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义利观解读

分析儒家的义利观 ,不应仅仅做重义轻利的判断 ,而应将之放到整个儒学体系中去考察。儒家的义利观是在其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产生的 ,是为了从根本上回答人生的目的和理想问题。儒家对义利关系的处理有自己的特色 ,其中有些因素仍然可以为我们今天所用。     

孔、孟、荀义利观研究

义和利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也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不同的思想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义利观,并且相互争论,形成所谓“义利之辩”。人们对义利观的讨论始于先秦时期,两千多年来,儒家的义利观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孟子和苟子是其后的两位大儒,是孔子思想的最具代表性的继承人。孔子、孟子和苟子的义利观基本代表了儒家的义利观,因而,研究他们的义利现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我们在研究孔、孟、苟三子的义利观时,首先要厘清孔孟苟思想的内在联系,并把它…     

论徽商的商业伦理

明清时期 ,徽商贾而好儒 ,深受儒家传统诚信观、义利观的影响。在商业活动中 ,他们身体力行 ,以诚为本 ,诚信待人 ,诚实守信 ,以义为利 ,充分体现了儒家诚、信、仁、义的道德规范     

儒家的义利之辨与企业的社会责任

义利之辨是儒学的重要内容。儒家所谓的"义"指一般的道德准则,所谓的"利"通常情况下指个人私利。在义与利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问题上,儒家始终强调义的优先地位,主张义以为上、先利后义、重义轻利,反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但儒家并不排斥利,且认为追求利益是人之本性,甚至认为义能带来利。义有"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和"古今之通义"之分,当三者发生矛盾时,儒家认为应以"古今之通义"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准则。儒家的义利之辨对现代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助于企业和企业家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传统义利观的评述及其改造

传统义利观的评述及其改造蒋建民作为中国伦理思想史基本范畴的义利观,古往今来一直成为人们所探讨的重大问题。而围绕义（道义）与利（功利）的关系所展开的争论即“义利之辩”,从先秦起,便开始了它的发展轨迹,延续至今,未能有果。然而,要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又...     

先秦儒家人格教育思想的主体性意蕴

儒家教育思想虽然强调了受教育者对于既定的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的服从和顺从,但同时也包含着主体性的道德意蕴。尤其是在先秦儒家的人格教育思想中,其主体性的精神内涵是比较突出的。先秦儒家倡导道德的自主修养,强调道德行为选择的自为自主,主张使自我成为道德意志的主宰者,赋予道德主体在道德低线与道德高线之间选择的权利。这些都可以视作是先秦儒家人格教育思想中所具有的主体性意蕴。虽然它与当代教育所倡导的主体性精神存在差异,但是其所体现的精神旨趣依然值得我们去反思和挖掘。     

论郭店装简“情”的内涵

通过对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等篇中的“情”义内涵的分析,本文认为其中的“情”仍然是“真实”,而不是“情感”之义。“情”在不同语境中虽有多种分析的涵义,但它们之间是统一的,皆根源于性情论之“情”。这为我们重构性情论的真实内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未发”和“已发”而言,“性”与“情”二者在郭店楚简中并不具备相互对应的特性,这与宋儒的性情论并不相同。从先秦到宋明的性情论,朱熹等人利用先秦儒家的相关文献作了创造性的转化;而Chad Hansen和A.C.Graham对中国早期文献中的“情”字义的某些观点,是值得批评的。     

传统义利观要义及其改造与转换

义利观是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其道德观、价值观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说的传统义利观主要指儒家义利观。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传统义利观在统一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行为、维系社会的稳定等方面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其消极方面和流弊，近代以来，在一次次清算封建主义流毒的运动中，传统义利观备受指责。直到近年间，一些论者还动辄把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视之为压抑个性、妨害竞争、阻碍经济发展的陈腐观念。这表明，如何恰当地评价传统义利观，如何确立新的正确的义利观，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加以讨论的问题。一、传统义…     

充义心而生利、反利心以除害——以朱子为枢纽重新考察儒家义利观北大核心CSSCISSCI

朱子认为,《孟子》首章处理的是"义心"、"利心"问题,是在反"利心",但这又不是无法保证后果的"动机论"。在朱子,儒家的这种旨趣,是基于儒家对于义、利的理解以及"义生利"的洞见的,儒家义利观的全面表述应该是:义主合当,不但内在于心,而且外在于事物本身;利则首在各得其所、次在人伦牢固,财用之利,顺此而定;在事物本身,义生利而本末一贯;连人心而论,义心务本而有助于利益自本之末地健康生出,利心逐末而将自末之本地反噬义利;处事之要,在于"充义心而生利、反利心以除害","曰利"之方,当为"罕言"。     

儒墨义利论比较

儒墨义利论比较张国钧义利之辩一直是中国哲学史的重要问题,而同为先秦时期的“显学”的儒墨两家的义利观在义利范畴的发展上有其开创性的价值,因此对儒墨义利论进行比较,是很有意义的。儒墨二家所揭示的义利内涵有很大的差别,儒家的义利概念大致有公利和私利、道义和...     

充义心而生利、反利心以除害——以朱子为枢纽重新考察儒家义利观

朱子认为,《孟子》首章处理的是"义心"、"利心"问题,是在反"利心",但这又不是无法保证后果的"动机论"。在朱子,儒家的这种旨趣,是基于儒家对于义、利的理解以及"义生利"的洞见的,儒家义利观的全面表述应该是:义主合当,不但内在于心,而且外在于事物本身;利则首在各得其所、次在人伦牢固,财用之利,顺此而定;在事物本身,义生利而本末一贯;连人心而论,义心务本而有助于利益自本之末地健康生出,利心逐末而将自末之本地反噬义利;处事之要,在于"充义心而生利、反利心以除害","曰利"之方,当为"罕言"。     

先秦儒家义利观的本质和历史作用

儒家义利观是在总结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政治经济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与利民思想一致,反对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肆意诛求。儒家的义与利并不是对立的,对上讲义,是要限制统治者私利,而得长治久安之大利;对下讲利,是要使人民得一定实惠,安居乐业,从而维护尊尊亲亲之大义。儒家义利观是儒家政治经济思想的集中反映,它虽未被当时的统治者接受,但在以后的历史中发挥了作用。     

中国古代商人伦理精神刍议

1.中国古代商人伦理精神的形成。中国古代商人伦理精神是指中国古代商人在处理同国家、社会、同行、他人关系时表现出来的伦理道德精神。这种伦理精神的来源:(1)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伦理、政治为核心的,在它的影响下,人们的一切事实判断活动都被纳入伦理道德模式中。(2)儒家义利观的影响。儒家在义利关系中一贯积极地追求义。(3)商人阶层的壮大。商人队伍的壮大是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发展起     

义势两辨荣辱相分——荀子荣辱观及其当代启示

荀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系统论述荣辱观的思想家,他在<正论>篇里提出了著名的"义荣"、"势荣"、"义辱"、"势辱"概念.先秦儒家三大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在荣辱观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荣辱观主要通过荣誉感的激励功能与羞耻感的约束功能发挥其道德评价与选择功能.荀子以先义后利为荣,追求内在的义荣的思想为我们当前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先秦儒家对人伦次序的安排——以对夫妇一伦的考察为中心

与西周社会以"亲亲"、"尊尊"为准则建立的以父子一伦为首的人伦次序不同,先秦儒家以"亲"、"尊"、"义"为准则建立了以夫妇一伦为首的人伦关系网。尽管在先秦儒家内部,仍然有不少人认可以父子一伦为首的人伦次序安排,并且这种安排在汉代以后又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观点,但是在先秦儒家那里,以夫妇一伦为首的人伦次序安排却有着发展为主流的倾向。先秦儒家的这种人伦关系理论不仅对现代社会人伦关系的规范和安顿有重要的意义,它也是儒家在现代社会继续生根发芽并繁荣发展的基石。     

试论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

考察先秦时期儒家等学派的天下观、王霸观、华夷观和义利观,可知这四种观念形态构成了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具体来说,天下观支配了中国封建王朝在华夷关系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观念,使封贡关系成为涉外关系的基本模式;王霸观影响了他们处理华夷关系的基本方式,多采取"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的涉外方针;华夷观使中国封建士大夫们乐意于向外输出中国文化,但却妨碍了他们对于域外文化的认识和吸收;而义利观则导致了中国封建君臣轻视国际贸易利益的倾向。     

《太一生水》与先秦儒家性情论

先秦儒家的哲学构架是始于性情论,而又终于性情论的。在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人的性情是天玄地黄、阴阳大化、风雨薄施的摩荡结果。先秦儒家吸收了《太一生水》的自然哲学思想。这不仅体现在儒家哲学的表述方式上,更为重要的是对儒家性情论,乃至整个儒家哲学的整体架构的建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郭店楚简"情"的内涵

通过对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等篇中的“情”义内涵的分析,本文认为其中的“情”仍然是“真实”,而不是“情感”之义。“情”在不同语境中虽有多种分析的涵义,但它们之间是统一的,皆根源于性情论之“情”。这为我们重构性情论的真实内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未发”和“已发”而言。“性”与“情”二者在郭店楚简中并不具备相互对应的特性,这与宋儒的性情论并不相同。从先秦到宋明的性情论,朱熹等人利用先秦儒家的相关文献作了创造性的转化;而Chad Hansen和A．C．Graham对中国早期文献中的“情”字义的某些观点,是值得批评的。     

论孔子、墨子义利观及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对孔子重义罕言利和墨子尚利贵义的两种义利观的分析比较,指出孔子的义利观统一在义上,义为核心;墨子的义利观是以利为本,义利并举;同时指出两种义利观在中国人观念上的影响。对如何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义和利的关系,提出几点建议：1．义和利都要兼顾;2．把义和利有机地结合起来;3．重视和发展义的内在价值的功能。     

儒家之“义”的责任伦理意蕴

儒家之"义"不仅常常分别与宜、仁、礼相连属而构成仁义和礼义的二元结构,同时还经常与利相对应,进而建构了宜→仁→义→礼→利的五元义理结构,以此揭示了儒家之"义"是由发自人内在仁心和遵循外在社会礼法的适宜行为,是由个人自身的仁爱道德情感和社会礼仪规范共同作用而产生出来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是一种与利益相对应同时又追求社会公利的价值合理性实践活动。在对儒家之"义"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误解、误读,尤其是没有注意挖掘儒家之"义"所具有的义务、责任意蕴。对儒家之义可以也应当进行多维解读,尤其是应引进责任伦理学的思维范式揭示儒家之"义"所蕴含的责任精义,以为丰富完善儒家义学思想、构建儒家责任伦理论提供学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