲学论者都力图克服之。新康德主义的形式先验主义的思路,舍勒的实质先验主义的思路,布伦坦诺的经验直觉主义的思路,培里的现代经验主义的思路,都是克服价值相对主义的不同尝试,都有其合理因素。但由于它们各自理论的缺陷,使之难以真正克服价值相对主义。我们认为,以实践为基点去理解价值的本质,应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去说明价值的相对性与绝对性,才能走出价值相对主义。     

逻辑哲学研究的新标识--《逻辑哲学九章》述评

自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逻辑产生以来,逻辑学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可说是方兴未艾。与之相伴的是逻辑哲学研究也在 20世纪的西方学术界开展得如火如荼。受国际学术界的影响,我国学术界自 20世纪 30年代始,在金岳霖、牟宗三、沈有鼎等先生的努力下,逻辑哲学研究逐步得到展开,特别是20世纪 80年代后,在一大批逻辑学者的努力下,我国的逻辑哲学研究逐渐形成繁荣之势。王路、李小五、张清宇、张家龙和邹崇理等合力完成的《逻辑哲学九章》(张清宇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 (以下简称《九章》)则将我国的逻辑哲学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     

关于当前我国医患关系若干问题的评估意见

2004年7月在大连举行的“医患关系-医疗诉讼-医患维权”的学术研讨会,就这个《评估意见》进行了讨论,现在发表的是依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了修改的文本。我们认为,建立医患之间的诚信关系,正确处理和协调当前医患间的一些纠纷,在如下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是有意义的。     

Mediators of the effects of magnitude of reinforcem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ational mechanisms based upon magnitude of reinforcement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rats. In two experiments, two-choice discriminations were trained in which selections of one lever in one external stimulus and a second lever in another external stimulus were reinforced with food. In the first experiment, it was found that the discrimination was acquired more rapidly when one choice was reinforced with a large number of food pellets and the other with a smaller number of pellets than when other configurations of reinforcement magnitude were provided. In the second experiment, reversal of a two-choice discrimination was found to be facilitated by prior exposure of the animals to the revers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xternal stimuli and magnitudes of reinforcement. These results were consistent with predictions from a stimulus or associative view of anticipatory processes based upon magnitude of reinforc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