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墨义利论比较

儒墨义利论比较张国钧义利之辩一直是中国哲学史的重要问题,而同为先秦时期的“显学”的儒墨两家的义利观在义利范畴的发展上有其开创性的价值,因此对儒墨义利论进行比较,是很有意义的。儒墨二家所揭示的义利内涵有很大的差别,儒家的义利概念大致有公利和私利、道义和...     

儒家义利之辨新探

<正> 长期以来,人们在评价历史上的“儒家义利之辨”时,总是将其视作“割裂义利关系”,“挑起义利问题的争论”,“宣扬重义轻利的道义论”。笔者认为,这些论断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其实,儒家义利之辨,既不曾割裂义利关系亦不曾混同义利关系,恰恰是对这种割裂或混同的克服。义利之辨不同于义利之辩,它所指向的既非重义轻利的道义论亦非重利轻义的功利论,只能是超越道义论与功利论的义利并重论。     

道家、道教与中国文化

道家致思倾向的基本特色 中国道家思想源远流长。在文化史上,有着卓越贡献。春秋末年,儒墨同称“显学”;战国初期,则道墨相互争胜,故孟子谓当时士人,“不入于杨,则入于墨。”儒、墨、道三大学派,鼎足而立。由于所代表的社会阶级不同,赖以建立其思想的科学基础不同,其学术思想的旨趣显然各异。因此在认识论上,各有不同的特色。探讨道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作用,应当从探讨其认识论上的基本特色开始。这就不能不同儒、墨略加比较。     

义利之辨的哲学思考

反思历史上义利之辨，首要的问题就要考察历史上义利之辨的过程及主要流派的基本观点。纵观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宏观地说，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即春秋战国时期的义利之辨，宋明时期的义利之辨及近代社会（鸦片战争——五四时期）的义利之辨。春秋战国时期围绕着义利问题，儒、墨、道、法几个主要学派都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在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最早系统地论述义利问题的是孔子。他把“义”规定为“礼以行义”以左传·成公二年》），即宜于尊卑上下的宗法等级关系。至于“利”在孔子那里，主要是“私”或个人利益…     

略论孟子的义利之辨与德福一致

义利观是孟子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侧面,它由义利之辨与德福一致两个逻辑层次构成.义利之辨层次最能引起人们注意,因为孟子正确审视义与利之间的选择性张力,既能鲜明地坚持道义论的基本立场,又能够对经济生活进行独具特色的伦理辩护.与这一“显层次”相比,德福一致是孟子义利观的“隐层次”,但它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对德福一致的强调,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消解现实生活中的义利之争和思想意识中的义利之辨,是立足于主体素质的建设本身来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正是在此意义上,重新梳理孟子义利观的逻辑结构,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道义论传统的文化意蕴.     

论孟子“义利之辨”展开的基础及其政治走向

孟子"义利之辨"的展开有赖于两大基础,一个是现实基础,另一个是理论基础。现实基础是,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进行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各国的统治者都想快速扩张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理论基础是儒家的"心性论"和"天人论"。其中,孟子本人的心性论和天人论是核心理论。孟子"义利之辨"的最终政治走向是"仁政",也即"王道政治"。从义利之辨出发,孟子的王道政治侧重于"仁义"这个价值要求,忽略了根本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无法对统治者做出有效的限制。正常的政治实践要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应该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而不是顾此失彼。总而言之,虽然孟子的"义利之辨"可以从理论上推导出"王道政治",张扬价值理性,但是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诸多困难。     

论公孙龙、庄子和憨山德清的“非指”之辩

公孙龙和庄子都讨论过"指非指"的命题,后世高僧也参与论析,使"非指"之辩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涉及道家、形名家和佛家的著名公案。然而,三家的讨论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公孙龙侧重于从差异性的角度分析概念,深化了对于概念内涵的思考,但概念使用不严密;庄子在道家境界论的语境下的讨论"非指",从道论的立场出发,主张万物一体,超越了对事物差异性的分别;憨山德清立足于佛教修养论对《庄子》进行解读。德清强调"我见"、"我执"是纷争和是非的根源,以"物论"之齐解释"齐物"之论,将庄子的"非指"之辩落实为非辩之辩,固然揭示了道家之境界,同时也体现了佛教修养论的思想特点。     

朱子设教思想在士庶中的一贯性——以义利之辨为角度

朱子认为利有好坏，但都要严辨义利。对不好的利当然要与义严格分别，极端即为舍生取义，这对士庶来说皆然，因为这关系到人禽之辨，有民之秉彝好德为基础。而考虑到位分、责任不同，对士庶的要求则有轻重、缓急之异，理学家并非苛刻无情者；对好的利仍要严义利之辨，是避免人为利而行义以至于终不免为利而行不义，朱子因此极推重董子“正谊明道”及张南轩“无所为而为”之说。但此时严辨义利并不意味着讳言利，“利者，义之和”既为自然之理，朱子对此平正说之，以礼乐政刑之惩恶扬善与以鬼神之福善祸淫来施教、劝谕皆正大光明，而并非就是以利害动人；朱子认为根本的是先要明理，义理明则利害自明。否则用心专主于功效利害上，设教即成设伪教，劝善即不免为劝恶，而士庶并受其诬。只有在上者既明义利之辨而为之倡率，其作为为政主体的地位才能凸显，政治才成就为德化政治而免于功利主义。且安顿好鬼神之福善祸淫对时政的辅助地位，神道设教的正大、充分含义亦得以彰明。     

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义利之辨及其理论分析

义利问题是伦理价值观的核心问题,也是古往今来人们一直在探讨论争的重大理论课题。本文从历史、理论,现实三个大的方面考察和论证义利之辨。 一、义利之辨的历史演变 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源远流长,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两汉时期、两宋时期、明末清初时期以及近代五个大的发展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的义利之辨是中国历史上第     

“仁”、“兼”辨异

“仁”、“兼”辨异孙竞昊先秦时代儒墨并称显学,相互诘难,其思想宗旨的悖逆源于各自的祖师孔子和墨子。孔、墨存在共同之处：在看待和解决社会问题上,皆从伦理发凡,沿循了伦理──政治的路数。双方都盛言爱,然爱的性质和方式迥异,孔子为＂仁＂,墨子为＂兼＂,这筑...     

《易》墨“义利观”略论

《易》墨“义利观”略论舒大刚梁启超先生曾论儒墨的根本对立,曰：“要而论之,利之大原出于天,而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此墨学之纲领也,其与儒教之根本差异处即在于是。”又说：“儒墨之异同比较,有最明显之一语,即儒者常以仁义并称,而墨者常以爱利并称是也。曰仁曰...     

义利之辨与社会主义义利观

本文从批判义利之辨是“古典的陈旧课题和话语”的观点出发 ,指出义利之辨是古往今来一切伦理学所寻求正确的价值观所必须开展的伦理思维活动 ,并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义利之辨 ,探讨了义利之辨与社会主义义利观之间的关系 ,认为只有通过义利之辨 ,才能真正形成义利并重和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浅议儒家义利观之主旨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而儒学作为二千多年来我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也凝聚了大量有关义利关系的思想精华,对其充分挖掘利用,亦为当务之急。在儒家思想中,“义,宜也”(《二程集》),“义者,事之宜也”(《四书集注·学而》),指正义应当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利”则指利益,孔子、孟子都把利理解为“私利”。冯友兰先生说过:“儒家所谓义利之辨之利,是指个人私利……若所求的不是个人私利,而是社会的公利,则其行为不是求利,而是行义。”犤1犦儒家有关义利关系的思想极为丰富,其主旨为:一、见利思义孔子主张…     

儒家的义利之辨与企业的社会责任

义利之辨是儒学的重要内容。儒家所谓的"义"指一般的道德准则,所谓的"利"通常情况下指个人私利。在义与利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问题上,儒家始终强调义的优先地位,主张义以为上、先利后义、重义轻利,反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但儒家并不排斥利,且认为追求利益是人之本性,甚至认为义能带来利。义有"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和"古今之通义"之分,当三者发生矛盾时,儒家认为应以"古今之通义"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准则。儒家的义利之辨对现代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助于企业和企业家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墨子世系考

我国古代伟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墨翟,是春秋战国时期小邪国(在今滕州市)人。他是墨学创始人,我国科学鼻祖,中华民族三杰(孔子、墨子、老子)之一。墨学“晚出于儒学,高出于儒学”。墨学异军突起,儒墨两家互相驳难,揭开了先秦百家争鸣的序幕。“墨子学说,在战国初期,大有席卷天下之势,如孟子所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自孟子大批杨、墨之后,其势稍衰,到战国末期,墨与儒尚能‘并称显学’。“关于墨子的一里籍及身世问题,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一,本人试就墨子世系问题进行了研究。     

孟子的义利之辨:一种形而上式的理解

义利之辨是儒家哲学传统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漫长而丰富的诠释史与研究史中，本文试图回归与关注的是朱熹对《孟子》首章“造端讬始之深意”的解读。与通常停留在道德伦理与政治哲学等层面对义利的理解不同，朱子关于义利的思考与其心性论特别是理气同构的生成论紧密相关，从而呈现出超乎寻常的思想品质。通过朱子对仁义与利心生成论意涵的揭示，“义利之辨”所指向的人在道德活动中的抉择问题实际转变成了是否朝向人的生成本真而共在的问题。这也使儒家哲学传统中关于“义”与“利”的探讨获得了真正本质性的分判与说明。     

跨世纪的义利观研究——评《义利观研究》

世纪之交 ,河南大学吕世荣、刘象彬和肖永成诸先生合作奉献给学界的《义利观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 ,2 0 0 0年 5月版 ) ,把中国义利观与西方的功利主义、道义论综合起来进行研究 ,不但推进了义利之辨、功利主义和道义论研究 ,而且填补了这几方面综合研究的空白。从世界观高度来研究义利观 ,高屋建瓴 ,是该书最明显的特点。义利之辨、功利主义和道义论首先属于伦理学领域 ,大多数学者也正是在这一层次进行研究和讨论 ,但该书作者们并没有局限于此 ,而是在此基础上把它提高到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层次 ,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思想。他们认为 ,义…     

王船山义利之辨中的公私取向

王船山义利之辨是与公私之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船山不仅对利作出了公利、私利的区分,而且对义也作出了公义、私义的区分,整体上要求重公义、轻私义,重公利、轻私利,故此提出了"循公废私""存公抑私"等命题。与此同时,船山对个人私利亦作出了完全有别于理学的独到性分析,承认个人私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尚公崇私"的伦理学命题,体现出一种早期启蒙的伦理倾向。船山这种"尚公崇私"论蕴含着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机统一起来的因素,是对理学"贵义贱利"以及否定个人正当利益的批判性超越,而其公私论与义利论的结合则彰显出超越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对立而朝向义利并重、公私兼顾的价值目标。     

孔孟荀义利思想歧异

《韩非子·显学》在批判先秦儒学时,认为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把孟子和苟于分列为儒家不同派别,指出他们对孔学取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如果避开韩非对儒学的非难不论,而其对先秦儒学流变的分别,则是世所公认的。司马迁《史记·孟子苟卿列传》说,苟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环,序列著数万言而卒”,他与“序《诗》、《书》,述仲尼之意”的孟子存在巨大思想分歧,是自不待言的。然而,不仅如此,就是孔子、孟子这两位“至圣”和“亚圣”之间,思想上也有差异。对此,我们予以研究,是必定不会多余的。本文仅就孔子、孟子和苟子在义利…     

漫论“何必曰利”

<正> 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发展到了孟子就转换为“义利之辨”,自孟子之后,“义利之辨”构成了诸儒反复研讨的基本问题。近几十年来,批评孟子的人,大都认为孟子的“义利之辨”是鄙视功利,并据此把孟子说成是反功利主义者。孟子鄙视功利说能否成立,这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