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代孕的伦理正当性研究

完全代孕作为代替他人进行分娩的互助行为,具有伦理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给予不孕方人文关怀与平等尊重。作为一种医疗行为建立在双方知情同意基础上进行的合理代孕,其行为主体不论是委托夫妻还是代孕女性都具有其伦理正当性并应给予相关法律的保障;尽管反对代孕者多只是强调代孕所带来的伦理后果与利益纠纷,但更应有效规制合理的代孕行为,规避其伦理风险与利益纠葛,保障"完全代孕"的合法化制度环境,在我国以家庭伦理为本位的语境之下重视不孕者生儿育女的需求,从而有效规约完全代孕行为所带来的伦理及其社会问题。     

代孕的合法化之争及其立法规制研究

代孕,无论在生命伦理学界还是在生命法学界都引发了巨大争论。在代孕应否合法化问题上,学术界存在"应合法化说"与"不应合法化说"两种针锋相对的学说,这两种学说都基于各自的立场提出了相应的论据。立足于伦理与法律关系的角度,伦理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对于代孕的定位应取决于伦理对于代孕的定性。而在伦理上,代孕是一种违背人类天性的不合理行为。对于这种行为,法律应当予以禁止。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孕规制立法来看,代孕应当为立法谨慎规制。当前,我国对代孕采取了完全禁止的规制模式,但在具体制度设置上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代孕对不孕夫妻家庭关系影响的伦理探究

代孕引发争议的原因之一是,代孕可能破坏夫妻关系,使母子关系复杂化。辨析了代孕对不孕夫妻家庭关系产生的伦理问题,首先,代孕女性不同于介入婚姻关系的"第三者";其次,以代孕破坏夫妻关系的潜在、不确定风险为由反对夫精妻卵妊娠型代孕令人难以信服;再次,辨析代孕产生的两个母亲身份看似复杂但分工明确,有利于保障代孕子女的生命与成长利益;最后,提出代孕对家庭关系伤害的最小化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社会的家庭文化宽容度。     

从合作生殖的视角对代孕生殖含义的伦理辨析

代孕生殖技术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一直备受争议。代孕生殖的技术概念包括完全代孕和部分代孕两类。基于遗传学联系、情感联系和伤害风险的考量,只有不孕夫妻提供精卵、代孕女性孕育分娩的完全代孕在实践中可行。同时,基于合作生殖的视角,虽然代孕生殖可能引发人们对传统婚姻伦理和亲情伦理的种种论争,但是通过完全代孕技术帮助不孕夫妻的代孕女性不是破坏婚姻关系的所谓"第三者",代孕女性"生而不养"的事实亦不应被斥责为不道德。     

从规范代孕角度浅析代孕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2015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订中"禁止代孕"入法失败,"规范代孕"被提出,代孕制度立法困难凸显。实践中,"禁止代孕"未取得预期效果,海外代孕和非法代孕增多。无锡"冷冻胚胎案"后,胚胎如何处理促使代孕成为讨论焦点。在社会价值基础发生转变的前提下,基于法理、伦理、法经济学的立法考量分析规范代孕,并从年龄、婚姻、健康等方面对受术夫妻和代孕母亲的主体资格进行规制。在适用范围上允许不孕不育患者申请代孕,达到代孕与社会实际需求的融合,形成良性有序的代孕医疗制度。     

代孕协议法律规制之我见——以代孕双方权利义务为中心

为体现规制代孕协议的公共政策和公平保护当事人的利益,通过对代孕协议的订立、生效和当事人基本权利义务的分析,从法学的角度提出,应对代孕协议的订立和效力进行较多干预,代孕母亲应在身体自治权得到尊重的范围内负有避免出生缺陷的义务和享有获得补偿的权利,代孕双方享有相应的解除权以避免根本利益的损害.     

代孕合法化的争议与回应

近年来，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主张代孕合法化或有限合法化的趋势愈发明显。本文基于公序良俗的本土性和时代性特征，采纳以尊严为中心、权利义务相统一的话语体系，秉持明定主义的理论立场，结合对权利泛化现象的辩证分析，论证代孕在观念日新的当下并不具备合法化的法律和现实基础，禁止代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是我国应当坚持的立法选择。我国现行禁止代孕的立法设计还存在不足，以致代孕行为屡禁不止，因此应尽快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法》,协调各相关监管机构开展联合执法，加强行政处罚力度等，从不同维度对代孕行为进行打击和监管，共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     

代孕技术的伦理与法律思考

简要介绍了代孕的概念,指出了在我国有条件开放代孕的合理性。从家庭关系、子宫工具化和婴儿商业化三个方面给出了代孕合理性的伦理依据。从合同法、身体权、生育权三个方面给出了法律的解读。从伦理与法律两方面对我国有条件的开放代孕加以论述,并提出相应对策及理论支持。     

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视角下的代孕探析

近年来代孕现象频频发生,由此代孕引发的纠纷越来越多.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是近年来刚刚兴起的新思潮,从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这一独特的视角对代孕问题进行探析,强调同情、关怀的价值,注重从情境、情感和经验分析,并从包容角度去看待代孕现象.从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的角度对代孕现象引发的伦理问题进行探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的代孕伦理规约,旨在合理利用代孕手段,使其能真正为不孕不育者带来生育的希望,避免出现伦理道德和社会的混乱.     

伦理与法律对冲下的代孕思考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进步使代孕成为可能,因女性子宫机能障碍而丧失生育能力的夫妇可以借别人的子宫获得与自己有遗传关系的子女,因而代孕有其社会必然性,合理的非商业化的代孕渐被多数国家接受并立法。我国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但是近年来国内不少地区代孕现象屡见报端。通过对代孕现象的探讨分析,建议应从对社会和个人有利的原则出发,制定相应的伦理规范和严格的法律政策,允许代孕技术的合理应用。     

认定代孕子女亲权关系的基本准则浅析

代孕虽被禁止,但代孕引发的亲权纠纷时有发生。判断代孕子女亲权关系的焦点问题是应当以什么标准来界定代孕子女法律上的父母亲权关系。就该问题,目前四个判断标准,血缘说认为谁是卵子提供者谁是母亲;分娩说认为谁分娩谁是母亲;契约说认定根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判断谁是母亲;子女最佳利益说认为应当根据对代孕子女的最佳利益标准来认定亲权关系。以真实案例为背景,辨析判决结果,认为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和社会环境下,应当以维护子女最佳利益为目标,综合考虑辅助生殖技术的初衷、公序良俗等因素,针对不同情况,适用不同的认定标准。     

大数据时代信息安全的伦理考量

信息安全逻辑上包括隐私保护,因为当代隐私保护主要是指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如果 将信息安全置于道德评价的视野,其也会展现出伦理价值的一面,且信息安全之伦理价值不 是纯粹主观的,而是在信息安全之客观属性与人们的道德需要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信息安 全的伦理考量包括对信息安全之技术保障、法律保障的伦理辩护,而论证信息安全的伦理价 值,即是对信息安全之技术保障、法律保障的一种正当性辩护,因为至少要具备一定的伦理 价值,才可能给出技术保障、法律保障的正当性理由。但对于信息安全的伦理考量不限于对 技术保障、法律保障的正当性论证,还应当阐明信息安全的伦理保障,以作为技术保障、法 律保障的重要补充,行使技术保障、法律保障所鞭长莫及的独特功能。     

代孕的伦理争议

代孕是随着科技进步而出现的一种事物.与传统的生育方式不同,代孕的妇女在产下孩子后,对后者不拥有父母通常对子女所拥有的权利.这引发了极大的伦理争议.许多代孕的批评者或者认为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或者认为这种行为在当代社会性别不平等的背景下是不道德的.但前一种批评仅适用于代孕者在产后改变自己心意的情形,而后一种批评则不能说明代孕本身是不道德的.在公平的背景下,基于自愿基础的代孕应该得到伦理层面上的认可.     

代孕女性工具化问题的伦理辨析

代孕女性工具化问题是代孕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代孕反对者认为代孕女性为他人生殖后代,被当作生殖工具,使代孕女性的人格尊严受到贬抑,因此代孕是不道德的。本文基于生殖能力本身具有工具属性的客观事实,从代孕女性和代孕需求方的代孕目的、代孕女性与代孕胎儿的情感异化、代孕女性与代孕婴儿的分离异化三个方面,辨析代孕女性工具化问题的含义及其伦理问题,尝试论证代孕女性未被仅仅当作生殖工具。     

企业、经济伦理创新的依据:从“为什么”到“如何”的思考

对企业、经济伦理创新依据的完整思考,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为什么"和"如何",而且两者应该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为什么"强调的是认识理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描述:"外在的压力和挑战"以及"内在的正当性证明"。就前者而言,包括全球化、可持续发展和金融化三个元素,这也可以看作是事实依据;而内在的正当性证明同样可以从另外三个方面得到解释: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经济行为与道德情操的相互支撑关系;综合意义上的财富创造,这些可看作是理论依据。"如何"强调的是操作意义上的实践理性"应该怎么做",这涉及五个伦理原则:尊重、平衡、公正、开放、共享。     

人体器官获取行为关涉的权益位阶及法理之透视

人体器官获取行为即尊重提供者意志与违背提供者意志两种主要行为方式。通过对自愿无偿、商业交易、违法犯罪、国家强制征收这四种获取行为方式所关涉的权益位阶进行深入地透视分析。在坚持尊重器官提供者意愿的前提下,并在生命健康权利实现、权利均衡保障、尊重生命伦理价值、公平效益均衡的关涉权益位阶理论和法理原则的制约下,提出化解人体器官获取行为利益冲突的建议。创制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体器官接受者的生命健康需求的法律制度和运作机制,保障器官来源渠道的合法、畅通,充分发挥人体器官移植造福人类的效益。     

性别差异的伦理之重

中国伦理型文化对伦理世界的文明设计和建构始终以承认、尊重性别差异为前提,并把性别差异提升到宇宙哲学的高度,同时认为男人和女人作为伦理世界的两大伦理原素,"伦"之"理"、"道"之"德"的具体化、现实化便是男性和女性基于自身伦理身份所应具备的伦理性格和道德气质。然而,现代社会对"性别平等"的过度解读,导致性别差异模糊化甚至伦理异化。这种模糊化或伦理异化既给女性带来新的生存压力和身份伦理冲突,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男性"顶天立地""保家卫国"的阳刚之气和伦理责任感,使现代社会陷入伦理失序的文明危机中。要使性别差异归于伦理之正,应当在尊重性别差异的前提下,培养男性和女性维系家庭和国家这两大伦理实体的伦理能力,进而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     

“合法律性的正当性”何以可能——哈贝马斯对哈特法哲学的批判与修缮

实证主义法学的代表哈特力主道德与法律在概念上无必然联系的分离命题,持"合法律性的正当性"模式,把正当性萎缩成形式程序的合法律性。在哈贝马斯看来,法律实证主义意义上的"合法律性的正当性"取消了对法律正当性之理性基础的考量。他遵循商谈模式的程序路向来重建法律的正当性,从基本立场、论证模式、权利审视及认可方式这四个向度来批判与修缮哈特的法律正当性理论,其"重建式的法律正当性"理论为我们研究法律正当性问题开拓了新的视野。     

关于“代孕爸爸”事件的生命伦理与法律问题思考

全球首位“代孕爸爸”托马斯·比提的高调出现,带来了一场激烈的关于生命伦理与法律的大讨论。变性人的婚姻、生育及代孕问题让我们不得不对变性手术、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以及代孕技术这些新兴生命技术进行再思考。我们不仅要肯定新兴生命技术的合理性,也要防止其所产生的潜在负面影响。合理利用新兴生命技术,客观地分析该事件并制定相应的法规是避免出现伦理道德和社会混乱的有效途径。     

论政治的正当性

政治的正当性问题,是政治伦理和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自古以来,人类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从不同视角对政治正当性进行探索和实践的历程,就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程,是人类政治同"善的生活"逐渐统一的历程.政治与"善的生活"的联系,在历史、法律和价值三个方面得到不断揭示和深化.政治的正当性,作为一种政治秩序应该获得其成员承认的价值根本,在人类政治生活中具有优先性:它是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国家与社会、政治家与公民有效结合的基础;是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对谋取"善的生活"的不同方法和途径,决定了人类政治生活的变更和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