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同意在中国不适用吗——“文化差异论”的认知错误

知情同意是在当代生命伦理学中最有影响的概念,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它已成为医疗实践和涉及人体的医学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的伦理要求。不少西方和中国学者认为,由于中西文化显著而根本的差异,知情同意不适宜于中国。指出了“文化差异论”的三个认知错误,即,文化差异论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和医学道德、西方文化以及知情同意的一系列误解之上的。基于文化的差异而拒绝知情同意在中国的适用性和必要性,显然不能成立。     

对伦理学历史演变轨迹的一种概述(上)

最早产生的伦理学理论主要是目的论的.超验目的论、幸福论、快乐主义是它的重要形式.效用主义是快乐主义的一种较晚近的形式.德性伦理学也是最早产生的一种目的论伦理学.中国儒家学说在其核心处是一种德性的伦理学.在斯多亚学派的学说中,德性与至善概念疏离后成为目的本身.在西方,德性伦理学又由于它具有的不同特点被称为完善论或自我实现论.从德性伦理学中逐步分离出独立的正当概念.康德在许多方面来说是从德性伦理学到义务论伦理学的联系环节.在义务论伦理学中正当(应当)成为核心的概念.在义务论伦理学中,基于对正当的不同解说,形成责任论与权利论两脉.康德学说是责任论的杰出典范.在权利论中,首先形成作为其古代先声的回应的近现代契约论伦理学.从这种传统中新近发展出程序论的伦理学.     

对伦理学历史演变轨迹的一种概述(下)

康德在许多方面来说是从德性伦理学到义务论伦理学的联系环节.在义务论伦理学中正当(应当)成为核心的概念,基于对正当的不同解说,形成责任论与权利论两脉.康德学说是责任论的杰出典范;在权利论中,首先形成作为其古代先声的回应的近现代契约论伦理学,从这种传统中新近发展出程序论的伦理学.     

威廉姆斯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颠破”

伯纳德·威廉姆斯是20世纪哲学伦理学领域颇具建树的人物.他以“我应该如何生活”的古老传统命题为切入点,质疑理性主义的道德哲学,主张伦理学的不可法典性,“颠破”传统规范伦理学中的见解,对德性伦理学的复兴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他的这种“颠破”具体体现在他对结果主义(功利主义)和义务论的批判,以及试图利用“内在理由”和“实践必然性”等概念来重申伦理生活的本质和复杂性上.     

论尼古拉·哈特曼价值论伦理学的典范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有三股浪潮共同汇聚于价值哲学,一是洛采成功地完成了后黑格尔时代德国古典哲学的价值哲学转型,随后这一转型最终在其学生文德尔班那里构成了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即\"价值哲学\"学派,但这一学派并没有真正将价值论与伦理学结合起来;二是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价值哲学比较好地演变成为意志主义的道德哲学;还有一个是以迈农为核心的奥地利格拉茨价值哲学学派,从新兴经济学中形成的\"边际效用\"理论发现了可将\"价值概念\"引入哲学,之后在哲学层面将价值与物的\"有用性\"成功分离,实现了价值论与伦理学的结合。迈农的哲学深刻地影响了现象学运动,从布伦塔诺到胡塞尔的大量伦理学著作,都将伦理学建立在价值意识基础上,终于在现象学三巨头之一的马克斯·舍勒那里提出了一个克服现代伦理学典范——康德伦理学形式主义——的核心概念:质料的价值伦理学。然而,真正把价值问题作为伦理学两个基本问题之一的是尼古拉·哈特曼,他是真正将伦理学建立在价值学之上的最伟大的创新者。其《伦理学》以\"伦理价值学\"为核心,视亚里士多德为\"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之源头,百科全书式地综合了历史上一切价值体系,成功实现了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和康德道义论的完美结合,成为一种新伦理学类型的典范:价值论伦理学。     

传达真相与说出真相的区别

传统道义论伦理学认为说真话是人的尊严的关键,但没有作出说出真相与传达真相的区别。真相说出后会经过传达的过程,而传达的过程会反转句子的真值,到底说出的句子的真值还是传达到听众那里的真值才是伦理学关心的对象?似乎是后者,但如果是后者,将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结果?关键是,听者对说者的信任度可以有从零到一的分布,而且说者对听者的信任度也可以有所了解。这样,要传达真相,就与说出真相非常不同。     

我对人生的“领悟”

有感于人生的艰辛和世事的纷扰,能够冷静从容的面对这一切,在于对生命和人生的领悟。记得作家张贤亮做客“艺术人生”时,有一个观众提了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张老师,你好,我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在我读大学的时候,看过你很多的小说,它陪伴着我成长,比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灵与肉》等,你的反思文学对我国新时期文学产生了不可抹灭的影响,但是,毕业以后我没有看到你更多更好的作品,你却成了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的董事长,     

统合效用主义的六个奥义特色

统合效用主义由作者于1991年提出,与传统的行动效用主义和R.B.勃朗特脱(R.B.Brandt)以及J.C.哈桑尼(JohnC.Harsanyi)等的规则效用主义不同。本文概括了统合效用主义的六个特色。即:(一)它本质上是唯物论的、经验的和非形而上的;(二)它以人为目的,所以效用主义是人本化的;(三)它是软线的、灵活的,而非绝对的;(四)它的价值取向是主观主义的;(五)效用是唯一可以量化和计算的维度;(六)行动层面是唯一可以计算效用的层面。这六个奥义特色可作为效用主义是否可以成立的充要条件,并可据以区别统合效用主义与其它的效用主义。     

有别于“心本体”的“意本体”——对作为宋明新儒学归宿的刘蕺山哲学的重新定位

蕺山学与其说如牟宗三所认为的那样,仅为阳明心学的补充和完善,不如说以其以意易心,代表了一种迥异于心本体的全新的意本体的哲学在宋明新儒学中的崛起和形成。而意的合内外、一天人的性质又决定了,一种真正的意本主义实际上也即一种身本主义。这种身本主义不仅使蕺山的本体论与工夫论彻底地打并归一,而且使其学说最终实现了从宋明新儒学哲学的意识知觉范式向中国传统哲学的身体行为范式的理论皈依。也正是在这里,为我们豁显出了牟宗三中国哲学解读中的那种流于康德主义的理论误区,并使超越牟宗三成为今日中国哲学思想之真正光大弘扬的必然的趋势。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性接纳——论《物理学》卷1章1中的一个“普遍”疑难

亚里士多德在其《物理学》卷1章1中提出了他著名的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即从对我们而言清晰明白的事物出发逐渐进入到就其自身而言清晰明白的事物。在阐发这一研究进路的同时,亚里士多德指出一切探索原因的科学研究都从某种“普遍之物”出发逐渐进入到个别的事物。这种观念将读者带入某种“普遍”疑难,因为它既不符合我们对科学研究以“普遍”为旨归的常识性认知,也无法与亚里士多德本人在其他文本中对“普遍”的相关论述相调和。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对理念论的批判读者不难发现,亚里士多德此处对“普遍”的不寻常运用也许有其柏拉图的根源：亚里士多德将柏拉图意义上分离的、作为某种普遍之物的理念理解为是对事物实存的某种确认,并把它作为不可分离的属■或者本质属性■接纳到自己的体系中来,并视其为某种科学研究的起点。     

“善良意志”与道德权限

“善良意志”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他将善良意志提升到道德领域的至善地位,从而确定了道德的纯粹性。他还借助善良意志划分了善与恶的界限,指明了责任作为检验善恶的标准,将传统德性论的品质和功用主义的幸福都排除在道德领域之外。由此,康德还将伦理与道德的界限做了区分,他强调伦理与道德各自明确自身的权责,从而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论亚里士多德的善

善是存在的本体。它是幸福。最完美的幸福是沉思。对于这种活动,人们不能够言说（称赞）。善是好。好是主体的私意的表达。这意味着善依据于主体的自愿、私意,并能够带来欢乐。善是真它陈述了现象的关系。真仅仅关注现象而不是作为存在的真正的善因此,真的善其实并不真。     

Fallacies and moral dilemmas

The continuing debate between utilitarians and deontologists often takes the form of disagreement over how particular moral dilemmas are to be resolved, but protagonists on both sides tend to overlook the possibility of resolving a dilemma with remainder, such as regret. The importance of remainder is also overlooked by critics of some absolutist ways of resolving or slipping between the horns of certain moral dilemmas. Moreover, deontologists, if not utilitarians, can be criticised for overlooking the possibility that, according to their theory, some dilemmas may be irresolvable. Virtue ethics, with its concentration on the agent, readily accommodates both mention of remainder and irresolvable dilemmas, and yields a specification of tragic dilemmas which the other two theories might like to take on.     

心灵观念的祛魅

通过一项疫苗临床试验国际合作项目的实施,讨论了如何在科学研究中贯彻落实GCP。结果表明,ICH提出的13项GCP指导原则在疫苗临床试验中得到了充分的实施。GCP不仅是临床试验的管理和指导原则,同时也保护研究对象的权利、保证资料的可信和自觉遵守标准操作程序（SOP）的意识。     

Right Action as Virtuous Action

I argue in favour of the central claim of virtue-ethical accounts of right action: that right action is virtuous action. First, I disambiguate this claim and argue for a specific interpretation of it. Second, I provide reasons to prefer target-centred over both agent-centred and motive-centred accounts of virtuous action. Third, I argue that an action is right if, only if, and because it is overall virtuous. Finally, I respond to important arguments to the contrary.     

"视天下无一物非我":论张横渠的生态伦理观

本文从横渠文本的义理脉络出发,讨论了横渠思想中所蕴涵的生态伦理观念。文章认为,横渠的思想乃是从万物同一的宇宙本源论出发,以“尽性”、“大心”以“肖天”为境界追求的一种根源性生态伦理。文章从“人但物中之一物耳”、“君子教人,举天理以示之而已”以及“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三个方面对横渠的生态伦理观念作了提纲式的说明,并认为,在横渠,人与自然的共亲一体,赋予人感通万物、成就万物,并引领万物至和谐之境的一种伦理担当。     

德性与善

从根本上说,德性不仅是完成人们的内在利益所必需的品格,同时也是有益于整体生活的善的品格。德性作为一种品格,它在成就人的至善行为中能稳定和促进人的向善能力。     

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的历史流变及其启示

自古至今,西哲们紧跟时代的脚步,不断把西方的政治伦理观推陈出新:美德政治伦理、神性政治伦理、非道德主义的政治伦理、权利政治伦理。全面、系统地梳理和展现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的演变及其价值诉求,对于理解和把握政治伦理学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     

企业伦理的德性主义进路及其条件——以所罗门的亚里士多德方式为例

理解企业伦理的德性主义进路不可或缺。美国当代著名经济伦理学家罗伯特·C．所罗门成功地将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引入企业伦理学,为人们把握企业伦理提供了一条德性主义的诠释进路。而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强调实践、团体、人对幸福的追求和追求卓越等也为企业伦理的德性主义进路提供了思想资源。而美德自身也能够使人们正确地理解商业和商业伦理、使经济交易成为可能、使经济的运行更为成功。但德性主义进路不是没有条件的,它需要个体或企业具有良好的道德价值观念和良好的判断力,也需要规范伦理与之匹配,以及一个尊重美德的社会环境和相关的制度安排。     

《易传》“德”论研究

“德”在《易传》思想体系中不仅仅是一个反映人类社会行为规范的伦理范畴,而且还是一个统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动变化发展规律的哲学范畴。因此,系统考辨“德”在《易传》中的重要作用,对于全面把握《易传》思想体系具有重要意义。