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与法权的关系——一种基于康德文本的解读

多年来学者们一直对康德哲学中道德与法权的关系问题争论不休,甚至赫然形成了独立论和依赖论的对立阵营。对于这一经典问题,应采取温和的依赖论立场来看待,但对它们之间究竟是分离的还是同一的,仍不能一概而论。法权必然在一定意义上基于道德,出于自由与道德法则的相互回溯关系,法权的确不能完全脱离道德凭空出世。法权义务是通过自律的理性存在的道德法则而具有了强制他人的权限。然而,法权原则只致力于保障外在自由,规定行动的合法性,使行动首先是合乎义务的。若是缺乏对主观准则的要求,法权法则就不能同时被视为该主体的道德法则。进一步地,着眼于推动行为的动机,允许外在强制的法权原则与以内在强制为动机的德性原则形成分野。由此,法权与道德是同源的,但又并非必然同一的。     

康德论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法权状态的五大理由

康德的法权理论是从纯粹实践理性法则中引申出的,所以排除了经验因素、现实功利、幸福等等的考量,而集中思考法权概念本身所内含的要求。在自然状态下人们的行为关系达不到法权概念的要求,只能暂时地、不稳定地获得自己的法权;只有法权状态（公民状态、公民宪政状态,其政体形态必定是共和制）才能克服这个缺陷。他主张,我们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法权状态具有五大理由,比如自然状态的历史发展中必然出现法权要素、无法出现人们联合起来的普遍的共同意志以实证立法、存在无法执行契约的困境、无法形成正规的具有最高强制力的权力机构、只能按对法权的主观理解行事等,而进入法权状态则能克服这些缺陷,并政治性地实现人们的外在自由。对人而言,走出自然状态,进入公民状态,是我们的义务。     

法权：康德幸福论此案性的回归

康德的德性幸福论存在“德福不一”的困境,而作为至善的世界,应是德福一致.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试图通过“三公设”之设定来调和这对矛盾,但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在晚出九年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提出了“法权”思想,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使得幸福从彼岸回到此岸.     

康德哲学中政治对道德的促进

康德坚信正义的制度设计能够促进民众的道德进步,但从他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的论述中又很难看出政治促进道德的具体机制,这就使康德面临盖尔斯顿所作出的"未能澄清道德进步的来源"的指责.结合康德伦理学、人类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相关论述可以重构出政治促进道德的三条途径:第一,通过消解人们对自我价值的焦虑,消减人性中的趋恶倾向;第二,通过对公共性条件的满足,强化人们的道德动机;第三,通过在制度设计中嵌入自由而平等的人的观念,促使人们把他人当作道德平等者来对待.     

牟宗三哲学中的“道德情感”问题

在道德情感问题上,牟宗三批评康德情感与理性二分,将道德情感排除在道德法则的根据之外,致使道德的兴趣无法解明,纯粹理性无法实践,自由自律成为虚说。牟宗三也批评伊川、朱子\"性情对言\"与\"心性情三分\",致使性理的道德性、道德力减杀,沦为他律道德。同时,牟宗三警惕阳明后学因无真实工夫而\"情识而肆\",将道德之情与欲念之情混淆,一味留恋自然、洒脱之光景而流于狂荡。牟宗三认为,依正宗儒家义理,必须在\"以心著性\"\"本心即理\"的架构下将道德情感复原为即心即理的\"本体论的觉情\",从而证成自律之实义,说明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先天根据。     

从道德自律到道德自然

道德需要自律,自律无疑优于他律.但自律仍然带有强制性,只不过是用内在强制取代了他律的外在强制.因此,道德不能以自律为极限,而应当超越自律,即由道德自律走向道德自然.道德自然通过对道德自律的扬弃,否定了道德自律中的内在强制因素,但将道德的本质属性予以存留,且将其自由升华至极致,这就造就了没有任何强制的道德以及道德选择中充分的、完全的个体自由.与道德自律相比较,道德自然具有非强制、无意识、不造作等特征.道德自然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这种道德境界是在人的原初心理基础上,经过实践、反思与情感升华的长期过程而逐渐生成的.     

论康德对道德律有效性证明的演变

康德确信道德律是理性自我立法的结果,且对一切有限的理性存在者都有效。可如何证明之一直困扰着康德,并为之付出诸多了的努力。康德对道德律有效性的证明先后经历了先天演绎、事实确证、实践归谬和理性启示这四种方式,最终把上帝存在与道德律的有效性联系起来,试图以前者来证明后者。这表明:康德对道德律的确信隐藏着神学的前提。     

哲学退位——论康德哲学中哲学和政治的关系

V．格哈特从西方哲学传统和政治传统来解读康德的《论永久和平》,从康德对“公共契约”中“秘密条款”的反讽论述中揭示出康德的真正意图是为人民提供权利、并实现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的重要变革。在康德之前,西方哲学传统和政治传统一直继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路线。按照柏拉图,哲学和政治应当合而为一,最高的理想是“国王从事哲学、或哲学家变成国王”;按照亚里士多德,哲学和政治具有一种类比结构,“从事统治就像从事哲学”。在康德那里,哲学和政治相分离,哲学批判和政治实践隶属于两个完全独立的行动领域,“从事统治和从事哲学是互补的社会活动”;因而康德为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确立起一个新的范式模型。这个范式模型意味着：哲学退出政治。格哈特把康德对哲学和政治的分离归因于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之间的差异。过去的哲学家往往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同一化,从理论知识来推导实践洞见;康德看到,理论知识是先天的,实践知识则与境遇性和经验性的事务状态相关,因而不能从理论知识来推导实践知识。     

道德目的论与道德合目的论——论康德上帝存在道德论证明的双重模式

康德宗教哲学一方面系统批判了传统的上帝存在的证明,另一方面通过构建上帝存在的道德论证明确立了理性神学的道德根基。相较于传统的上帝存在证明,康德的道德论证明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逻辑证明,而是道德实践层面的主观证成,康德称之为“公设”。学界一般都把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给出的证明视作这一道德论证明的经典表述和完整表达。事实上,在1790年出版的《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曾试图从道德合目的论的角度将其作进一步引申与延展。尽管这两种论证模式其核心内容从表面上看的确具有相似之处,但实质上又存在某种内在差异。     

论海德格尔对康德实践哲学的解读

海德格尔对康德实践哲学的解读是他阐释康德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围绕着道德情感、实践理性、实践自由等问题分析了海德格尔在这一方面的解读内容,并且指出海德格尔的解读是定向于存在论的,属于基础存在论筹划,人的存在问题是关注的核心。他力图发掘康德思想中的存在论-生存论的内涵,这反而丧失了原初的伦理学意义。     

康德哲学的价值问题

本文从人的最高本质“人本身”出发,来探讨康德哲学的价值问题。从价值理论看,康德哲学是以人的价值理念为核心来研究人的认知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理论系统。     

形式、目的和强制——康德划分法哲学和伦理学的根据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认为,义务的根据不在于行为的目的而只在于其 准则的普遍性形式,但他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又认为,行为准则的普遍性形式只是法权 义务的根据,而伦理义务中的德性义务的根据不仅包含行为准则的形式,还包含行为的质料 ,即同时是义务的目的。这两部著作并不矛盾,因为义务的不同根据处于康德义务体系从抽 象 到具体的不同层次。行为准则的形式性条件是定义一般义务的充要根据,同时也是确定法权 义务是义务的充要根据,因为法权义务取决于保障外在自由的彼此共存的普遍形式。形式性 条件也是规定伦理义务中的德性义务是义务的充要根据,但在此之上还需要附加上质料性条 件以便将之与法权义务区分开来,因为履行德性义务的强制的唯一来源是自我强制,而这种 强制预设同时是义务的目的。     

康德是道德内在主义者吗

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之间的争论是当前道德心理学讨论中的热点问题.这一争论的核心是如何理解在某个行动中理性、意志和欲望所起的作用,以及这三种心理状态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康德式内在主义理论需要给出一种论证来弥合理性和动机之间的裂痕.康德实践哲学实际上是围绕欲求能力(Begehrungsverm(o)gon)的两种规定根据而展开的.在康德的动机体系中,理性或道德性与欲求能力之间的裂痕实际上已经通过敬畏(Achtung)这种先天情感得到了合理的安置.     

再论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兼论康德的道德目的论的意义

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所作的批评是富有影响力的,他指责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概念无力在内容上阐明道德的本质。而当代康德主义者在回应这一批评时,却未能在道德现象中揭示纯粹实践理性与客观价值的实质关联,也因此不能彻底反驳黑格尔的批评。通过对康德道德哲学的分析,本文将表明：一方面,形式主义进路服务于论证纯粹实践理性的可能性,并构成了对道德现象的哲学诠释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该诠释成功地揭示了道德意识的意向结构及其事实性要素,并导向了“目的自身”的概念。因此,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所导向的道德目的论可以构成一种实质价值学说。在与道德目的论的关联中,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及其纯粹实践理性概念能够得到恰当理解和有效辩护。     

论民族道德与宗教道德

民族和宗教虽然没有必然联系,但二者之间却又联系得非常密切。这看起来很矛盾,却是事实。脱离开民族实体去看待宗教是不对的;完全从民族的角度去看待宗教亦是不对的。就民族道德与宗教道德的相互关系而言,民族道德与宗教道德不仅相互联系,也相互作用;就民族道德与宗教道德各自的特点而言,民族道德重在自律,宗教道德重在他律。     

康德和黑格尔论人格与自然的内在关联

康德和黑格尔都地肯定了人格与自然之间有着内在关联:康德明确地把保护动植物当作道德人格应尽的德性义务,黑格尔则认为现实的法权人格必须将外部自然物当作自己的财产来加以占有,因而确认了法权人格必须在自然中获得自己的定在即实现。不仅如此,黑格尔还明确批评了法权人格那种片面地对待自然的实践态度。     

康德两种因果性的道德意蕴

康德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四个\"二律背反\"所揭示的自然与自由的因果性问题.通过这两种因果性,康德鲜明地揭示了自然因果性的存在领地和自由因果性的存在领地,使自由因果性典型地呈现在其所探讨的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本体世界.在这样的本体世界中,康德将自由放在道德律令、道德法则和至善的层面上加以探讨,彰显出自由在人的形而上追求意义上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意蕴.对自由的探讨也为他的<实践理性批判>奠定了伦理学基础.     

回到道德现象本身——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论证方法初探

在康德理性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过程中,两种论证方法即分析法和综合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首先用分析法从普通人的相互混杂的道德认识中逐步分离出纯粹的道德现象和原则,力图给真正的道德哲学奠基。随后他又用综合法来论证道德律的实在性并使它在经验世界中能得到现实的应用,以说明纯粹的道德原则并非人的主观臆造。两种方法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共同支撑起道德形而上学的大厦。     

舍勒与康德,殊途同归:道德的善

尽管康德和舍勒的伦理学形态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二者在根本上都属于自律伦理学.康德在人的意愿中探讨道德自律,而舍勒则在人的爱的秩序中探讨道德自律.但是与康德的理性自律不同,舍勒强调的是人格自律.对于舍勒来说,人格是道德的善的载体,人格的本质在于一种绝对时间化,而绝对时间化又是在其通过行为并在行为中持续的生成中进行的,因此道德的善必须具有绝对时间的特征.无论康德和舍勒伦理学之间的差异有多大,他们最终关注的都是道德的善的问题.     

Reason与Reasons:从康德动机论到动机论的康德主义

Reason和reasons都可以表示动机,但reason意义上的动机被理解为能够产生行为的要素, 因而一切能够导致道德行为发生的因素都属于行为的动机;而reasons意义上的动机则可以 被理解为行为者被激发的行为理由。近代康德道德动机论主要在reason的意义上 讨论动机,而当代以内格尔和斯坎伦为代表的道德动机论的康德主义则将主题转向reasons 。从reason到reasons,道德动机由被逻各斯视为法则的绝对理性所统摄演化为被努斯视为 灵魂的理由理性所构建,道德哲学也通过新的道德动机理性观开创了新的发展路径,由此, 道德动机自身也由主体的自律性约束发展为主体间的普遍性建构,而这既体现出道德动机论 的康德主义以合情理性(reasonableness)对康德道德动机论的合理性(rationality)的扬弃 ,同时也回应了休谟主义对康德主义的批判,并彰显了康德主义对现实道德生活的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