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社会秩序变迁与话本小说的宗教教化思想

晚明社会隐藏着诸多导致社会变迁因素.在思想层面上,民间宗教作为官方扶持的正统宗教的"异端",教门派别纷繁芜杂,时而演变为普通民众拒抗官府的政治工具;在经济活动中,商品经济萌芽,商品贸易活跃,拥有巨大经济实力的新兴商人阶层要求分享特权阶层之权利.这两方面因素导致晚明社会传统秩序、价值观念遭受冲击和挑战.本文集中研析晚明社会变迁背景,以及冯梦龙、凌蒙初为代表的话本小说之宗教思想,试图揭示晚明话本小说宗教教化社会之目的.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晚明社会秩序变迁的两大因素:宗教因素和商品经济活动因素.(二)文人士大夫创作的话本小说中所持守的宗教观点和态度.本文得出结论为;作为封建士大夫阶层中的一部分,文人群体不可能对自身所属阶层有质变性的超越.绝大多数话本小说作品主题思想表明:晚明士大夫文人群体极力宣扬和利用正统宗教思想观念,教化社会风尚,旨在维护和恢复传统的社会文化秩序和价值观念.     

易学与晚明小品

易学是晚明小品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之一。晚明小品家的人生观、生活情趣,晚明小品理论强调小品短小、简易、新奇、独抒性灵、自然而然,皆直接或间接地吸取易学理论资源。晚明小品创作多方面受到易学的深刻影响。晚明小品兴盛也促进了易学的“小品”化。     

《楞严》之诤与晚明佛教——以《楞严经》的诠释为中心

《楞严经》在晚明的流行,其主要表现形态是大量注解的出现。对《楞严经》的异彩纷呈的诠释,又是与这一时期的佛教复兴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本文以《楞严经》的诠释为中心,通过对晚明"《楞严》之诤"这一佛教思想史"事件"的梳理,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展示《楞严经》的历史"境遇",并以此关照晚明时期佛教的基本状况。     

王阳明与蒲益:论晚明佛儒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晚明时代佛教义理全面中国化,阳明心学与其在义理、修持、道德观等方面多有互鉴之处.但王阳明与晚明四大高僧之一蕅益智旭二人之佛教观代表了佛儒二家思想旨趣之根本互异.阳明心学的开创与佛教心性论的发扬有直接关系,阳明心学的发展在对佛学义理进行摄取的同时.也刺激了明代佛学思想的发展.阳明心学与晚明佛教思想的关系是互动与共同发展.     

明宗与辨异:李材对何为儒学的思考

面对晚明三教混杂的现象,正学与异端问题成为晚明儒者的共同关注.李材立足于《大学》的"知止"和"修身"观念,重建儒家心性、经世合一之学,并以此作为区分三教的标准.因此,李材提出的"止修之学"具有三重意义:回应心学流弊、严明儒释之辨以及重思心性与秩序的关系.     

理不迁、物不迁与心不迁——憨山德清对僧肇“物不迁”义旨的诠释

正憨山德清的《肇论略注》在晚明佛教界多年"物不迁"诤论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该注既整合各家的注疏,又融入自身的禅观体验,是晚明注释《肇论》的重要论述。本文通过着重分析《肇论略注》以及憨山涉及"物不迁"义理的其他著述,说明其在诠释"物不迁"义理时所展现的特点。具体说来,憨山"物不迁论"义理的诠释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生活即审美:晚明社会生活美学探蠡

随着晚明社会消费文化的兴起,晚明士人通过"身-物"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新审美感觉型塑着晚明社会艺术化生活之风。晚明士人无论是饮食生活以个性化、联觉化、本色化为美的审美追求,还是服饰生活以艳丽化、复古化、新奇化为美的审美特征,抑或是家居生活既致力于营构一种极具文人品味的意境之美,又以其身体愉悦感为基础所形成的趣味时尚,皆是其精致的唯美文化的表征。士为风俗先的表率作用,导致此种唯美文化不断播散,进而掀起晚明社会艺术化生活之风,其正可以与晚近西方社会日常生活审美化之潮相互对话。在此意义上,探寻晚明中国唯美文化不仅意在展示晚明中国"人与文"觉醒的历程以及"何为美好生活"的实践可能、重视中国审美文化史;更是以"中国眼光,为人类目的",回应世界范围内因工具理性的宰制而兴起的生活审美化的主潮,以特殊性的中国审美文化资源来寻绎超克全球现代性的困境之路。     

晚明山居诗的佛理阐释与文化意蕴——以紫柏真可为例

山居诗属于山水田园诗创作范畴,可以分为文人山居诗和僧人山居诗两类。文人山居诗多用于抒发山水之乐、隐逸情怀;僧人山居诗则多用来表现山居修道的禅悦体验,传达苦空无常的佛教义理。僧人山居诗是随着僧俗交往的密切,在文人山居诗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自中唐以来,历代禅宗典籍中保存了大量以"山居"为题的作品,山居题材为僧诗所常见。到晚明,随着佛教的"短暂复兴"、居士文化的繁荣,僧人山居诗创作出现高潮。晚明"四大高僧"之紫柏真可、憨山德清都有大量诗作留世。     

晚明美术思潮与西画东渐探析

晚明时期的西画东渐面临着文化的冲突和历史的考验。为了研究其传播之初的艰难之处,可从晚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因素的角度,以晚明各大美术思潮为对象,类比研究西画在华之初所面临的困境及困境的来源。而舶来品西画在与本土深厚的文化审美基础之间的"较量"中,被动的西画东渐活动,必定随波逐流于本土主流美术思潮之中,只有"被改良"才能得以在华生存。     

“参究念佛”的流行与争议

<正>有学者指出,中国佛教"前期以开宗立派为顶点,后期以禅净合一为主流"。"禅净作为中国佛教分别代表自力和他力两极,它们在理论上还是有一定的共通之处,所以在经过长期的内部紧张后,终于缓和矛盾走向融合,制造出兼具双方之长的修持模式"~([1])。可谓对晚明禅净双修盛行的一大说明。佛教史上早已有之的"禅净双修"的修学思想在明代得到发展与深化,带来了"参究念佛"等修持法门的流行。"参究念佛"这一法门萌芽于元末明初,在明中期被明确提出,晚明时期流行于丛林,     

以教引实--从中西神性思想看晚明基督教入华

中西神性思想的相通之处使基督教得以在中国传播并为部分晚明学人所接受,而二者之间的差异则决定了基督教东传的种种曲折与反复,决定了基督教传教士与晚明学人之间的差异:前者旨在"学术传教"①,而后者则重在"以教引实".     

晚明心学功夫的时代意识与实学精神——以邹元标为中心

中晚明学风日益弊陋,邹元标在晚明"救世"思潮语境中建构起富有实学精神和时代意识的心学功夫体系。它以心为体,以知行合一为致思维度,以修悟合一为实践向度,直指清谈务虚、不事践履的晚明学风,具有对治时弊的时代内涵和实践价值。邹氏功夫论是对王学末流的拨乱反正和阳明学精神的回归,对于理解晚明心学衍化及后世对其不当评价提供了新的思考向度。     

"理学"、"天学"之间--论晚明士大夫与传教士"会通中西"之哲学深意(上)

本文从考辨"西学"原型、追寻晚明士大夫与传教士"会通中西"之哲学深意上立说,运用概念辨析与历史重构相结合的哲学史方法,分析论证了晚明新起的学术思潮,及"预流"于其中的"少数创造者"士大夫与传教士群体之学术旨趣及其"近代"意义.认为:晚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欧洲传教士输入的"西学"原型,是以"天学"为核心的亦宗教亦哲学、亦政治、亦科技的复合体;以李贽、焦竑为代表的"三教归一"论和以徐光启、王徵为代表的"中西会通"论,这两股学术思潮共同导致了晚明王朝的理论危机;利玛窦立足于"天学"的宗教立场,徐光启立足于"理学"之哲学立场,共同确立了"易佛补儒"的"中国式"传教总策略,利本想依此进入中国士大夫上层社会以传播福音,徐本想依此恢复"朱学正脉",以挽救王学末流丧失儒家经学支柱之危机,结果却因意想不到的宗教角色向学术角色的转换,造成了千载难逢的"中西会通"之历史机遇,出现了"会通中西"之大量科技成果.<畏天爱人极论>是泾阳王徵的哲学创作,它是以"理学"会通"天学"的神哲学范例,其价值不在科技著作之下.     

“吴门”园林画与戏曲版画的交融——《环翠堂园景图》的视点与空间建构

《环翠堂园景图》是晚明有代表性的徽州园林版画。文章从视点高度(即远景和近景)和空间建构角度来讨论这幅画作为"吴门"文人园林画影响下的产物和戏曲小说刊本插图体系中的版画,画面中两种不同风格如何交融,借此反映出晚明雅俗共融的文化氛围。     

晚明“经世致用”内涵的革新与突破--兼论儒学与科学的关系

经世致用作为儒学的精神特质,其内涵历有嬗变,至晚明时则因与西方科学的互动而有重大革新与突破。经世致用的革新缘于士人对儒学发展逻辑的深刻感知和主动展开。"经"的权威淡化为儒学与西学的互动创造了良好氛围;"世"的现实转向为士人引入科学开辟了通道;士人对"用"的追求不仅推动着"致"的体系中增添了科学演绎方法,而且对"不用为用"新内涵的接纳意味着求故的科学精神在儒学体系中逐渐融入。经世致用内涵在面向传统革新的同时,也因科学知识、方法、精神的融入实现了突破。经世致用内涵在晚明的变动意味着它非但没有阻碍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反而推动了科学在中国的扎根,是儒学与科学良性互动的典型例证,展现了儒学的勃勃生机。     

王畿的良知信仰论与晚明儒学的宗教化

中晚明阳明学的宗教化,不仅构成儒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还可以为中西方的比较宗教学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本文首先考察中晚明阳明学核心人物王龙溪的良知信仰论,以为阳明学宗教化的具体个案。然后在此基础上,力求在一个比较宗教学的视野中揭示中晚明阳明学宗教化的基本特征与不同取向。     

李材的心性论及其定位北大核心CSSCI

李材的心性论是对阳明良知说的修正,奠定了中晚明重性思想的理论基础。然而论者大多只关注李材的心性之辨,而对其统合心性所作的努力缺少注意。本文在"回归性体"这条线索下,从"心性之辨"和"统合心性"两个方面探讨李材的心性论,力求更为全面地对其心性论和意义予以定位。尽管李材的心性论离开王学,但与朱子学尚有距离,其学说在融合朱王的基础上发展出自身的特点,足以成为晚明哲学天地的一个重要资源。     

论晚明居士佛学的思想特质及其效应--兼论晚明"狂禅"现象

禅教归净、性相会通、性悟事修相结合,构成了晚明时期佛教圆融思想的重要内容,对晚明佛教居士修学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其佛学思考的基本导向。本文指出,晚明居士佛教由禅净并行而摄禅归净,由返经明教而学行并重,以及智慧与信仰齐举、修身与修性并重的思想特质,体现了晚明儒佛调和思潮下佛教经世务修的思想取向,并以此消解晚明盛行一时的“狂禅”现象。     

管志道《大学》改本研究

阳明后学管志道的《大学》改本,是研究晚明儒学思想的重要文献。管氏改本的产生,既有朱子学派与阳明学派思想交锋这一内在因素的影响,又有晚明社会风气求新求变这一外在因素的推动。管氏改本深受丰坊伪《石经大学》影响,但其自身又具有鲜明的结构特点。就义理层面而言,管氏理解的"大学之道"、"造士之法"与朱熹迥异;管氏改本第二章居于核心地位,实为管氏的《格致补传》。关于《大学》著者问题,管氏推断是亲承尼祖道统的子思,而非朱熹所主张的孔子曾子"圣经贤传"说。管氏改本意在调和朱子学说与阳明学说,反映了晚明儒学思想之动向。     

李材的心性论及其定位

李材的心性论是对阳明良知说的修正,奠定了中晚明重性思想的理论基础。然而论者大多只关注李材的心性之辨,而对其统合心性所作的努力缺少注意。本文在"回归性体"这条线索下,从"心性之辨"和"统合心性"两个方面探讨李材的心性论,力求更为全面地对其心性论和意义予以定位。尽管李材的心性论离开王学,但与朱子学尚有距离,其学说在融合朱王的基础上发展出自身的特点,足以成为晚明哲学天地的一个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